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转身”三年我不后悔

与全世界慈善家族交往越多，就越了解和尊重自己

凤凰公益：您曾提到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一个机遇是代际机遇，代际机遇如何理解？能为慈善事业发展带来什么？

王振耀：代际机遇有两个内涵。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管理者，组织者，一家民间组织如何能有具备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来运转呢？其实正好这老三届、新三届，他们大多数都是出生在50年代初期，这个时候他们逐步进入到60岁，离开工作岗位特别是行政岗位，我们可以大量吸收他们进来，现在我已经给民间组织捎信了：赶快瞄准很多官员，有能力的优先挖掘，民间组织到了一个挑选的阶段。一些国家领导，以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为代表的，他们也在注册基金会，也在做慈善。

第二个代际机遇就是大家说的“慈二代”。70后、更多的是80后这一代人起来了，在接受很多采访的时候，我都不同意“现在道德滑坡、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中国社会没有希望了”这种说法，我反驳他们，汶川地震所表现出来的让全世界钦佩的中国人，中华民族捐赠奉献的这种热情不是道德堕落的民族所能够展现出来的，不可能！2008年，我作为救灾救济司司长在地震现场我看到年轻人多么无私在奉献，他们非常可爱！他们到哪儿去都是挨饿，自己坐飞机，做着非常脏的力气活，你不在现场，你不会感动的！当时很多像我这一代人，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表现非常感慨：一个新的、80后的中国起来了。不能说有一些80后的孩子有缺点，难道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缺点、没有犯罪？现在发达国家也照样有犯罪，不能因为个别极端的犯罪行为，而否定80后新的行为方式和奉献精神，以及他们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积极主动。

2008年的80后，作为一个群体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形象。恰恰也是这一代人，又影响到了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父辈很多赚了钱，他们说服父辈来做慈善。比如牛根生先生，在子女都没有结婚的时候，一家四口人签了捐赠协议。几十亿的财产拿出来不是做集团，而要做慈善。结果儿子天天忙着种草、种树，他女儿做早期教育、做儿童博物馆，现在媳妇、女婿也参与进来了。整个这就是“慈二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缺点，将来他们可能会犯错误，但是“慈二代”们献身慈善事业，做各种各样引领性的项目，这大的方向是应该肯定的。在大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曹德旺家族指定并且执行慈善的项目，还有宗庆后的女儿不断地在做慈善。“慈二代”慢慢地在中国的富豪中越来越多。

曹德旺与戴维-洛克菲勒对话时得到了慈善的真谛，洛克菲勒家族现在200多人，能一年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就一个主题：慈善。分什么财产都有争吵、矛盾，都不可持续，但是慈善持续了一百多年，洛克菲勒家族甚至说出来很严肃的话：过多地给儿女财富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黄赌毒一样。当孩子接触了过多地财富，不需要做什么他的财富都花不完的时候，你就是让他懒惰，让他无能，你最后把他害了，你也没有未来。这是慈善家对“慈二代”教育的秘诀，陈启宗先生的信条就是财富不传承。

“慈二代”起来了，有的是有钱的“慈二代”，有的未必有钱但是很有理想。中国很有希望，我们应该珍惜这份财富，把50年代和80后这样的两代人结合起来，跟着孩子们做慈善，支持孩子们做慈善，这个很重要。

凤凰公益：中国的慈善家应该向著名的慈善家们学什么？

王振耀：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是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到今天，协和医院还是中国最好的医院，我觉得这是对慈善界很大的鼓舞，也是对洛克菲勒家族做慈善是非常大的激励。我们中国的慈善家可以学习他们这种慈善传承的经验，学习他们开发设计项目的经验，学习他们的慈善使命，对于家族财富的处理方式，更多地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多慈善家族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健康的。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慈善家族可以跟世界上有名的慈善家合作，这会让中国的慈善快速融入到全球慈善大家庭中，让中国社会更快提升。

我们的生意已经遍布全世界，但是我们的慈善还差得远。我们的舆论界还没有想到我们应该在美国捐赠，在欧洲捐赠，在非洲捐赠，包括在日本。很多慈善家给我们的体会是，生意做得好，一定得把慈善加进来。洛克菲勒建协和医院完全与生意无关吗？他说：“不要把我们说得特别无私高尚，其实我们当时决定建协和医院的时候，我们想既帮助中国人，能有一座现代的医院，但是同时也是想4亿多中国人要是对我们洛克菲勒家族有好感，那该是多大的一份财富呀？我们以后无论做什么，和4亿中国人交往，你看我们做什么不好啊？”

我们中国的慈善家应该和全世界的慈善家族交往，交流得越深，向对方学习越多，就越了解我们自己，尊重我们自己。国外的慈善家早就知道中国慈善的深厚渊源，认为中国才最值得学习，范蠡“三散其财”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慈善，状元慈善家张謇，乞丐慈善家武训，还有华侨慈善家陈嘉庚，总理慈善家熊希龄，等等。

凤凰公益：在您的接触中，“慈二代”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王振耀：在“慈二代”中，有一批有理想的年轻人，他们在引领着父辈，引领着社会，而且他们不愿意高调，就想去做事，这是他们特有的风格，我觉得这是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父辈千方百计地鼓励、培训，“慈二代”们慢慢接受慈善的传承，这种类型也不少。

我从“慈二代”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从汶川地震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慈二代”，他们中好多人是哈佛大学毕业，他们不是没钱，不是没好工作，他们再创业做社会企业，做对社会有利的事情，我是很感动。他们的理想其实已经站在我们的肩上了，比我们高，我们的理想带有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特色，他们没有，他们是善的。对“慈二代”，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积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