王振耀：中国慈善走向现代化须提升社会服务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并由财经杂志和集善嘉年华承办的“中国公益论坛”于2012年11月30日在中国北京举办，凤凰网公益全程报道。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在与凤凰网公益对话中表示，中国的慈善要迈向一个大台阶、迈向现代慈善，必须和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联系起来。

以下为采访实录：

从全世界的慈善历史看，一百多年前当美国、英国开始做现代慈善的时候，都是紧密的和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连着的。1874年，美国开慈善大会的时候，马上就加一个词，“慈善与校正”叫correction，它其实是马上就和社会工作联系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很快的建立了社会工作的学院，做专业化的社会服务。

中国的慈善，我认为要迈向一个大台阶，迈向现代慈善，其实必须和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现出慈善的力量，慈善的力量绝不仅仅是善的力量，这种善的力量其实是需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种服务就是包括照料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其实还有包括精神病人，包括各种各样的项目。这些项目它其实是需要专业的，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争论，我们的慈善迈不开大步，关键就是社会服务和慈善没有联系起来，社会工作和慈善没有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中国慈善必须要迈出的一个大步，一旦迈上这个台阶，其实要做的时候，要整个发展现代慈善的时候，政府和社会就会非常明白，大家需要专业，专业就是一个职业，职业就需要由持续不断的这种经营，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教育体系、培训体系，当然职业体系就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大概是现在中国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要转型的重要桥梁，或者说重要的领域，没有现代的社会服务，其实中国的现代慈善将做不起来。

我是简单的说，我说中国到现在社会大众一直都在说财富的量的分配。其实量的分配我们有几千年的经验了，现在是当大家都吃饱肚子了，并且很多富豪都有很多钱了以后，他们发现有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比如说从富翁到高级官员，以及到普通群众，人到了80岁以后，需要专业化的照料和护理在哪里呢？中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种财富的量的分配转化为各种专业化服务的提供，其实我们这个财富放在面前，你也没有办法享受它，为什么？你把钱生在整个屋子里面都是金山，你躺在这。过了80岁了，谁来提供专业化的照料服务？

儿童教育也是一样，从零岁到七岁，难道我们就是知道让孩子们背东西吗？其实不是。现在的儿童教育有非常多的专业，他需要我们来开发、拓展，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现在仅仅谈财富的量的分配，已经是远远不够了，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针对所有的社会大众、所有的社会成员，当然其中特别是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等，这样一些社会特殊群体的社会服务体系，一定要建立起来，它等于把财富简单的从量的这种分配，变为各种各样的服务，组织、服务职业、服务体系的这样一种转型，没有这样的转型，中国社会其实迈不过这个坎儿，你就是使穷人变成亿万富翁，他的很多服务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现在富豪的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高级官员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说都有钱，专业化的服务在哪里？没有。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贵州毕节那个地方五个孩子遇难了，大家的反思，政府责任没尽到，我把他撤了。你撤了八个官员，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你撤了100个，你把现在的所有官员都撤掉，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孩子是需要专业化的、技术性的，各种各样的服务设施的照料。

我前天在香港，特别昨天跟香港的很多专家在讨论，都是这样，他们即使在香港、台湾，他们都有非常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员、政府的组织体系，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大陆有吗？基本没有，即使在北京和上海。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的转型，我们是拿着钱，坦率的说，买不到服务。

我觉得这个转型需要是多方面的。第一，理念转型。我们的专家和学者要注意学习现代的慈善和社会服务的理念，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知识，我们的理念如果不转型，那整个社会还是没有办法遵循的，这个转型也包括我们媒体工作者来转型，转型就是多介绍外边的社会服务的项目、社会照料、社会工作的情况，其实一部简单的录像带可能就影响13亿人的命运，这就需要把简单的热点变为深度的热点，不要停留在撤职，不要停留在对抗，而要停留在建设、开放。

第二，毫无疑问，需要政府政策的转型。政府政策也需要及时的跟上来。

第三，也特别需要我们社会组织，我们的慈善界要真正有转型的紧迫感，因为我们慈善界现在坦率的说也沾染了不少传统的理念。我常常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有很多斗争型的理念，缺乏建设型的经验，斗争型的理念上来就会说，我们是草根，他们是政府背景的，好像把这个身份说的特别重要。我没有听见政府这样说，但是我常常是听见我们很多专业化的服务组织掩饰自己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掩饰自己的职业和定位，拼命的在那里说，我是草根、我是草根，我是公民社会，那暗含的就是有一种阶级斗争型的思考方式。所以整个社会转型不是特别困难，但是需要我们的理念。如果这个理念转过来了，因为这不需要割一批人的，在这里没有既得利益，谁是既得利益？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群众都没有专业化的服务，谁是既得利益者？没有既得利益者。其实大家在这种转型中都会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不然不行，我们谁都转不过去，自己在折腾自己，所以这个时候理念转型特别重要。我们媒体的宣传、介绍也特别重要。

体系化和职业化我就觉得是这样，首先恐怕我们一定得意识到，如果现代慈善发展起来，中国大概要几千万人的就业，就做养老，随便测算一下，1000万的专业化这种护理、管理的人员是不够的，上千万的。儿童呢？还有其他各行各业在国外是很多，在美国3亿人口的国家就有1000万人，就是1亿人就业，1000万人在做各种各样的慈善和社会服务的工作。我们是13亿人，我们假如说是它的几倍，那是3000、4000万，4000、5000万，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职业体系，它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标准。这是一个体系大家一定要清楚。

第二，一定是有教育体系。教育体系要出来，一定纳入国民教育的整个体系当中，它有各种各样的学问、各种各样的专业，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新型大学，甚至各种各样的专业培训的学校，我觉得这是需要的，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比如说养老。国外到现在有非常多的专业养老培训的学校，甚至是大学。我们国家一所养老护理的学校也没有。所以说这样的职业体系，它其实是需要有很多支撑的，接着就是标准，接着就有各种各样的培训，接着就有各种各样的管理，研究、咨询，各种各样的体系，我认为会起来。它是一个系列，所以现在是到这个时候了，没有系列，某一个方面往前走不远。

国际交流其实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要把外边的经验请进来，因为很多社会服务标准我们一下难建立起来，我们应该“走出去”学习他们的经验。另一方面，其实现在非洲，包括欧洲，包括很多发达地方，也需要我们中国支持一定的慈善项目，因为我们很多的企业在那里，我们有很多的生意和他们做，其实我们也需要很多慈善项目在那里投资。像对于非洲的这种捐赠，在非洲比如说捐希望小学，那是整个用中国的经验，用中国消化过的整个现代慈善的经验，去那里做项目，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的回报是相当多的。第一个，我们的回报肯定是我们的这种中国人的乐善好施理念终于在国际社会，通过民间团体来得以实施，我们让全世界的人，特别是希望工程，让非洲人了解了中国人，和中国人形成了非常好的友谊，巩固了社会基础。大家慈善组织经常来、经常去，这样就不仅仅是国与国的政治性交往，它也是社会性的友谊，社会性的纽带建立起来了。

第二，其实我们在那里也会学到很多非洲的不同性思考、文化，会带给我们很多这种技术、理念，甚至包括他们的多样性，我觉得是很多的，可以这样直接的学习。通过到国际的交往，还学会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国家也需要建立一个国际化的管理方式、管理结构，我们没有经验，过去怎么管理，我们怎么到国外资助，我们没有。现在急需要建立这样的组织结构、组织方式，如果我们通过这些学会了，将来我们的慈善国际化就会非常的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