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发现中国”系列文章|张谦：山西乡村见闻的沉思

编者按：

2018年7月10日-7月20日，一场灵感源于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开播（1998年）的中国农村跨学科巡游，终于在20年后成行。“在乡村发现中国”为主题的调研交流团，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为组长，由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专家学者一行9人组团，前往山西、河南、陕西三地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游学，现场跨学科交流，深度对话与反思，并形成系列文章，发布于凤凰网公益频道，希望可以通过从书斋到田野社会的真实观察和体悟，为乡村振兴、乡村建设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议。

作者张谦（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王先友

王先友老汉六十多了，是我想象中典型的山西农民的样子，头发花白、肤色黝黑、脸上的皱纹一如黄土高原上的沟壑，脊背因为多年的劳作微微驼着。他讲起话来也是典型山西农民的样子——也就是说我基本听不懂。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着听他讲了半个多小时村里的梨树遇到的问题，还是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等走出办公室，外头大家跳广场舞的坪上恰好有一棵梨树，老王走过去摘了片梨树叶下来，举起来把树叶背面给我们一看，再难懂的山西话我现在也懂了：梨树得了一种怪病，叶子上和幼果上都长出一种像珊瑚一样的黄毛、然后会坏死。据老王说，村庄外的路边新栽了很多侧柏作景观林，这种病就是从侧柏上传来的，大家用了很多办法也治不了，这两年梨树不仅没收成、很多村民干脆连五六十年的老树都砍了。

老王所在的村子叫羊井底村，在平顺县西部的青羊镇，靠近长治市区。羊井底村的梨树不是一般的梨树，倒是有些特别来历的。四十年代时的羊井底村别说梨树，什么树都没几棵，整个村子被荒山秃岭和沟沟壑壑包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晋东南建立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就在同是长治境内的武乡县，平顺县也成了在山西范围内乡村革命和农民生产互助开始最早的地方之一。羊井底村的带头人是一个叫武候梨的贫农。1943年武候梨联合17户贫苦农民，组织起羊井底村第一个互助组，并任组长，由此揭开了一帮翻了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精彩历程。

山西作家赵伟平老师所著的《武候梨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述，这里只拣最重要的讲一下。到50年代初，已经是羊井底村支书的武候梨成立了初级农林牧合作社，开始对全村险恶的自然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水土改造——平整土地、修固沟壑、打井挖渠、造林护坡。55年初级社转为了羊井底红星高级社，全社近千口人，生产能力更上一个台阶。到78年时，经过多年来集体领导下的高强度、全参与的劳动投入，羊井底村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全村的农业总收入比办社前提高近6倍，累计造林1.27万亩，植树近百万棵。武候梨也因此先在1957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模，后又被评为全国林业劳模，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双劳模。

在这个过程中，武候梨最上心的就是果树的种植，因为如果植树造林不能转化为经济效应，动员群众也难有说服力；而在羊井底村的实践之前，当地被认为是不能种果树的。能不能把梨树种活种好，成了羊井底村成败之攸关。为此，原本叫武余仓的他，把名字也改成了“武候梨”，就为等候那有梨的日子。

所以说，羊井底村的梨树不是一般的梨树，靠各家各户单干是种不出来的，是靠着集体化时期“人心齐，泰山移”的精神与实践才种得出来。在横跨晋冀豫三省的南太行山区，险恶的天然环境长期使人们的生存极其艰难。在河南林州红旗渠的纪念馆里、在平顺西沟村的劳模纪念馆里，都可以看到历朝县志里屡屡可见的、因为灾荒而引发“人相食”的记录。虽然这里自古有愚公移山的传说，但真正在大范围内实现人定而胜天的逆转，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农村实现集体化之后。引浊漳河水、穿越太行山灌溉林州的红旗渠，是最有名的例子。另一个今天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太行绝壁上的挂壁公路。

7月12号下午，“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一行去羊井底村之前，上午还去了平顺县东寺头乡的神龙湾村。神龙湾村原来叫井底村，跟羊井底一字之差，但不象羊井底那样在黄土梁上，而是确确实实处在被太行山绝壁所围绕、如井底般的一片平地上。南太行山上的挂壁公路有七条，分布在晋豫两省的平顺、陵川、辉县三个县。井底村这条不如郭亮村和锡崖沟出名，但论长度、景观、难度、开工之早都不逊色于辉县的郭亮村。

