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爱1加N成长计划”困境儿童帮扶项目：爱心没有错，错的是它没有边界，也没有被训练

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6公益盛典落地安徽霍山。以"从扎根到成林"为约，这场持续11年的公益盛会致敬了长久坚守的行动力量，年度公益人物、项目、创意及企业/机构等荣誉当晚悉数揭晓。“微爱1加N成长计划”困境儿童帮扶项目获评"年度十大公益项目"。

"微爱1加N成长计划"由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在2017年发起，专为"困境和困境边缘儿童"而设。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斌在接受凤凰网公益专访时说，项目最原始的出发点，来自一群"看不到"的孩子——他们不在任何一份名单上，也不在任何一个系统里。父母双方离家出走、不履行监护责任，或者家里有重病人、有长期服药的开销，按材料上的条件，够不上建档立卡，也够不上低保，"可实际生活已经掉到了边缘"。一个县的困境儿童若只靠政策口径去统计，这部分孩子最容易成为帮扶盲区。所以从第一天起，项目就"不是按'符合哪条政策'来选孩子，而是按'这个孩子的实际困难需求'来的。实地走访与回访是我们唯一的入口，也是最笨、但最不会出错的办法"。

"1"是一个具体的孩子，"N"跟着需求走，是个会变的数字。杨斌回忆，走访时，他们会先做一次全面摸底，把孩子的家庭结构、监护状况、学业、身体、心理状态都记下来，再进入独创的四色风险分级——红、橙、黄、绿对应不同的紧迫程度和介入强度，用来决定"先帮谁、帮什么、帮多深"。分级之后按需配置服务：可能是助学金，可能是"温暖小屋"的环境改造，可能是"微爱妈妈"的定期陪伴，也可能是研学营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一个孩子需要几项，N就是几项。

但需求也常和预判相左。杨斌介绍，最初团队总觉得孩子家里缺钱，可钱和物资送过去，家庭并没有太大转变——这笔钱可能拿去给老人买了药，也可能被酗酒的父亲换了酒。一次次家访之后，思路调了过来：送钱不行，那就送兔子、送羊、送猪，让家庭去养去卖，自己造血。

"钱能解决的是'缺'，但孩子心里真正在意的，往往是另外的东西。"杨斌说，帮扶"不是给完钱就结束，也不是活动搞完就结束，而是让帮扶一直跟着孩子走"。

面对满腔热情想来帮忙的人，项目却设了一年考察期和31项志愿服务专项标准。在杨斌看来，"专业不是加分项，而是底线"。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位新志愿者去看父母离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女孩，心一软当场落泪，抱着孩子说"以后我来陪你"。可她走后，孩子哭了整整两天，反复问奶奶："那个阿姨说会来，她怎么还不来？"对大人来说那可能只是一句安慰，对一个长期被亲人离开过的孩子来说，却是一个新的承诺，一次新的失去。"爱心没有错，错的是它没有边界，也没有训练。"

目前，协会正在编撰县域公益实践白皮书。回看多年实践，杨斌最希望同行借鉴的是"把标准做出来"——县域公益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靠人，靠一帮人的热情与锲而不舍，"人一走，项目就散"。他们牵头制定31项志愿服务专项标准、9项团体标准、2项地方标准，落实65项管理制度，还建了山东首个县域困境儿童数字化管理系统，把走访、分级、派单、跟踪、反馈全流程都放到系统里。而今天会选择重新调整的，是早期"包得太多、太满"的做法：总想一口气解决孩子所有的问题，结果志愿者很累，孩子有的还产生了依赖。现在会更克制——"先找准这个孩子最要紧的那一两个需求，做深、做稳，把节奏交给孩子，把专业的部分交给专业的人。有些事，术业有专攻，有些事，静待花开"。

以下为访谈实录：

凤凰网公益：首先恭喜获得“年度十大公益项目”。2017年发起这个项目时，泗水当地其实已经有不少助学、助困的公益行动。你们当时为什么决定专门为“困境和困境边缘儿童”做一个项目？你们到了一个孩子家里，最先留意的是什么？有没有哪次走访，让你们意识到：如果只看材料上的条件，这个孩子就可能被漏掉？

杨斌：这个问题问到了项目最原始的出发点。2017年之前，泗水当地的助学、助困确实已经有不少人在做，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在13年就开始做。但我们在走访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大家的帮扶大多停留在“看到什么就帮什么”，有的只是临时的慰问或者一次性的救助，根据解决不了实际的困难，还有一类孩子，也是恰恰“看不到”的。

