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音乐课堂：音乐课是乡村孩子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6公益盛典落地安徽六安霍山县。以“从扎根到成林”为约，这场持续11年的公益盛会致敬了长久坚守的行动力量，年度公益人物、项目、创意及企业/机构等荣誉当晚悉数揭晓。大山里的音乐课堂获颁乡村振兴行动奖。

大山里的音乐课堂由贵州省为爱黔行公益服务中心发起，聚焦乡村美育，通过硬件、师资、课程、校园活动和展示舞台，为乡村孩子提供持续的音乐教育支持。

贵州省为爱黔行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吴建林在接受凤凰网公益专访时，回顾了项目一路走来的历程。他说，这套体系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逐步“长”出来的。

最开始，团队只是根据学校老师会什么就买什么，买琴、买鼓，再派遣支教老师。做着做着发现，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毕业十多年再没碰过乐器，有的半路出家不够专业，支教老师也不稳定，项目开展得层次不齐。于是团队开始做乡村音乐老师培训，邀请高校和社会专业老师，为项目学校和县域音乐老师持续赋能。

再往后，团队复盘时意识到，光有课还不够，孩子还需要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于是项目开始依托县域构建嵌入式生态，联合专家和学校老师开发课程，搭建县域音乐会、省级展演、国家级舞台等展示平台，最终形成硬件、师资、课程、校园活动和展示舞台六位一体的支持结构。

大山里的音乐课堂资料图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大山里的音乐课堂为更多人所知。四川凉山乡村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唱歌，被人拍下发到网上，第二天就获得了六千多个点赞。这让大山里的音乐课堂支持的“妞妞合唱团”，声音第一次传出了大凉山。2025年央视春晚，这群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站上了舞台，唱响《玉盘》。

吴建林说，舞台给乡村孩子带来的最大改变，是“眼里有光，变得更加自信”。这种自信会迁移，会转移到课堂上，转移到举手发言，转移到跟同学相处。一个曾经怯场的孩子，在班级里的位置会变，他说话的声音都会大一点。

孩子们的变化更让吴建林坚信：音乐课是乡村孩子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不过，要让更多人真正理解并参与进来，吴建林坦言，传播上还有不小的卡点。

目前，乡村美育始终被窄化为“乡村儿童公益帮扶”议题，公众只看到“弱势”，看不到“珍贵”。捐钱捐物是主流，缺乏能让公众深度介入、获得反馈的场景。成果破圈更难，孩子们的合唱、器乐演奏大多只在校园和当地小范围展示。“没有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转化，乡村美育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远方的故事’。”吴建林说。

以下是采访实录：

凤凰网公益：恭喜获得“乡村振兴行动奖”，这个奖项对“大山里的音乐课堂”和团队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刻最想分享的感受是什么？

吴建林：特别感谢凤凰网行动者联盟，这是我们大山里的音乐课堂第二次获得咱们的奖项，特别荣幸也特别激动。这个奖对我们最大的意义，不是“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这条路走得通”，我们的努力被看见被认可。

我特别清楚一件事：乡村振兴的路径不止一条。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乡村学校除了语数外，还能不能给孩子别的东西？音乐课到底是不是一种“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很奢侈”的事？今天这个奖，等于被正式回答了：它不是奢侈，是刚需。

第二个意义，是它让我们这些做乡村美育的人，第一次被放到“乡村振兴”这个更大的坐标系里去看自己。过去我们总在讲音乐教育，讲的是音乐本身；今天这个奖提醒我们，我们做的其实是教育公平的最后一公里——是让山里的孩子在资源最匮乏的地方，仍然能接触到高质量的审美教育。我们不仅仅是在支持乡村音乐教育，我们是在用音乐，把一个孩子从“不敢开口”推到“敢站上去”。同时解决乡村地区留下来的孩子用什么来陪伴他们更好的成长，支持他们心里有什么。

我最想分享的不是自己，是孩子。我们在贵阳举办梦想音乐会，有个四年级的侗族女孩第一次来到贵阳上台唱侗族大歌，虽然很紧张但还是非常惊艳地面对五百多个观众完成了舞台表演，下场后激动地哭了——我们同事问她咋了，当时她说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老师，我以为只有城市的女孩子才能登上那么大的舞台唱歌，我也做到了。”所以这个奖我领走之后，第一件事是要回到学校去。这个奖不是给我们的，是给那些还没被听见的孩子的。

凤凰网公益：现在这套从硬件到师资、从课程到舞台的支持体系，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还是在实践中逐步调整出来的？

吴建林：坦白说，是逐步“长”出来的，不是一开始设计好的。我们走过三个阶段，我希望如实讲，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可能比结果更有说服力。

第一阶段：只给硬件和部分学校派遣支教老师。早期我们做的是最简单的：买琴、买鼓，根据学校老师会什么就买什么。结果发现——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老师毕业十多年了就再也没有碰过学的乐器了，很生疏了，也有的老师是半路出家也不够专业，项目开展得层次不齐，而派遣的支教老师也不稳定，于是我们就反思和复盘；

第二阶段：开展乡村音乐老师的培训，邀请高校和社会上专业老师和专家给项目学校和县域的音乐老师开展持续的赋能培训来提升老师的演奏和教学水平；

第三阶段：我们复盘的时候发现，如果项目在学校开展好要有课程、有活动、有社群生态，同时还要给老师和学生们提供更多的获得感（被看见），于是我们就依托县域构建音乐学科发展的嵌入式县域生态，同时联合专家和学校老师开发课程，然后搭建被看见的舞台。

