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名嘴陈伟鸿：惯看有人倒台有人消失 走得稳才能走得远

主持人李非凡：最近鸿基金《爱的背包》公益项目在持续进行，和孩子的接触当中，与在演播厅和那些高端嘉宾接触当中，哪个更亲近于生活中的你？
   
    陈伟鸿：我觉得这两种其实都是面对，一种是面对一群孩子，只不过是他们身份比较特殊，他们来自边远的地区，他们的父母都远离了他们在外地打工，人们用留守儿童这样的称号来称呼他们。另外一种面对的是我们世俗眼光当中所谓的成功者，他们可能是商界大腕，可能是政治领袖。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两种面对我都非常喜欢，因为只有把两种面对结合在一起，才可以让我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社会表情。在面对《对话》嘉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成功，是掌声，是鲜花，但是面对这群孩子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生活在他们的幼小心灵里留下的烙印。所以这两种状态对我来说，必须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很难割裂的。
   
    主持人李非凡：当时您发起鸿基金的缘由是什么？
   
    陈伟鸿：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可能很多人都有过从事公益活动的一些经历，但是以往我们总是零敲碎打。比如有公益项目邀请我们参与、担任代言人等等，我们在欣然应允的同时，其实心里还会有多少那么一些遗憾，就觉得我应该把经历更系统的放到一个公益组织或者是公益项目当中。所以成立鸿基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初衷，我希望能够让我的公益践行成为一个系统，让自己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更多的、更扎实的去关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主持人李非凡：那在您建了鸿基金之后，对公益的理解有加深吗？你觉得和之前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陈伟鸿：我觉得我其实和公益就真的更靠近了一步，可以更真实的去看到那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我们理解的公益可能就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在危难出现的时候，你出钱或者是出力。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的鸿基金在去年发起一个公益项目叫爱的背包，表面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是给这些山里的孩子送去一个背包，让他们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有新的学生用具可以用。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背包当中，我们放了24个信封，而且是贴好了邮票的。我之前跟这些留守儿童接触时，可能比较忽略了一个层面，就是他们的情感的缺失。

以往我们总觉得他们生活条件不好，学习条件欠缺，所以我们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学习用具，给他们的生活一些补贴，但是真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提到爸爸妈妈两个字，他们会陷入沉思，眼中有迷茫，我觉得这是让我一个做父亲的人，特别不忍看到的一幅画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一个最好的陪伴，但是对这群孩子来说，可能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和这份亲情割离。

有一次在贵州，我就问一个孩子，你想你的爸爸妈妈吗？他说想，我说你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吗？他说知道，我就拿出电话，你给他们打一个电话吧，拨通这个号码之后，让我诧异的是，双方都在沉默当中。也许是这种远隔了千山万水，更重要的是，远隔了几年数载的分离，让他们彼此都有了一种陌生感。孩子也不知道跟爸爸妈妈说什么，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在这一刻除了说你吃饭了吗、你做作业了吗这样一些问候之外，就不知道更多的一些交流或者关注，应该放在什么点上。
   
    所以许许多多这样一些画面，给了我很大的刺激，这些留守儿童，他们除了生活的条件、学习条件的改善之外，更需要给予的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关爱。所以我们把24个信封放到爱的背包当中去，就希望爸爸妈妈和孩子能够每个月至少相互通信一次，让彼此在文字当中能够看到对方的思念，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这种牵挂。我觉得至少能够在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他们一些这样的心灵的呵护和情感的帮助。所以伴随着这24个信封，我们还在书包里放了相册，希望爸爸妈妈的相片，孩子的相片，成为陪伴他们最好的记忆。如果你没有深入到这些孩子当中，你可能不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做了鸿基金之后，让我真的可以更多的、更真切的、更深入的感受到社会所需。
   
    主持人李非凡：您觉得在从事一个专项基金的过程当中，什么是最大挑战？
   
    陈伟鸿：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时间，时间到底去哪儿了，我希望能够给工作，我也希望能够给公益。

鸿基金在今年的5月份乔迁新居，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离我的办公室近一点，再近一点，其它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我希望在我工作之余，能够马上出现在鸿基金的办公室，跟我的工作团队有一些交流，这是从事公益者的一个可能说让自己觉得为难的，难以平衡的一个问题。

