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斯隆-友成“企业与社会论坛”在京举办

（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3月28日，MIT斯隆“企业与社会论坛”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来自MIT斯隆管理学院、MIT斯隆管理评论、友成基金会、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清华大学、云南大学、高盛、宜信、各莱珉中国、旭天发展、本来生活、凤凰公益等专家学者及公益机构、社会企业人士参与了本次论坛。

在中国尚未完善的社会治理结构下，从非盈利的志愿者组织到社会企业的跨越充满挑战，本次论坛的使命在于厘清具有社会责任的资本与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探索通过管理提升社会企业效率之道，并促成高校、公益基金、社会企业、商业企业等，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

秉承MIT“知行合一”的核心价值，为期一天论坛依次按“从企业社会责任到社会企业”“妇女与经济发展”“社会价值投资与社会企业创业”“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管理提升”四大议题展开，来自MIT学院的5位专家与与友成基金理事长王平、21世纪商业评论出版人吴伯凡、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小军、格莱珉中国执行长高战、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总干事张天潘、高盛执行董事张颖等中国商界、学界、社会公益领域和媒体的代表，就如何用商业管理的理念来提高公益和社会企业的管理水平，以及如何让“社会价值投资”在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展开了极具启发意义的对话。

MIT斯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黄亚生教授致开幕辞

MIT斯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黄亚生教授为论坛做了开幕致辞。他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他指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资本及人力投入，只有30%的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力的提升。而这30%中又有60%是基于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并非基于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如今，90%以上的农村青年正从事非农业工作，依靠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带动经济发展的空间很小。中国经济如果要长期发展，必须改变现有经济模式、企业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必须要加大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如果想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建立包容性的、普惠的增长模式；需要加强企业、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水平；需要放宽企业的运营环境；需要更多地依赖创新和技术发展；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金融市场以及学术自由、自主和自治。

黄亚生教授接着介绍了MIT的创新和创业模式。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科技体制。一种是科学共和体制。它是一种拥有学术自由、学院自治的开放体系。另一种是政府共和体制。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控制了研究机构和大学，并任命大学高级管理团队。在运营控制上，教育部对大学进行非常微观的控制。人类历史上技术发展、科技发展成功的例子都在科学共和，而不在政府共和。MIT是科学共和的典范，它有杰出的学术研究，77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MIT学习或工作。MIT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知行合一”和“政产学研”的模式（“Mens etManus”)。教授一方面做基础的科研，另一方面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和时间去创业和创新。有一项研究表明MIT校友创办的公司，年运营收入在2010年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其GDP在世界排名第11位。

MIT也积极的在中国推动创新和创业。MIT联合五所中国商学院，从2008年起在中国开展的中国实验室项目，就是“知行合一”和“政产学研”结合的案例。中国实验室的目的是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并协助他们解决非常具体的管理挑战。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NGO。对于中小企业，只收取能够保证学生旅行及住宿支出的费用。对于NGO项目，则一般不收取任何费用。至今，中国实验室已为上百家中国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商业咨询。项目案例包括，从2012年起，与云南大学和高盛基金会合作帮助培训女性企业家；从2013年起，支持格莱美中国小型贷款项目。