乡村美育缺的不是一节课，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参与以及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于是有了现在的六位一体结构：硬件层（教室、乐器、音响）、师资层（教师培训+驻场支持+高校师资）、课程层（分年段课程+本土音乐教材+非遗内容）、校园活动（项目与音乐课）、看见层（县域音乐会+省级展演+国家级舞台+媒体报道）。

每一次调整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所以我常说，我们这套体系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在探索中“生长”出来的。

凤凰网公益：团队把芦笙舞、侗族大歌这些引入校园，推进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吴建林：阻力肯定有的。

一是传承主体断层，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非遗音乐存在师资量与质的双重缺口，乡村学校普遍缺少专业的音乐教师，非遗民族音乐老师就更缺少了，多由其他学科老师兼任。民间传承人老龄化，而且民间歌师、舞师本身都是本地村民，需兼顾农活与生计，无法保证固定到校教学的时间；农忙时节教学往往直接中断，课程连续性很差；

二是文化认同弱化：学生与家长的接受度挑战，受流行文化、短视频传媒的冲击，青少年的审美取向发生明显偏移。很多孩子觉得侗族大歌、芦笙舞“老土、不酷”，更愿意学习吉他、街舞等现代艺术形式，对传统民族艺术的认同感和学习主动性普遍不足。

同时，不少家长持功利性认知，认为学这些“耽误文化课、没实际用处”，既不能升学加分也不能谋生，对孩子参与民族音乐课程的支持度很低。叠加乡村城镇化推进、生源逐年减少的趋势，可覆盖的传承人群基数还在持续缩小。

凤凰网公益：从县里的音乐会到央视春晚，你们观察到舞台对乡村孩子带来了什么改变？

吴建林：我观察到最大的改变是眼里有光，变得更加自信了，舞台给的是可迁移的自信，乡村孩子不缺聪明，也不缺能力，缺的是“我也可以”的体验。在村小，上台非常紧张的孩子非常常见。但一旦站上去、被鼓过一次，下一次他就敢了。关键是——这种自信会迁移。它会转移到课堂上，转移到课堂上举手发言，转移到跟同学相处。一个曾经怯场的孩子，在班级里的位置会变，他自己说话的声音都会变大一点。

通过舞台的表演自己被看见，这也是一种认可，会有很强的荣誉感和获得感，这种荣誉感和获得感会迁移到学习和生活中，助力乡村儿童的更多可能性。

同时我也觉得一次性舞台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不希望外界把这件事讲得太神。我们不认为一个孩子上了央视，他的人生就一定改变了——那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真正能确认的是：这个孩子在这个瞬间，确认了自己是有价值的、被看见的。这个确认是真的、持久的。

凤凰网公益：这些年团队在传播上做了很多尝试。在你看来，当下让公众理解并参与乡村美育，最大的卡点在哪里？

吴建林：在我看来，当下让公众真正理解并主动参与乡村美育，最大的核心卡点在于：乡村美育始终被窄化为“乡村儿童公益帮扶”议题，而非大众可共情、可参与的公共文化议题。无论是认知叙事、审美连接还是参与路径，都还困在“单向捐助、悲情叙事”的框架里，没有建立起乡土美育价值与公众生活的深层关联。

一、认知叙事固化：悲情帮扶的框架，消解了文化本身的价值。受到目前公众更愿意帮助苦难的慈善文化客观因素影响，主流传播大多沿用“山里孩子缺美育”、“用艺术点亮童年”的苦情叙事，公众对乡村美育的第一认知是“扶贫助弱”，而非“活态文化传承”与“全民美育的重要组成”。对“大山里的音乐课堂”这类项目而言，侗族大歌、芦笙舞本身的艺术价值、文化根脉意义，常常被“孩子的音乐梦想”、“走出大山”的叙事覆盖。像侗族大歌这种世界级的多声部合唱艺术，在传播中常常退化为“山里孩子的歌声”，其艺术高度、文化传承的紧迫性被弱化，公众只看到“弱势”，看不到“珍贵”。

二、参与路径浅层：单向捐输为主，缺乏双向互动的深度场景。目前公众参与乡村美育的渠道，高度集中在“捐钱捐物”这几种单向输出模式，缺乏能让公众深度介入、获得反馈与价值感的参与场景。对普通公众来说，除了“捐一件乐器”、“支持一节音乐课”，几乎找不到其他参与方式：既没法直接参与课程设计、艺术共创，也没法便捷地欣赏到孩子们的教学成果，更难和乡村孩子、民间传承人产生真正的文化互动。

很多项目的传播是“事件型”的（比如六一、开学季的公益活动），没有常态化的参与入口，公众的热情随活动结束快速消退，无法形成持续的参与社群。

三、成果破圈难：美育成果未转化为大众文化产品，无法进入日常场景。乡村美育的实践成果（比如童声合唱、乐队表演、器乐演奏、学生文创等）大多只在校园、当地乡镇小范围展示，没有转化为可传播、可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始终走不出公益圈层。

孩子们演唱的侗族大歌、编排的芦笙舞，大多只出现在学校汇报演出、当地公益活动中，没有上线音乐平台、没有走进城市剧场、没有和流行文化结合的改编作品，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接触不到。

没有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转化，乡村美育就始终是“远方的故事”，公众既看不到具体的成果，也感受不到它和自己的关联，参与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