我特别记录了一下鸿基金在今年走过的足迹，大概是两万三千九百八十五公里。其实这个公里数让我印象很深的原因是，我们每一次在做活动的时候，这些公里数都特别揪心。我们爱的背包到了青海最贫穷的地方化隆县，当时我们在分发完之后，又有一个新的项目在那诞生了，就是把这些父母亲在北京打工的孩子，集中带到北京来，这其实是爱的背包夏令营的一个雏形。然后那些孩子就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到了青海的省会西宁的火车站，从西宁火车站到北京，需要行驶四十个小时，那其实这四十个小时当中的每一寸的铁路，都是让人特别担忧的。四十个小时，我们要让几十个孩子平安的到达北京，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的人手完全不够。
   
    因为买票的条件所限，我们没有让这些孩子能够集中在一个车厢里，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车厢里，所以这更加大了我们工作的难度。让这些志愿者，让这些工作人员分散在无数个车厢的孩子当中走来走去，成为了我们这四十个小时必须要做的，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当时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在微博上发出，有没有人在某某趟列车上，从现场招志愿者，在火车上做广播。后来让我们欣慰的是，很多的志愿者就涌现出来了，说我们可以来帮忙，我们就在这趟车上，就是这种公益的快乐。其实公益不是只有面对痛苦，面对苦处，其实也有这种快乐。但你发现那么多的人在第一时间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加入到公益的行动当中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
   
    主持人李非凡：您觉得至今为止，您做公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伟鸿：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常常说的，公益就像是一束光，它在照亮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温暖了彼此。我觉得在从事了公益之后，你的内心会充满了更多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对于现代都市的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奢侈品。因为我们每个人每都疲于奔命，在各个工作场点之间不断穿梭，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用金钱不够用，所有的一切好像只是在付出，没有回报。但是做了公益之后，你觉得你的一点点的付出，却有那么多的回报，这些回报可能就是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可能是他们瞬间打开的心扉，可能是他们给你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的一封信，我觉得这就是我做公益让我最感到幸福的地方。
   
    主持人李非凡：您希望鸿基金在未来五年、十年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陈伟鸿：这个确实我一直在想，但我从来没有给我的工作团队定下一个目标。
   
    你不一定要把它做一个多大的规模，公益其实在心，发自于每个人内心的一份实践。那如果你在你的工作计划当中，比如说在募款目标，或者是其它的方面定下一个太大的目标的话，会你的脚步变得更加的混乱。所以未来五年甚至是十年，我只想给鸿基金提的目标是让我们走的更稳一点，让我们做的更专业一点，这就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希望。因为我特别担心的是在公益上出现急行军的状况，就是你突然间觉得说好像你被大家关注了，然后你也做了一些让这些孩子或者被关爱的对象觉得不可或缺的一些努力，于是你觉得我需要迅速的膨胀，我需要迅速的做大。但是实际上可能你的自身或者是你的环境，都没有给你这样一个条件。损害的不仅仅是你自己，也是这些跟你手拉手的公益对象，包括我们目前赖以生存的公益环境。
   
    主持人李非凡：这种稳定的心境是源于您本来的性格，还是您做了十年《对话》之后，看过了很多的商海起伏，而衍生出来的吗？
   
    陈伟鸿：我觉得你的观察特别的细致，确实两方面都有。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其实不是特别张扬的，我更愿意做一些很扎实的事情。让别人知道鸿基金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他们切切实实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另外一点，在《对话》这个平台上，我确实接触到了非常多某一个阶段的成功人士，他们一定是因为在那个时刻做出了最与众不同的举动，才会被邀请到《对话》节目当中来作为嘉宾。
   
    但确实在这样十几年的岁月当中，有人继续上升，有人不幸倒下，有人已经被历史的洪流不知道冲刷到了某一个角落去了，所有的这一切其实给了我一个更多的心理暗示，就是走得稳才能走得远。
   
