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2011年12月30日 11:36
来源：凤凰网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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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另一个有时会和社会企业相混淆的术语。企业社会责任通常会委托由某个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拨款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在当地从事一些慈善工作。例如，某个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可能会向一家医院或学校捐款，为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奖学金，或是赞助在当地海滨或公园进行的大扫除。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主要用来树立公司形象，推销公司是一位“好邻居”或一位“好市民”的理念。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来说，没有什么错，但它和社会企业没有实质关系。

相反，社会企业直接致力于改变穷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或是在世界上发起其他社会改良运动。某个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营利公司可能会把其资源的95%用来产生利润，而将5%（或更少）用来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则会把其资源的100%用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或许还与一些开明的企业领导人恪守的好公民的某些规章制度有关。不是每一家企业都会成为或者应该成为社会企业，但是即使是传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也应该遵从某些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

每位企业领导人都应该遵从的第一个责任原则是，要设法确保企业不会危害这个星球上任何人的生命。我希望能够看到每一位企业管理者发誓，保证我们的世界不会因其企业的存在而变得更危险。这意味着要用一种安全的方式去经营企业。例如，遵循正常的程序以避免有伤害工人的危险，意味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要能让人安全使用，而且也意味着要采取措施避免污染环境或是促使全球变暖。在我看来，一个自认为致力于恪守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公司在实践中至少应该落实这些基本措施。

第二个责任原则更进一步，要求企业致力于使我们的星球比该企业存在之前更安全。在这个原则之下，仅仅避免污染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必要去帮助净化空气、大海以及我们行走的地面，让它们变得比我们发现它们时更好。仅仅是生产不会伤害消费者的商品也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必要去生产能让使用者生活更轻松、更安全也更健康的商品。

第三个责任原则是，企业应该在世界和各个国家的权威部门制定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框架内活动。当然，这意味着要遵守法律以及关于安全、环保责任、财政公开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也意味着要积极促进企业努力支持本地、国家乃至全球的社会福祉。主张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应该力争成为好企业公民，通过它们的政策、程序以及实践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基于类似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筹划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不相冲突的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意味着企业要有助于造福很多人，而不是只关注股东的金钱收益。这种类型的企业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因此我们没理由不筹划这样的企业。但是我要再一次说，它和我所定义的社会企业不同。

举例来说，来分析一下“阳光普照”（TheSunShinesforAll）这家公司。这是家营利性企业，由社会企业家法比奥?罗莎（FabioRosa）创立，致力于向巴西农村提供太阳能。罗莎调查了位于巴西最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村民，那里很少有人接入区域电网。他发现，几乎70%的家庭每月至少要花11美元购买煤油、蜡烛、电池以及液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用同样多的钱，他们却可以租用一个包括线路、电灯以及电源插座的简单的家用太阳能供电系统。这样的供电系统不会破坏环境，而且更健康、用途更广。

现在罗莎的公司正在巴西南部的所有村庄安装这类太阳能系统，他希望最终在当地100万户无电家庭中，超过3/4的家庭能够用上该系统。显然，对于巴西的穷人们来说，这是一项社会福祉。但是“阳光普照”公司不是一家社会企业。这个企业计划要求内部回报率为29%~30%—这是罗莎计算出来的能够吸引以营利为目的的外国投资者所必须达到的标准。

严格恪守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营利公司试图让其对利润的追逐能与社会声誉保持一致。然而，它们为营利所作的投入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其对社会事业的贡献。在营利公司现存的经济框架下，它们不得不让公司首先追逐利润，然后才附加考虑其社会功能—前提条件是社会功能不能妨碍其对最大利润的追逐。

这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平衡。例如，如果有一天巴西的经济条件迫使罗莎作出选择，一头是为其国外投资者争取高利润回报率，另一头是为其农村电力消费者争取低廉的租费，那么罗莎会怎么办呢？由于罗莎的公司是按照传统营利公司的模式来组建的，所以要想服务社区就必须承受让投资者满意的压力。而社会企业则不需要面临这种选择。相反，社会企业就是专门计划来兑现社会福祉的。它无须考虑为任何投资者创造利润，因此它非常强大，而且其对社会事业的关注是专一的。

社会企业优于一般企业？这取决于你自己对好与坏的看法。如果你想赚钱，那么一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当然更好；如果你想解决人们的问题，社会企业就是你面前的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不能做这样的工作—或者几乎不可能做。

利润和社会企业

有些人问，为什么要排斥营利原则与社会福祉目标兼得的观点，或是像有时候所说的那种“行善得福”呢？譬如说，如果唯一目标是根除贫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务实地考虑如何实现呢？这其中也许应该可以务实地考虑利润问题。有些人可能会争论说，营利公司更能成功战胜贫困。营利的前景可以使它们吸引更多资本，更快地扩张其规模，从而更快地影响更多人的生活。这就是一些用心良苦的企业家所谓的“双重营利”或是“三重营利”观念。