为什么商学院要做这些事情？黄亚生教授从商学院的社会职责这个角度阐释了这个问题。通常大型商学院的人才，流入的对象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大型咨询公司、高科技创业企业和跨国公司。这让人对于商学院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提出质疑。谁来帮助中小企业和NGO发展？中国实验室所体现的，是商学院对于中小企业和NGO所尽的社会责任。这只是MIT所迈出的第一步，之后的路还很长。对于MIT的MBA学生而言，毕业之后由于工资待遇的原因，他们不太可能去中小企业工作。但在两年的学习过程中，可以让他们去中小企业帮助这些企业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同时也为自己积累工作经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们无法承担专业咨询人员的高额费用，而MIT商学院的优秀学生则可以为它们提供高质低价的服务。但同时MIT斯隆管理学院也需要应对诸多挑战。如，中国实验室这种模式的行动教学成本高昂；人力密集，没有规模经济；社会效益很大，但是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管理行动教学的各个环节非常复杂；理论和实践不容易接轨；很难跟踪项目的实施。黄亚生教授最后指出，“我们将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和创新模式，希望为社会，特别是为中国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MIT斯隆管理学院全球经济与管理高级讲师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做了题为《从企业社会责任到社会企业Fro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Social Enterprise》的主题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企业大约于一百年之前出现。企业社会责任最初的雏形是国王和王后在颁发允许建立企业的章程时，要求企业对于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工业革命时期，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企业强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20世纪初，垄断的出现和发垄断的需要，使政府开始介入企业的运营。大约在六十年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首次出现在公共讨论之中。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开始思考企业管理的社会责任问题。十年之后，人们又开始思索企业对于社会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极富争议的文章，提出企业唯一的责任是追求利润。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欧洲和美国被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企业不仅应该考虑自身的盈利，同时也要考虑更为宽泛的社会方面的责任。

十五年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只有几十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而如今几乎每家企业都详细的介绍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活动。如今，在很多公司的网站上都有专门介绍其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活动的版块。为什么企业变得如此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格兰特教授归纳出促成这种转变三个原因。首先，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在一项调查中，77%的消费者认为企业对社会负责任很重要。在一项全球调研中，50%的受访者称，企业如果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好，他们将消费更多。第二个原因是，对社会负责任有助于企业赢得信任。这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总体风险。在企业犯错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对社会负责任，客户也会更愿意原谅企业的错误。第三个原因是员工，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70%的年轻人称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他们对于雇主的选择。58%的员工表示，即便降薪15%，也愿意为有社会价值观的公司工作。65%的MBA学员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格兰特教授强调社会企业是企业，而非慈善机构。它需要有清晰定义的社会盈利目标。需要向心系社会发展的股东融资。为保证可持续性发展，需要能够收回所有运营成本。在投资者收回初始资本前提下，所有的盈利都应被重新投资到企业中，以资助发展社会目标。

每年，MIT斯隆管理学院的MBA学生团队都会与世界各地的NGO、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就战略、运营和管理展开合作。从这些合作的实践中，格兰特教授总结出以下经验：盈利的动机可以帮助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应把以往的成功经验带到社会企业发展中；商业规模和范围依然很重要；人力资本需要不断的发展和更新；伙伴关系和联盟很有助益；金融战略是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

“每个孩子一本笔记本电脑”项目的发起人查克·凯恩（Chuck Kane）做了题为《每个孩子一本笔记本电脑项目OneLaptop per Child》的主题演讲。凯恩坚信，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当孩子愿意积极学习时，教育的效果最佳。过去10至15年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笔记本电脑是一种能够促进孩子积极学习的教育新工具。但传统笔记本的价格太贵，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10亿儿童而言，其高价难以承受。“每个孩子一本笔记本电脑”这个项目源于MIT。凯恩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开发出一种低价的笔记本电脑，从而革命性的改变世界儿童的受教育方式。他希望充分利用这一项技术，来创建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

根据发展中国家孩子的需求，他们量身打造适合这些孩子的笔记本电脑。价格要尽可能的低。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电脑使用免费的Linux系统，而非微软的Windows系统。不含任何销售、市场推广和配送费用。且使用成本更低的显示屏幕。电脑在上海制造，每台的成本仅为100美元。但是仅价格低廉还不够，笔记本电脑还要经久耐用。掉到地上不会摔碎，放到水中也不会被损坏，这种电脑可以使用6至7年。考虑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学校没有屋顶，日光会直接照射到屏幕上，电脑配备了可以切换模式以适应不同光照强度的显示屏幕。这种电脑对电压的要求特别低，可以用太阳能板进行充电，甚至可以通过人力充电，这让它在秘鲁森林中也能被使用。而通过英国电信卫星所提供的信号，即使在非洲偏远的农村孩子也能上网。

