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流动女性建一个“他乡的故乡”
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6公益盛典落地安徽六安霍山县。以“从扎根到成林”为约,这场持续11年的公益盛会致敬了长久坚守的行动力量,年度公益人物、项目、创意及企业/机构等荣誉当晚悉数揭晓。深圳市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绿色蔷薇)获颁公益友好型城市推动者。
绿色蔷薇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扎根深圳城中村、专门服务流动女性及儿童的公益机构,由曾为电子厂女工的丁丽与姐妹们共同创立。
绿色蔷薇创始人丁丽在接受凤凰网公益专访时介绍,机构的口号是“面包玫瑰人人有,蔷薇绽放千万家”,理念源自20世纪初妇女运动中的“面包与玫瑰”,面包代表生存,玫瑰代表尊严。
与传统公益机构不同,绿色蔷薇将自己定位为一所知识自下而上流动的“社区学校”,强调“相信每个打工姐妹和孩子都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知识”。在这一理念下,绿色蔷薇开展了姐妹文学社、女工集体诗集《我们的诗歌》、普通人剧社《成为普通人》全国巡演九城等文艺创作活动,让女工的声音被听见。丁丽说,只有一个人能够自信地表达,讲述自己的遭遇、思考和想法的时候,她的主体性才能出来。

绿色蔷薇资料图
在社区服务方面,绿色蔷薇运营的空间包括蔷薇之家、亲子园和布衣姐妹合作社,活动并不局限于固定场所,而是遍布整个社区——姐妹的家门口、店门口、公园里的小亭子、街道小巷。丁丽介绍,绿色蔷薇希望营造的是一个熟人社区,不是临时做一次活动就结束,而是真正扎根下来,让更多人,哪怕是一线劳动者,也能获得归属感。
在政策倡导方面,绿色蔷薇用六年时间推动了一项惠及无数家庭的政策落地。2019年,机构在社区中发现,许多0到3岁儿童因非深圳户籍,无法享受相应的医疗待遇,看病成为家长普遍面临的难题。绿色蔷薇随后撰写政策建议,并发送给龙岗区人大代表。此后,有几位人大代表主动联系机构了解情况,其中一位龙华区人大代表长期跟进该议题。到2025年9月,深圳市正式将非深户籍学龄前儿童纳入居民医保。
以下是采访实录:
凤凰网公益:获得“公益友好型城市推动者”奖,对于机构来说,意味着什么?
丁丽:它意味着一种看见,通过媒体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和了解一种工作和生活,也让人去理解生活在城中村的普通人的需要和期待,也让人看到一个友好型的城市具备的要素可能有什么。
凤凰网公益:绿色蔷薇把城中村的一间小屋,建成了姐妹们“在他乡的故乡”。你怎么看待这种模式对一个城市的推动作用?
丁丽:具体地说,绿色蔷薇不是城中村的一间小屋,而是由好几个不一样的空间构成。但绿色蔷薇又不只是几个空间构成,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形成不同于农村的熟人关系。在城中村,绿色蔷薇的空间有可以举办文艺晚会的蔷薇之家、供孩子玩的亲子园,还有探索合作经济的布衣姐妹合作社,除此,蔷薇还在城中村的巷子、凉亭、公园举办各种类型的公开活动。在做这些活动时,我们会强调其中的公共属性,把劳动价值、女性力量、儿童权利等面向融入其中。
此外,我们的工作不是做一次活动就结束了,我们也看重和社区姐妹、孩子的日常关系。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可以变成一个熟人社区,绿色蔷薇可以在这里扎根,让更多生活城中村的一线劳动者获得归属感,可以在精神上获得更多快乐和追求。
当一个城市说“来了就是深圳人”,我希望它不只是一句口号。我希望它真的让人觉得:我在这里打工,我的孩子在这里出生,我们是新一代的新市民。当我们成为新市民,对城市、对社区有归属感的时候,我们才会更爱这个城市,才会对这里的人、这里的一切更有归属感,更像一个主人公。那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感觉才会变得真实。
凤凰网公益:机构强调“相信每个打工姐妹和孩子都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把绿色蔷薇定位为一所知识自下而上流动的“社区学校”,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帮扶机构。为什么你们要坚持改变传统公益中的“施与受”关系?这种理念和模式获得了哪些有价值的反馈?
