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父亲,他最关切女儿的身心健康;作为一位记者,他最关注社会问题的根源;作为一位公益人,他最关心儿童的成长与乡村的发展。他是用柔软改变中国的行动者,他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他是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的发起人,他就是本期的公益先锋——邓飞。[阅读全文]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财宝,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但这个社会却出了问题。我们的空气、水和土壤,出现了立体的全方位的污染,我们生存的环境,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严峻恶劣。
每一年,我们国家都会新增癌症病人400多万,每年有300多万人死于各类癌症,这些数据表明,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有多么凶险。
保护孩子是人之天性,更是一个成年人对下一代亘古不变的责任。
我们的孩子,他们其实是最容易遭遇到伤害。因为他们是一个弱势人群,他们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去关心、保护他们,这也是成年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每个人对孩子都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护,也都会有柔软那一块,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天性。
最开始我们发起微博打拐,我们关切的是中国孩子的被拐卖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安全问题。
后来我们在贵州的山区,看到孩子们没有午餐,他们需要忍饥挨饿,于是发起了免费午餐。我们希望中国每一个乡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都会有一顿午餐,从而免于校园的饥饿。
后来我们又做了暖流计划,是因为我们看到乡村的孩子上学路途遥远,他们没有棉衣棉鞋,没有手套,没有帽子。
最近的保卫童年,是从孩子的饮水安全入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系列的活动,我们的目标都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全健康,免于伤害地成长。
这四年来,我们筹集了超过2亿的捐款,还有几千万的物资,我们看上去做了很多,但其实我们知道,相对于儿童困境,我们其实做的还是很少的。
这里面当然需要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去提升自身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儿童免于困境,保护孩子基本的权利,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共识。
家国情怀或许是邓飞走上公益道路的指向牌,但在他心里,这个路标应该再大一些,再多一些,让更多人关注孩子,保卫孩子。
他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社会组织,还有每一个父母,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形成一个跨界合作的格局,在这个里面我们各尽其力。
我们在不停地呼吁,政府在不停地出台儿童保护的更多的政策,也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形成同步,没有形成合力,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制定政策的去出政策,有技术、有资金的就出技术与资金,社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我觉得在这几个方面的联合、协同,去共同解决儿童问题这一块,是欠缺的,是不够的。
在乡村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其实最大的痛苦还不在身体上,而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上。父母不在身边,这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为他们需要陪伴,因为任何事物都取代不了父母。
由于我们快速的城镇化,中国乡村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乡村空心化。我们有6100万留守儿童,这么多孩子身边没有父母,没有爱与陪伴,然后得到的财税资源又非常少,于是就出现了教育不公平、生存不公平的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之前帮助孩子是让他们增加福利,我们授人以鱼,就是给他鱼吃;现在我们要去帮助孩子的父母和家庭,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增加收入,我们是在教他们怎么样去钓鱼,去取得可持续的收入。
现在我们通过e农计划去建立一个电商平台,帮助乡村销售农产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帮助乡村经济,去建立一个产业,让他们能够更加稳定有序地增加生产和销售,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帮助这个孩子所在的地区,我们一起去养鱼,然后去分鱼。
只有乡村有收入,孩子的父母才能够回家,他们有收入,父母才能在身边,孩子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我们清醒和坚定地在往这个方向走,我们也相信,我们只要去努力,就会有变革。
在面对和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多方能够合作起来。
企业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要提供产品和服务,所以说他们是最有能力来解决人民的需求问题,而且他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只有这样,他才能会得到价值,他才能得到利润,他才能够生存下去。所以我们一直认为,企业是最富效率的组织,商业是解决社会问题最直接、最根本的方法。
此外,社会组织当然是很乐意合作的,但是他缺乏手段,缺乏资金,缺乏技能,公益组织不是天生就具备这些资源、技能和能力的。
但是我们的商业组织,他们就很乐意去解决大家的问题。因为商业组织知道,我只要提供了这个服务和产品,我满足了大家的需求,我解决了大家的问题,大家就购买我,就会有利润,就能活的很好。
现在就是看政府这一块,有没有动力或者有没有压力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形态,应该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各司其职。邓飞说,他希望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和制度能够尽快改变,他希望多方合作的模型能够早日搭建起来。
如果说你纳了我们的财税,又不帮助我们解决基本的问题,不能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保障我的空气、水和食品安全,我就会通过我的选票,把你这个市长赶下去。但是我们现在现行的体制没有走到那一步,他更多的还是一个唯上论,我是被任命的,我只对我的上级负责。
还有一个是官员的政绩。他不是人民的幸福程度,也不是生存环境的美好,他是GDP。你这个地区要为国家创造多少价值,提供多少商品,他是那么一个指标,所以说一个官员或者这个地区的整个管理系统,他不是为了去解决人民的需求,他是解决他自己的需求。
他不能够解决污染的问题,反过头来,还是污染的一个支撑,也可以说是一个源头。
邓飞:
当时现场来的人很多,大多数都是城市里面的父母,还有很多小朋友,上海市民对这个活动非常的有热情。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热情?其实大家的心情都是相同的,因为我们要去保护自己孩子的安全。我们城市因为空气的污染,有些地区还有比较严重的水污染,所以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饮水安全特别的敏感,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一系列的这种涉及到儿童安全的公益行动。
邓飞:
因为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财宝,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中国人对孩子的敏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可能都不会像关心孩子一样去关心自己,孩子也是中国人最大的一个公约数,每一个人对孩子都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护,每个人对孩子都会有柔软那一块,我认为这是一个人之天性。尤其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对未成年人这种关注和保护,也是很正常的基本的规则。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空气、水、土壤,我们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被污染,所以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严峻恶劣。还有一些数据表明,我们中国人每一年,我们新增癌症病人四百多万人,每年死于各类癌症的人数是三百多万人。
邓飞:
我生活在北京,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孩子今年八岁,我也面临着其他父母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我就忧虑,我们的食品,我每天我会询问,我的家人,我们的食材是哪里买的,我会加上一句是不是安全的。我会很敏感,我喝的水,我和我的女儿都会去抱怨,今天天气怎么这么糟糕,都会让我们咳嗽,我们面对的,我们这个家庭面对的问题,正是其他城市家庭面对的相同的问题。
我们家里有一个净水器,是我一个师兄,他是一个生产厂家,他送了一台过去,我还有一些朋友,送给我的口罩,我们家里还有空气的净化器,是我爱人买的,然后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自我防护,自我保护的这种护具,或者设备,或者仪器。我们的家本来房子很小,但是我要装这个要装那个,我有时候看到以后,我就特别的,我就觉得特别悲哀,我们需要这些工具保护我们自己,但是这些工具不是保护我们根本的方法,我们在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如何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不能活着像只老鼠一样,这是特别没有尊严,我回到我的家里面去,我就要通过这么多的仪器,这么多的工具才能让我安全的活下来,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更多的行动起来。
我们去达成共识,我们去找到这些困境他的发生的原因,然后我们针对性的去提供解决方案,然后不同的力量去执行不同的任务,我相信我们就会有变革,我不能确定我们会有多么巨大的变革,但是我们做比不做要好,行动比不行动好,建设比不建设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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