这种笔记本电脑还带来了积极的环保效应。一百本书可以被轻易下载到电脑中，这样不但孩子们不用费劲的携带大量图书，同时也降低了造纸、印刷以及分销书籍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并且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可以通过电脑上网，进入同样的网络图书馆中学习。

当把这些电脑带给贫困国家的孩子时，你无法想象他们得到一台电脑时是多么的兴奋。这些电脑能够给这些孩子带来机会，带来生活的改变。他们把电脑带回家，电脑可能会促进这一地区形成新的社区，发展起新型的经济。电脑也是教育的工具，帮助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MIT斯隆管理学院合作方，高盛企业事业部执行董事张颖女士从社会创新的角度，具体介绍了高盛的“巾帼圆梦”计划。高盛于2008年启动“巾帼圆梦”万名女性创业助学计划。该计划投资一亿美元，为期五年。其主要目的是为世界各地一万名有发展潜质，但缺乏资源的女性提供商业管理教育。启动至今，已为全球43个国家的一万名学员提供了培训。“巾帼圆梦”计划已在中国建立了五个不同的项目。项目地点最开始是在北京和杭州。为响应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2011年在成都建立了第一个西部项目，2012年在昆明建立了西部的第二个项目。到目前为止，共有来自31个省份的2100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而在云南，“巾帼圆梦”项目已覆盖到了每一个地州的学院，培训了来自14个民族的300名学员。

MIT斯隆管理学院合作方云南大学经济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高核先生介绍了MIT中国实验室和高盛“巾帼圆梦”项目在云南是如何落地实行的。中国实验室项目从2008年起在云南大学开展。每年MIT会派八名学生，与云南大学选拔的八名学生一道组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包含两名中国学生和两名MIT学生。他们为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或企业诊断服务。在高盛基金会的支持下，“巾帼圆梦”项目在云南大学已经开展了四期，由云南大学和MIT的老师们共同设计课程的模块。从2012年开始，云南大学将中国实验室与“巾帼圆梦”项目进行了融合。中国实验室的学生为“巾帼圆梦”项目的女性企业家的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这既促进了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促进了妇女机会平等、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发展，同时还体现了商学院的一种社会责任。通过这些锻炼与实践，学生们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云南大学的团队去年在上海交大举行的中国MBA商业计划、创业计划大赛上获得了冠军。这实现了一种双赢或多赢的结果。

MIT行动学习项目负责人米雪安娜·杰斯特（Michellana Jester）做了题为《社会企业管理：美国商学院与MIT斯隆行动学习计划SocialEnterprise Management: US Business Schools and MIT Sloan’s Action LearningProgram》的主题演讲。她指出社会企业所追求的，并不是股东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最大程度的提高人与环境的福利。社会企业的成功，并非取决于某些特定因素，而是一系列因素有序整合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目的、综合驱动力、执行机制和环境力量。

当前，对于社会企业管理的兴趣正在不断增长。在全球的顶级商学院中，涉及社会利益内容的课程，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数量平均增长了110%。而涉及社会部门组织管理的课程，在此期间数量增加了一倍。目前，在社会企业管理领域，美国排名前三的商学院分别是耶鲁、斯坦福和哈佛。MIT斯隆管理学院也有Net Impact，Groundwork Initiative for Global Health，Martin TrustCenter for MIT Entrepreneurship，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等众多聚焦社会企业管理的项目和研究中心。

她着重介绍了MIT斯隆的行动学习项目。MIT的行动学习项目根植于MIT的校训“手脑并用”（menset manus）。MIT希望能与约五万个企业进行合作，分享最佳企业的实践，并帮助各家企业改进它们的做法。MIT在全球建立了很多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有各自的特点。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就是其中的代表。行动学习是跨学科的项目，它让学生了解到当前领导者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让他们在与高层领导者紧密合作的同时提升领导能力，并帮助他们发展综合性的分析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

据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称，本次会议之后，MIT学院中国实验室与斯隆管理评论将持续关注中国的社会创新与创业领域，并展开一系列行动计划，力求为中国社会创新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