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慷慨慈善”背后的制度推力

美国对冲基金创办人、87岁慈善家威尔森疑因病厌世，从16楼的豪华公寓跳下，结束了生命。威尔森一生节俭成性：坚持和他人共搭出租车，吃饭也与朋友AA……虽然建有近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事业，但捐出超过5亿美元给慈善机构。撇开令人唏嘘的自杀和膝下无子女的事实，热衷慈善与厉行节俭的作风，在美国亿万富豪中倒也平常。

股神巴菲特早就宣布，99%的财产会捐给慈善事业；王牌金融家索罗斯也明确表示，会把遗产捐给公益机构或教育机构；号称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夫妇，名下的资产超400亿美元，迄今为止已捐超过250亿美元……资本主义诞生之初，西方就依靠竞争并鼓励积累私人财富；而在美国的市场框架下，这与慈善为手段的利他主义似乎不容，是美国富翁们天生慷慨吗？其实，细细“剥茧抽丝”会发现，美国遗产税起了更大的调节作用，使富翁们不得不捐，不捐不划算，不如都捐。因此， 美国富豪的“美式慈善”，从根本上讲是美国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而已，制度“固化”了慈善事业，制度“美化”了行善道德。

在美国，遗产税采取累进制，先课税再分配，最高税率55%。如果某富翁2000年留下200多万可征税遗产，按当时200万~250万美元区段的遗产税率49%计算，其继承人须先缴纳近百万的遗产税，然后才能拿到这笔财产。在这种近乎“打劫式”遗产税制下，许多富翁或其子女只好咬咬牙将遗产捐出去。

2001年，适逢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当时小布什试图减税刺激经济，其中就包括遗产税。对此，120名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以广告方式刊登请愿书，要求国会保留遗产税，其理由是：免税政策只会使美国超级富翁得利，损害入不敷出的穷人。政府因此损失的亿万税收，一方面要靠向支付能力更弱的人征税弥补，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福利等政府项目的缩减。最后，改革遗产税的结果是：从2001年到2011年为期10年之内，美国遗产税只能“微调”。

这样一段“遗产税之争”恰恰说明，作为经济杠杆的税收政策其实最终要回归到制度层面。慈善行为固然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更多有赖于法律或政策，是在经济大环境不断互动中巩固下来的。美国一贯坚持高额遗产税，不仅是看上去打着道德大旗的“劫富济贫”，更重要的是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

如今，奉行充分竞争和私人资本的经济体系，会让大量财富很容易地聚集在少部分人手中；如果没有高额遗产税，与遗产同时累积的还有阶级悬殊和财富不均，都会进一步影响市场公平和活力、阶级流动性；巩固中产形成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其实才是税收调节的最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