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秘书长王汝鹏：红十字会不是一般公益慈善组织

4月底，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在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

要增加红会的开放性

《中国慈善家》：这次芦山地震救援，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某些表现依旧持质疑态度，你怎么看?

王汝鹏：我的观点是，红十字会要埋头做事，人在做，天在看。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位来捐款的企业家，他说自己在捐款前征求了公司员工的意见，有些员工都建议他不要捐给红十字会，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捐给我们。他说他看的是实际行动。芦山地震后，他看到红十字会的救援队是灾区救灾的主力之一。在灾区搭建帐篷最多的机构，除了民政部的就是红十字会的。所以，他觉得红十字会是做事的，救灾是专业的。

《中国慈善家》：我们观察到，这次地震救援在物资供给和信息沟通方面还是显得比较混乱，红十字会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王汝鹏：25日上午，我们内部开了一个讨论会，邀请了一些社会公益组织来参加，讨论的主题是：抗震救灾中的社会组织合作。开会前，我们担心这个会开不起来，怕别人误以为红十字会要当头做老大。没想到，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现场讨论也很热烈。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了红十字会作为枢纽型组织的特殊作用。红十字会与政府对话相对容易，其他民间组织则难一些。这次地震救援中，我们获得的很多救援信息是政府提供的，我们的定位是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

讨论会最后达成的共识是：社会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应该互相协作、互相欣赏、互相支持，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社会组织之间不能互相竞争、互相封闭、各自为政。以前，中国红十字会开展这样的横向合作很少，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地转变观念、改革创新。这次募集的资金，我们考虑30%左右用于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剩下的70%，除了红十字会自己援建一些公共服务和民生项目外，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购买他们的专业服务。过去，我们的目光只局限红十字系统，属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我们要增加红十字会的开放性。

《中国慈善家》：物资供给和信息沟通混乱的问题，其实在汶川地震救援中就凸显出来了，为什么这五年里中国没有建立完善的应急协调机制?

王汝鹏：整体上说，汶川地震之后，我觉得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成熟和进步了，但中国民间组织的救援行动跟国外，尤其是美国、日本的民间组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提高救援的组织协调能力。其实，在紧急救援阶段，有些不具备救援能力的公益慈善机构没必要去灾区，它们可以留在后方募款、接受捐赠、提供资源。如果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没有完善的组织网络，到了灾区也做不了什么事。接下来的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这些有专长的社会组织则能发挥很大作用，比如参与社区服务、健康促进、帮助灾民心理辅导等。

品牌保护方面还有很多瓶颈

《中国慈善家》：既然“郭美美事件”这么深刻地破坏了红会的公众形象，为什么不通过司法途径彻底调查郭美美一事?

王汝鹏：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郭美美和红十字会没有关系，郭美美炫富的钱和善款没有关系。但有些人偏要拿这事恶心你、妖魔化你。试想，如果郭美美炫富的钱真的是红十字会的善款，中纪委、监察部早就立案调查了，司法机关早就介入了。郭美美在微博上注册了那么一个虚假的身份，的确损害了红十字会的声誉。我们不是没有采取法律行动，也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向法院起诉过，但法院没有立案。

《中国慈善家》：现在，公众对红十字会这样的官办慈善机构颇多微词。你觉得中国的官办慈善机构最终将走向何处?

王汝鹏：准确地说，红十字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慈善组织，它有一部分慈善的职能。但更多的是要承担法律赋予的特定职责，如三救三献和国际人道援助工作。红十字会与民政、卫生部门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但不是隶属关系，中国红十字会是由国务院直接联系的。红十字会的性质、地位的确比较特殊，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缘起和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历程是紧密相关的。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就一定是腐败、低效、不透明的，只要一民间化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复存在。这种观点其实是有些偏颇的。纯民间的组织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他们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而已。每个社会组织，都会有成长的烦恼。官办不是万恶之源，民办也不是十全十美。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需要改革创新、平等相待，互相欣赏，共同发展。

《中国慈善家》：现在公众比较关心一个问题，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汝鹏：地方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分会。总会和分会是业务指导关系，还说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关系。我们共用一个红十字品牌，但总会对分会的制约很有限。全国县级红十字会就有2000多家，哪一个基层红十字会出了问题，板子都会打在整个红十字会身上。因此，我们在品牌管理和保护方面还有很多瓶颈，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