所谓“看不到”，是因为他们不在任何一份名单上，不在任何一个系统上。比如，父母双方离家出走，不履行监护责任亦或者父母可能还有劳动能力，但家里有重病人、有长期服药的开销，有一个突然出事成了单亲的孩子。按材料上的条件，他们够不上建档立卡，够不上低保，可实际生活已经掉到了边缘。这就是我们后来反复说的“困境边缘儿童”。一个县的困境儿童如果只靠政策口径去统计，这部分孩子最容易成为帮扶盲区。所以我们决定专门为他们做一个项目，把这个盲区补上——这也是项目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原创性，不是照搬谁的模式。而是根据孩子实际情况实际需求来做的项目。

到一个孩子家里，我们除了留意的居住环境和家庭成员外，格外留意的还有孩子本人的精神状态，面貌表情，他的眼神躲不躲人，说话的声音大不大，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合身、是不是有人管。还有几处细节我们一定会看——灶台上有没有一点热气，衣着会不会干净，身上有没有伤痕……这些东西比表格上的收入数字更真实。

说到差点被漏掉的孩子，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女孩，家里父母都在世，房子也不算太破，按任何一份材料看都不符合救助条件。但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孩子穿着一双不合脚的旧棉鞋，脚后跟露在外面，作业本上的字写得极工整，却已经很久没有一本新本子了。几经了解，孩子父亲外出打工后不在和家里联系，不履行抚养义务，奶奶身患重病，家庭开销全靠母亲一人。孩子妈妈说，家里不是不想给孩子花钱，是钱都花在了给奶奶买药上。这个孩子不哭不闹，安静得让人心疼。那一刻我们就很清楚：只看材料，她一定会被漏掉。后来她成了我们的服务对象，现在已经在读高中。

所以这个项目从第一天起，就不是按“符合哪条政策”来选孩子，而是按“这个孩子的实际困难需求”来的。实地走访与回访是我们唯一的入口，也是最笨、但最不会出错的办法。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有需求才有的项目。

凤凰网公益：项目叫“微爱1加N成长计划”，这意味着每个孩子得到的支持会随着需求变化，在具体执行中，“N”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有没有遇到过孩子说出的需求，和志愿者预判的完全不一样？你们会怎样调整帮扶？

杨斌：“1加N”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总结出来的。1，是一个具体的孩子；N，不是我们替他定的，是跟着他的需求走的。所以N从来不是固定的几项服务，而是一个会变的数字。

需求怎么确定下来，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流程。走访时先做一次全面摸底，把孩子的家庭结构、监护状况、学业情况、身体状况、心理状态都记下来，然后进入风险研判环节，也就是我们独创的四色风险分级机制——用不同的颜色标出孩子的风险等级，红、橙、黄、绿对应不同的紧迫程度和介入强度。这个分级不是贴标签，而是决定“先帮谁、帮什么、帮多深”的依据。分级之后，我们再按需配置服务：可能是助学金，可能是温暖小屋的环境改造，可能是微爱妈妈的定期陪伴，也可能是向日葵成长家园的集中照护，还可能是研学、生涯规划及各类营会，可能是高考学子的志愿填报指导，可能是针对某名孩子遭受校园霸凌所采取的措施亦或者哪一名孩子需要转学。对一个孩子需要几项，N就是几项。

确实遇到过孩子说出的需求和志愿者预判的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前期。我们总觉得孩子家里缺钱，但给孩子送去钱送去物资后，我们发现对这个家庭并没有太大的转变，甚至这笔钱用不到孩子身上，可能给家里老人买药了，也可能让酗酒的父亲买酒喝了。一次次的摸索一次次的家访，也调整了我们的思路，送钱不行我们开始送兔子送羊送猪，让孩子家庭去养去卖实现自我造血。

慢慢的接触多了，孩子们也会主动诉说自己的需求，我们也会定期进行问卷调查，我们每周五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周五例会，会针对我们看到的现象进行集体评估，问问孩子真正需要什么，比如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妈妈，希望有人辅导ta写作业，去一次游乐场。