丁丽:传统意义上的“施与受”,本身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好像“我”是更高的人,然后“你”来接受帮助。实际上在一个社区,每个人本身具备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
比如要搞一个几十人的聚餐和聚会,不需要非常明确的分工和组织,姐妹们就可以在蔷薇之家很自然地配合、协调、完成。姐妹们想要学跳舞,我们就找喜欢和热爱跳舞的姐妹来带大家一起跳。姐妹们喜欢去户外,那我们就跟着擅长户外运动的姐妹出行、游玩。这些是相对容易的事,复杂一点的事比如读书、写作、音乐、戏剧,我们就用集体创作的方式进行。在这里面,我们没有明确的“老师”,也不强调所谓的“专业”,大家在一起更像是一种合作关系,共同去完成一件觉得有趣也有些意思的事情。这个过程,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被看见,相互碰撞和激发,每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也可以看见彼此经验的差异,相互学习。
在这样的状态中,每个人自己的价值、知识、能动性可以更积极、更正向,也能让整个社区形成一种互助、合作的可能,不同人的经验可以在其中流动起来。
凤凰网公益:从姐妹文学社、女工集体诗集《我们的诗歌》,到普通人剧社携《成为普通人》全国巡演九城,绿色蔷薇一直在用文艺创作让女工的声音被听见。写诗、演戏这些看似“不实用”的事,对打工姐妹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一位女工站在舞台上说出自己的故事,她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丁丽:这个问题,我们每次演戏或者公开分享的时候,也经常被人问到。
我们机构的理念是“面包与玫瑰”。面包代表生存,玫瑰代表尊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尊严地生活。
对姐妹和孩子来讲,能够创作、能够表达,本身就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人能够自信地表达,从容地讲述自己的遭遇、思考和想法的时候,她的主体性才能出来。
我们日常能看到,每个姐妹的状态会越来越好。她不会因为“我没有学历”、“我是农村来的”,就觉得自己更差。就像木姐姐,只念过三年书,但她可以出一本诗集,可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讲自己的思考,讲她怎么做烧饼、怎么观察生活、怎么写诗,那些观察和文字都非常细腻。
还有一个例子,是姐妹参加读书会之后的心境变化。她每天还是要照顾孩子、做家务、上班,但她不用再去苛责自己做得不够好。以前很多观念会告诉她,女性应该温柔贤惠、要做好妈妈、好妻子,同时还要兼顾工作。但当她获得更多认知、学到更多思想方面的东西之后,会变得不一样。尽管“我”依然会做这些事,但“我”不会那么自责了。“我”知道“我”还是要做饭、要照顾家庭,但“我”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就觉得自己不是好妈妈、好妻子,而且“我”也可以暂时不照顾家庭、花一些时间照顾自己的感受、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在现有的条件下,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完全改变,但“我”知道,“我”为家庭、为社会已经做了很多贡献。
这个过程中,自信的表达是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经常说要打破刻板印象,但如何打破呢?媒体报道或学术研究,很多时候是研究女工,把女工作为客体或对象来看待,这样生产的内容有好的、也有不尽人意的,也常常会和女工的语言方式有距离。因而当女工有很多表达机会,能够面对镜头、非常自信地表达时,她代表的就不只是她自己,而是这个群体。她不是被别人代言,她可以讲“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的思考是什么,“我”的想法是什么,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去表述自身,
这也是我们做公益的一种需求:不是一直被动地“受”,别人塞什么就接受什么,不是别人来研究“你”,代“你”说,而是“我们”自己来讲述:“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思考是什么,“我”需要什么。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公众能对普通人的想象有更多可能性,对公益的想象也有更多可能性。
凤凰网公益:从2019年提交立法建议,到2025年9月深圳市正式将非深户籍学龄前儿童纳入居民医保,绿色蔷薇用六年时间推动了一项惠及无数家庭的政策落地。一个扎根城中村的小型社工机构,如何完成从基层调研、立法建议到政策落地的完整闭环?这段经历对其他公益机构参与政策倡导有什么启发?
丁丽:我们机构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做调研。在日常工作中,在日常聊天、空间开放的时候,如果有孩子、姐妹反复提到某个问题,我们就会开始做调研。
我们的调研方法,是由研究者、工作人员和姐妹一起参与、一起设计问卷、做访谈提纲,最后一起写报告。调研结束之后,我们会和姐妹分享其中的内容,也会结合实际的工作,进行方向上的把握。如果有可能,我们也会和政策倡导做结合。
过去每一年,我们都会做调研,议题涉及家政工、家暴、疫情、环卫工、气候、养老等。
2019年,我们在社区里发现,很多孩子在0到3岁时,看病是个大问题。我自己也有孩子,0到3岁很容易生病,但因为不是深圳户籍,孩子没有办法享受相应的医疗待遇。当时我们问了很多家长,了解Ta们在孩子看病过程中遇到的事情,然后写了一份政策建议。
我们把建议发给了大概200多位的人大代表,有5位代表回信,最后有两三位人大代表来找我们。我们长期联系的是龙华的一位人大代表,跟她详细聊了具体案例,后面一直跟进。她一直在提这个提案,到2025年终于实施。
我自己觉得,很多公益机构在日常实践获得的信息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如何把它转换为政策,找到相关的人大代表,或者找到可以提案的方式去提案,是一种可能的尝试。你会看到,有些政策是有可能改变的。
在我进入公益行业的第一个机构,那时我们也做过很多倡导,比如社会保险,还有养老议题,我们会抓住每一个可以提建议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工作很有限,接触的人也很有限,但当一个政策改变的时候,它能惠及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组织可以有提案的机会,有更多有能力提提案的人与公益组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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