    主持人李非凡：“可能大家不一定要记住鸿基金，但是要真正帮助到人”，这是您的公益理念吗？
   
    陈伟鸿：我觉得至少算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公益其实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张扬，我一开始特别不希望别人知道我做公益。在我开始做公益的那个时候，环境不是那么好，别人会说他是不是想要沽名钓誉啊？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啊？我想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那就不要让大家知道好了，我们就只扎扎实实的，有多少钱有多少力量就去帮助多少人。但是慢慢的呢，很多人又在改变着或者说校正着我的一些想法，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媒体人，是一个公众人物，某种程度上你的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应该纳入到慈善和公益的范围当中来，就是你做一件事，可能比别人做一件事更容易被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理念，吸引很多人加入到公益的队伍。这也挺有道理，那就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领域，那这其实也是公益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愿意很高调的跟大家交流自己的所做所思所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李非凡：您做了十几年《对话》栏目，那您的慈善之路，有受到这个栏目中间某一位人的影响吗？给您印象最深的《对话》的一位慈善家或者企业家也好，他是谁呢？

陈伟鸿：其实真的有很多，但如果要说最有名望的人，东西方我可以各举出一个来。西方可能就是比尔盖茨。我记得他讲到说，让最大多数的人，能够有成长，有收获，这是他做慈善和公益的一个初衷，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跟很多公益人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尽管说我们在选择公益项目的时候，可能会更聚焦某一个群体，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小群体当中，最大范围的覆盖我们的公益理念，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这是我们大家相通的地方。

在东方的企业家当中，比如曹德旺，他是作为一个个案和特例被请到节目现场。他捐出了几亿元善款的同时，也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他很担心这个善款不能够很好的落实。确实呢，很多人在捐了钱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个钱是不是被你黑了，是不是被你浪费了，所以他列出了好几条标准。你帮我花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满足我现在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如果没有的话，后面的钱都不给，他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被很多人争议的。在当时也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我身旁的很多朋友说，伟鸿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你如果让他们给鸿基捐一点款是分分钟搞定的事。
   
    主持人李非凡：这应该是常识的判断，大家都会这么想。
   
    陈伟鸿：但恰恰我做了违背常识的一件事情，我几乎很少跟我身边的这些企业家朋友去谈我的鸿基金缺什么，尤其在最起步的时候，肯定是缺钱。在鸿基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企业家是重庆的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有一次就问我鸿基金有多少钱啊？我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说才刚开始做，大概有十来万块钱吧，他说这不行啊，这个能做的事太少了，明天我让秘书给你打五十万来，我觉得五十万对我们鸿基金起步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个人可以一下子就捐出五十万，所以整个的鸿基金的团队，都特别的兴奋。
   
    我对这样一个举动，真的是心怀感恩，后来这样的举动又一次出现，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和振奋，是郭鹤年老先生，嘉里集团的董事长，他的企业帝国有多庞大，我觉得其实不用我说了。他说有一天在飞机上看China daily，中国日报，上面有有一张我的照片，讲我和鸿基金的团队到了云南一个偏远的小村，看望那里的小学校的学生们。当时云南大旱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些净水设备，带着饮用水还有很多学习用具到那个小学。他说那我的这个公益基金可以捐一些到你的鸿基金当中去，这完全都不是我张嘴要来的。但是每每会有这样一些主动的为鸿基金提供支持的企业家，确实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也觉得其实在公益的道路上，我不是孤独的，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孤独的，我们会有很多的力量，跟我们一同前行。
   
    主持人李非凡：您接触了这么多的企业家，包括西方的、东方的富豪，在十几年的《对话》当中，你对财富和名利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变化？

陈伟鸿：我觉得中国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对话》这样一个氛围，可以说是在一个名和利的大的环境里。比如说我们俩面对面的坐着，那些名和利都是属于你的，它跟我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俩并没有坐在一排，我们俩只是面对面而已，我望见了你的财富，我也望见了你的名，但是我不会把它想象成这些光环都属于我。在跟他们接触了十几年之后，我会更清晰的发现，当名和利真正被社会所用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你会看到很多的企业家，他们一掷千金的去捐献了一个希望小学，或者说某个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捐出了很多的款项。这些钱原本属于他们个人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钱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在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钱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一刻这个钱变得很伟大，也变得很崇高，更多的人在最需要的时候，感受到了你的名和利的这些巨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