我不反对营利。即使是社会企业也允许赚取利润，其条件是利润要留在公司而且用来扩大公司提供的社会福祉。（我常常使用“盈余”这个词来清晰地区分这种类型的利润和普通企业所赚得的使其所有者受益的利润。）利润留在公司并不是什么坏事。

然而，尽管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型企业，但它并不表示人们熟知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模式已寿终正寝了。正确地说，它为消费者、雇员以及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从而拓宽了市场；它给商业世界带来了新的维度，也为商务人士带来了社会意识的新观念。

要明确声明：我没有要求商务人士放弃他们现有的企业，也没有要求他们将其企业转化成为社会企业。我所要说的是：如果你为某个社会问题忧心忡忡，你可以通过社会企业的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是否想做这样的事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如果你转而选择传统企业的道路，没有人会谴责你；但是如果你遵循社会企业之路，你将会感到快乐。就我而言，我敢保证：这非常有可能！

所以我没有企图去努力强迫任何人启动或是加盟社会企业，但是我想要排除社会企业对利润的追逐或是给所有者支付红利的特征，进而对社会企业进行清晰的界定。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

首先，这涉及道德争论。我认为从穷人身上获取利润—尤其是追逐普通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是不道德的。事实上，这是利用我们同胞的痛苦来获利。对我来说，人类道德的行为准则禁止这样的事。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争论。这个问题在小额贷款领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模式的作用逐渐得到广泛认可，世界各地的组织开始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许多这样的公司紧随格莱珉银行倡导的这个模式—包括对贷款收取尽可能低的利息并给予贷款人成为银行所有者的机会。（在格莱珉银行，我们的最高利率是20%，而且有很多类型的贷款，包括学生贷款与住房按揭，这些贷款收取的利息相当低。）

然而，小额贷款领域里的某些营利公司通过收取过高的利息（有时年利率超过80%，甚至高达100%）而在经济上大获成功。他们为这样的利息辩解说，借钱给穷人成本很昂贵，为穷人办理小额贷款的成本费用要比传统贷款成本用费更高—这是事实，但是利息不应该远远高于资金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总和。

我曾经公开站出来反对过度收费，因为这违背了小额贷款创设的初衷—为穷人服务。用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来代替对乡村借贷者的传统剥削形式，不是我创立格莱珉银行的目的。

当商业人士问我为世界上最穷的人服务如何产生利润时，我回答说：“我对追逐利润没有异议，但是首先请给穷人摆脱贫困所需的帮助。一旦他们成为中产阶层，我就会鼓励你向他们出售你所能出售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那时你能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你要等他们不再是穷人了再去剥削他们，这是唯一要做的正确的事。”

我要界定社会企业，使其严格避免追逐利润的第二个理由是务实。在面临压力时，利润将永远胜过其他“底线”。

当你将最大利润和社会福祉混为一体，并宣称你的公司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时，实际上你是在给公司首席执行官出难题。他的思维过程会因此变得一团糟。他无法清晰理解你的意思。在利润与社会福祉需要平衡的特殊情况下，天平应该向哪边倾斜呢？假如通过减少一点点社会福祉能换来更多的利润增长，这样做可以吗？如何作出判断呢？在经济压力很大时（如经济衰退时）如何做呢？将所有社会福祉取消以期帮助公司生存下来，这样做是否妥当呢？为什么这样做或者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混合型”公司的理念没有给类似这样的问题提供清晰的指导。

事实上，在这类企业中，在斗争中利润通常能处于上风。公司首席执行官通常会倾向于—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支持利润，并且对其所产生的社会福祉夸大其词。而且如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对于真正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的问题有点儿不清楚，那么我们能想象得到，中层管理者以及生产线上的工人对此会更加迟疑。过段时间，社会目标的重要性将逐渐淡漠，而赚钱的需求在公司文化中会越来越根深蒂固。

这里可以举一个小例子。在美国，许多穷人依赖当地食物赈济点来解决饥饿问题。这些食物赈济点转而依赖于个人和公司的捐赠，以此来保证他们储备有捐给饥饿家庭的食物。最近几年，许多食物赈济点一直由一些杂货店支撑，而这些杂货店经常捐赠过期、破损以及包装上标识错误的无法出售的食物。饥饿的人们乐意接受这些“不宜出售”的食品，而这些杂货店也得到了“社区好公民”的好名声。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合作型社会责任组织是如何履行职责的。

