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去行政化提速 政府购买NGO服务现状调查

2012年03月27日 10:22
来源：公益时报 作者：陈江宏 马怡冰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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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方面的发展正在提速。

国务院日前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研究制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

而近年来，多地政府已开始进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尝试。本期，《公益时报》记者对深圳、北京、上海相关购买模式、制度建设、所遇问题等展开调查，以期呈现该领域当前的发展状态，并为相关人士提供借鉴和参考。

深圳：制度保障政府购买服务

■ 本报记者 陈江宏

早在90年代中期，深圳即已从城市环境卫生领域开始政府购买服务尝试，最早的购买尝试从城市环境卫生领域开始，此后逐渐延伸至行业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纠纷调解、社区服务等公共领域。目前深圳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模式主要有采购、转移委托和资助三类。

深圳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表示，在社会公共服务上，“官退民进”是发展的大趋势。

3亿元购买社工服务

在深圳，政府部门购买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方式的是直接“采购”社工服务：对社工岗位按照程序进行招投标，中标单位按每个社工每年7万元的标准给付资金。

来自深圳市民政局的介绍，深圳对这一模式的招投标引入了竞争性谈判，由市政府采购中心统一组织实施。在竞标中，会从采购人代表与专家库中随机抽选社工、财务、法律等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最终按照机构上年度评估结果与机构表述、答辩情况7:3的比例进行评分，根据得分高低选择中标机构--2009年，该模式被评为“中国政策十大创新”.

一年后，富士康员工连环坠楼事件让深圳社工走入公众视野。

当时有评论人士认为，深圳是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的先行地区，在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向富士康派驻社工应当是“最可行”的选择。2010年5月30日下午，“深圳关爱行动”动员会在深圳市公安局召开，一个由近千人组成的“义工”团体，开始进驻富士康公司在深圳的各大厂区，其中，有220余人正是深圳的专职社工。

“当时，经过我们个案谈心，发现有489名年轻员工存在明显的自杀倾向……”曾参与富士康社工矫治的一名资深社工告诉《公益时报》记者，“针对青年工人们的具体情况，我们采取开展个案谈心、小组对话和社区活动等方式干预富士康的工人群体，效果非常明显。”

2010年，曾任中国社工协会督导、深圳慈善公益网理事长颜政，亦亲身经历了这场考验，他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促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帮助企业建立社工制度，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企业管理的必然要求。他介绍，以深圳慈善公益网售出的社工服务，这几年就已经“翻了几番”,从10年前的500元开始，到2010年，政府购买公益网的社工服务资金已达800多万元，“未来五年，我们要向社会提供社工服务5000万元，应该全都是政府购买”.

而据马宏透露，目前深圳现有社工资格的人士已经超过3000名。近4年多来，市区两级用于社会工作发展的资金达3亿多元。

“种子基金”

在深圳，很多社会组织都知道“种子基金”,它依托福彩公益金设立。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种子基金”是通过深圳福彩公益金设立的专项经费，以资助社会组织开展的服务项目。在深圳，社会组织一年中有两次申报机会，申报成功的项目最多可获得50万元配套资金--一个项目要通过申请，必须要经历策划初审、专家评审、内部讨论、公示等程序。对于每个资助项目，将会开展中期绩效评估以及资金监管，政府给的资金也不会一次给完，视跟踪情况分期发放。

去年5月，深圳北斗社工服务中心的“深圳家政女工帮扶计划”在深圳福彩公益金的资助下正式启动。在向“种子基金”递交申请的3个月后，获批了48.9万元的配套资金。实际上，深圳北斗社工服务中心先后申请了多个“种子基金”,但并不是每个项目都能获批资金。而他们总结认为，若想向政府要到钱，首先就是注重扶贫关爱的项目，其次要有创新，第三在资金和操作度上还要具有可行性。

“我们要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界定清楚”,马宏认为，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应明晰自己的角色定位：让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提供，政府则全力投入到公共服务的规划、资金安排和监管中--政府不仅是“买方”,更是社会组织的“伙伴”.

来自深圳市民政局的声音：“种子基金”自2008年起，已经征集了500多个社会公益项目，经评审对其中103个公益项目进行资助，总资助额达4700万元；与此同时，深圳每年还举办“公益创意项目电视选拔大赛”,也前后征集了500多个公益项目。这两个直接对项目进行资助的渠道，使得不少社会项目得以落地。

创新与担忧

马宏认为，深圳的举措是源于对社会组织性质、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认识，明确其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以及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政府利用社会组织的资源和渠道，通过资助形式，由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产品。目前在深圳，所谓“资助”主要通过补贴制、服务券制和项目制来实现。

深圳民政局相关人士也坦言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购买服务的事项范围缺乏明确界定，购买服务的财政预算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购买服务的合同文本不够规范和完善，监管评估体制机制还存在不足等等。

而在深圳民管局局长马宏看来，未来深圳的政府部门在向社会组织采购社会服务时，将进一步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政策，主要将通过推进“种子基金”和公共财政资金的对接、建立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平台、完善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等方式加以改革。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思考如何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

即便如此，大量社会组织的担忧亦存在。“我们机构还没有资质，也肯定申请不到”,有草根NGO工作人员向《公益时报》记者反映，看似复杂的流程也让一些草根机构望而却步。不少圈内人士也流露出对书写“项目书”的压力。“因为资金不充裕，请不了很多人手，我就自己写，20多页内容，但最快也要一星期。如何书写更完美、更专业的项目书，是不少人必须要直面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