钱能解决的是“缺”，但孩子心里真正在意的，往往是另外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允许志愿者凭想象直接给方案，一定要先问、先听，再调整。N的调整是动态的，孩子长一岁、家庭经历一次变故，需求就变一次，我们的方案也跟着变。这也正是项目“摒弃一次性救助”的意思——不是给完钱就结束，也不是活动搞完就结束，而是让帮扶一直跟着孩子走。

凤凰网公益：项目对志愿者设置了一年考察期，还制定了31项志愿服务专项标准。面对一个热心想来帮忙的人，这样的门槛可能并不容易解释。一线服务中，什么经历让你们意识到，光有爱心还不够？这一年里，你们最看重志愿者哪些表现，又怎样教会他们：什么时候可以主动帮，什么时候应当停下来，请专业人员介入？

杨斌：说实话，这个门槛一开始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跟人说。有人满腔热情想来做志愿者，我们却要花一年时间考察他，还要让他学31项志愿服务专项标准，听起来像是在为难好心人。但这些年一线服务走下来，我们越来越确定，这道关必须守，专业不是加分项，而是底线。

让我们意识到“光有爱心还不够”的经历，有很多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刚加入的志愿者去看一个父母离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女孩。志愿者心很软，看到孩子穿得不好，当场就掉眼泪，抱着孩子说“以后我来陪你”。她走之后，孩子哭了整整两天，反复问奶奶：“那个阿姨说会来，她怎么还不来？”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对大人来说，那可能只是一句安慰的话；但对一个长期被亲人离开过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个新的承诺，一次新的失去，造成了二次伤害。爱心没有错，错的是它没有边界，也没有训练。

所以这一年考察期里，我们最看重的其实是三件事。第一是稳定，能不能固定时间、持续地来，而不是热度一过就消失，孩子的信任经不起反复的爽约。第二是分寸，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做陪伴者而不是替代者，不越界、不承诺、不对孩子的生活指手画脚。第三是学习意愿，愿不愿意按标准来、愿不愿意被督导纠正。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主动帮，什么时候应当停下来”，我们有一套明确的要求。日常的陪伴、辅导、情绪支持，志愿者可以主动去做；但一旦涉及心理创伤、家庭暴力、医疗问题、法律问题，就必须停下来，交给专业人员或转介到对应的机构。我们不要求志愿者什么都懂，但要求他们知道自己不懂什么，并且知道去找谁。这31项标准、这一年考察期，说到底都是为了两件事：一是保护孩子，二是保护志愿者自己。

凤凰网公益：你们正在编撰县域公益实践白皮书，回看多年实践，有哪种做法是您希望写进白皮书、让同行借鉴的，又有哪种做法，是您今天会选择重新调整的？

杨斌：白皮书这件事，我们做得比较慢，因为想写得实在一点，不写成一份漂亮的汇报材料。回看这些年，如果只挑一件事希望同行借鉴，我会选“把标准做出来”。

县域公益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靠人。靠一帮人的热情与锲而不舍，人一走，项目就散。我们踩过这个坑，所以后来花了很大力气把经验变成标准：牵头制定31项志愿服务专项标准、9项团体标准、2项地方标准，把65项管理制度落下来，还建了山东首个县域困境儿童数字化管理系统，把走访、分级、派单、跟踪、反馈全流程都放到系统里。这套东西看起来笨，但它是让项目能活十年的根基。再加上“团队专业化”那条线——志愿者一年考察转正，联动专业机构做常态化督导——等于把“人”这个最大的变量，也尽量纳入了可控的轨道。还有一点我想特别写进去：我们始终把“困境边缘儿童”这个最容易被漏掉的群体放在视野里，这是项目在理念上最不该丢掉的东西。

如果问我哪一种做法今天会选择重新调整，我想是早期做服务时“包得太多、太满”的那部分。项目刚起步那几年，我们总想着凭借团队的力量，一口气把孩子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物质、学业、心理、家庭关系一起上。结果是志愿者很累，孩子有的产生了依赖。现在我们会更克制：先找准这个孩子最要紧的那一两个需求，做深、做稳，把节奏交给孩子，把专业的部分交给专业的人。有些事，术业有专攻，有些事，静待花开。

这大概也是白皮书想传递的东西——不是告诉同行“我们多成功”，而是把踩过的坑和想明白的道理，一起交出去。这样别人就不用从零开始，当然我们也想通过白皮书，传播一线价值、行动价值，通过价值倡导更多人关注儿童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