然而，2009年秋季，美国许多食物赈济点宣布说出现了捐助亏空情况。一个原因是一种新企业出现了，这种企业的中间商从杂货店那里以30或40美分对1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那些“不宜出售”的商品。这些中间商转而将这些商品卖给低价商店，低价商店则将这些商品以通常价格的高折扣形式卖给消费者。对于杂货店来说，这是利润的一个新来源，但是这意味着这些曾经不宜出售的食物不能再捐赠给食物赈济点了。

我确实无法谴责这些杂货商利用这种新的业务渠道—他们的工作就是尽其所能获取最大利润。但是这个例子显示了把满足穷人需求的任务交由热衷于赢利的公司所具有的危险性。当利润和人们的需求冲突的时候，利润往往会取得胜利—而这意味着人们会失去获取福祉的机会。

社会企业为管理层授予了清晰的、毫不含糊的委托权。这里不涉及什么平衡，公司所作的每一个决定只能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什么有助于我们向社会提供最大可能的福祉？这并不意味着决策总是那么轻松—制定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对于社会企业和营利企业一样困难。但是至少管理者不会被迫去同时应付两个相互抵触的目标。

第三个是系统性理由。为了改变人们的心态、重塑企业结构、鼓励新思维方式，创建一个概念被清晰界定的社会企业，并将其与企业界、慈善界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似乎是要克服无利润法则自身带来的困惑。“我们不能从中获取一点儿微薄利润？”我几次被这样问到。看起来获取利润的理念如同商业人士害怕丢弃的拐杖。

相信我，这是可以的！如果你能同意拿走一点儿“小小”的利润（然而其多少是有明确规定的），你也可以劝说自己不拿利润。一旦你发现自己到了可以不拿利润的地步，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全新的世界，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和做事。

设想一下：假如你正努力戒烟。允许自己去“仅仅吸一小口烟”有助于戒烟还是完全与你戒烟的目的相反？答案很简单—“一点点”故态复萌都会破坏整个态度。在斋月期间，穆斯林在日落之前不能吃喝。在此期间，为什么不能吃一小块点心，甚至喝一小口水？因为它会破坏精神承诺的力量。同样，完全抛却获取利润的态度，会给那些真正要投身社会改变的商界人士带来重大改变。

社会企业与陈旧的企业框架完全脱钩了，而并不是在现存框架内设定新的目标。除非你能与重视个人经济收益的观念彻底决裂，否则你永远不会发现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的影响力。

坦白来说，利润动机威力无穷。一旦将其鼻子伸入帐篷的边角下面，它就能很快掀翻整个帐篷。

这是传统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这种资本主义是一种在很多方面具有创造力的有效力量。但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过度关注导致了贫困。它构筑了一个“所有人都富有”的童话故事—一个注定永远不能成真的梦想。这正是许多欧洲国家决定强化其政府权力来处理诸如贫困、失业、教育及卫生保健等社会需求的原因所在。他们非常精明，找出了传统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而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缺少管理能力和物质资源去创立欧洲国家享受的这类福利。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如美国），其文化与政治规范阻止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需要一种新的机制。社会企业能成为这种机制—假如它能完全远离复杂的营利行为的话。身在社会企业之中就好像处在一个无烟地带—即使是一小缕烟也有损整个构想。

设想一下：假如你正努力戒烟。允许自己去“仅仅吸一小口烟”有助于戒烟还是完全与你戒烟的目的相反？答案很简单—“一点点”故态复萌都会破坏整个态度。在斋月期间，穆斯林在日落之前不能吃喝。在此期间，为什么不能吃一小块点心，甚至喝一小口水？因为它会破坏精神承诺的力量。同样，完全抛却获取利润的态度，会给那些真正要投身社会改变的商界人士带来重大改变。

社会企业与陈旧的企业框架完全脱钩了，而并不是在现存框架内设定新的目标。除非你能与重视个人经济收益的观念彻底决裂，否则你永远不会发现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的影响力。

坦白来说，利润动机威力无穷。一旦将其鼻子伸入帐篷的边角下面，它就能很快掀翻整个帐篷。

这是传统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这种资本主义是一种在很多方面具有创造力的有效力量。但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过度关注导致了贫困。它构筑了一个“所有人都富有”的童话故事—一个注定永远不能成真的梦想。这正是许多欧洲国家决定强化其政府权力来处理诸如贫困、失业、教育及卫生保健等社会需求的原因所在。他们非常精明，找出了传统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而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缺少管理能力和物质资源去创立欧洲国家享受的这类福利。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如美国），其文化与政治规范阻止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需要一种新的机制。社会企业能成为这种机制—假如它能完全远离复杂的营利行为的话。身在社会企业之中就好像处在一个无烟地带—即使是一小缕烟也有损整个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