井底村虽然在山西，但与平顺县城之间却还有太行山的连绵绝壁挡着。以前村里人要去一趟平顺县城，开车的话，得先往东沿河谷出太行山进入河北涉县、然后绕道河南林县，六七个小时之后才能再绕回到山西省来。井底村的居民都是近两百年来从河南逃难而翻过太行山进来的，七百来口人里有52个姓。就是这么个由全无社会基础、也全无本钱的逃荒难民组成的小村落，经过集体化时期的组织动员和精神培育后，到了85年，便能动员起全村人，花了整整15年、不计酬劳、共同努力，基本上靠手工劳动、而且还付出了生命代价，在绝壁上凿出了这条1500米长的公路，并且作为公共产品对任何人都开放使用。

太行绝壁上开着天窗的挂壁公路和山谷里隐隐可见的井底村。

今天，井底村改名成了神龙湾，这条挂壁公路也成了有大公司投资经营的神龙湾景区里最核心的景观（好在因为此公路仍是公共交通必经之路，不能封路，所以现在还不收票）。村民们也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开起客栈、饭店、坐在家里挣起大钱来。如果没有集体的组织、没有人定之后的合力，试想农户个体如何能战胜太行山这天险呢？

再回到羊井底村。在去集体化之后，羊井底又经历了什么呢？

80年代初落实包产到户时，羊井底的干部群众都是强烈抵制的，武候梨更是不忍心亲手把自己几十年经营的成果分拆，但对党的忠诚又使他不能违抗政策，最后只能自己退下来，让老王接过支书的班。而老王和村干部们几乎是连哄带骗才让村民们把地分了。包产到户之后，农业产量确实有所上升，这也是很多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制度激励人的能动性的证据。但这种只要有制度、有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有经济成果的论调，起码在农业领域，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一样的逻辑吗？在农业领域，个体再有能动性，如果不能转化为集体行动，很难有可能改变外部天然环境、创造有利的生产条件。所以，没有集体化时代的改天换地，包产到户后个体再努力，梨树就能在没平地、没灌溉、没防护的黄土沟壑里成林结果吗？

去集体化后近四十年里，武候梨带领大家种的梨树，分到了各家各户的果园里，倒还一直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泽荫后人——直到前两年村子外头的公路上种起了侧柏。

梨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们同行的老师在朋友圈里把照片一发、问题一问，不久就有了答案。

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叫梨锈病的真菌感染。梨锈病菌必须转主寄生，冬天从梨树上随风飘到桧柏类树木上过冬，次年春天再发出孢子，又随风传回到梨树上，使梨树染病。

解决的办法也不难，梨园的五公里方圆内没有桧柏类植物就行。象羊井底这样，村外的侧柏景观林大概是砍不了的，但只要在冬季给侧柏喷药、铲除越冬病菌，春天再给梨树喷药，就能防治。

然而就这么件事情，却把曾经因为人心定而能胜天的羊井底村民给难住了。原因就在于，各家各户给自己的梨树喷药容易得很，但给村子外头的侧柏喷药却谁也做不到。如果武候梨的合作社还在，不难想像，组织起大家来给侧柏喷药，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今没有了集体、人心不定，小小一个真菌，竟然就把武候梨和他的同事们辛苦种了六十年的梨树给搞死了。

进入羊底村要先上个坡，到了村口的村委会广场之前，会先看到一个直径三四十米的圆形大水池，池壁都是青石垒起，还有台阶可以一直下到十米以下的水面边上。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也是当年武候梨带领大家修起来的四个大水井中的一个。以前就因为这些大井，村里的生活用水才有了保障。而今天，虽然有了自来水接到各家各户，但这些大井却因为无人维护而彻底荒废。水一样还在，但反倒成了个威胁儿童安全的大坑。

羊井底村村口的大水井。背景里可见村外山上的果林。

村里的农业失去了集体的依托，梨树绝产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只好回归到个人，单枪匹马地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到茫茫大市场上去寻找赚钱的机会。打工能挣回钱的人虽然多了，但村里却只剩下了跳广场舞的妇女和带着孩子的老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再也无人搭理。村口的这个大坑和村里长满了锈病的梨树，对于有心人而言，或许可以作个提醒，一旦人心不定了，社会分解成了个人，别说胜天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都成了难事。

2018年8月5日写于四季园

本文系作者原创文章，授权凤凰网公益首发，如需转载，请联系凤凰网公益，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在乡村发现中国”系列文章：

周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以多视角在乡村发现中国

常镪：乡土民居的衰败与发展思考

张艺英：从书斋走向田野读懂中国社会

狄金华：大历史的书写与小人物的命运

李彦岩：袁家村——“三无”村庄的振兴

张谦：山西乡村见闻的沉思

何慧丽：穿越与跨界，灵宝来了一群学者

张慧瑜：劳模创造历史

杜洁：重识黄土地，挖掘乡村“宝藏”

林海英：冲在乡村合作社第一线的“娘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