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吕全斌：救一条鱼不如去建设整个渔场

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6公益盛典落地安徽霍山。以"从扎根到成林"为约，这场持续11年的公益盛会致敬了长久坚守的行动力量，年度公益人物、项目、创意及企业/机构等荣誉当晚悉数揭晓，吕全斌获颁特别贡献奖（个人）。

他走上公益这条路，起点朴素得近乎偶然——上大学时因家庭经济困难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定向西藏专业，加入"关注'三农'协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自己也来自农村，希望帮中西部的孩子看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真正让他决定把公益当作职业的，是2009年秋的一次婚礼。他参加社团第二任会长的婚礼，当年在宁夏支教时认识的一个孩子找了过来，告诉他：本来已经准备辍学打工，因为参加了志愿者办的夏令营才去复读，考上高中，又考上同一所大学，还加入了同一个社团。"公益这项工作，既能让自己安身立命，还有可能帮助他人改变命运。"他说，让自己的工作与社会的正义、进步相联系，并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至今仍是他持续下去的动力源泉。

2017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注册为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从搭建交流平台到建立稳定机构，他坦言最难的不是起初的登记注册，而是此后一直要面对的治理有效性与管理效能，"光靠几个有热情的人，已经不够了"。

他推动建设的长青文献图书馆，最初只有两个书架，如今收藏公益书籍、机构资料和前辈档案，包括商玉生先生的个人档案。"没有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没有记忆的行业没有发展。"让他震动的是一位曾任中字头基金会秘书长的退休前辈——对方在疫情期间整理好资料，70多岁的老人隔段时间自己开车送到办公室楼下，连口水都不喝就走；国家图书馆也曾向他索要，他拒绝了，理由是进了国图行业用起来不方便。"这些前辈和他们家属的信任，让我们更有责任把行业通过这些历史记忆的承载物，传承下去。"

从一线公益到行业建设，他的选择逻辑很朴素："救一条鱼不如去建设整个渔场。"而在他看来，行业建立信任，除了把信息公布出来，更要紧的是把社会动员与参与纳入工作流程、成为一种文化——"社会组织的核心功能是组织社会，只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信任才有可能建立"。

以下为访谈实录。

凤凰网公益：首先恭喜获得“特别贡献奖”。您大学时加入“关注’三农‘协会”，据早年的采访，是在去打水的路上遇到社团招新，加入了这个“会费便宜一半”的社团，并在之后成为协会的第三任会长。这个进入公益的起点很生活化，后来是什么经历，让您从参加一次社团活动，走到决定把公益作为职业？今天回看，当年吸引您的东西，还有多少留在现在的工作里？

吕全斌：上大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所以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定向西藏专业，加入三农协会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也来自于农村，希望通过自己和社团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农村的孩子看来未来发展的希望和可能性。

2009年秋的某个周末，参加大学社团第二任会长的婚礼，婚礼上当年在宁夏支教的孩子找我，告诉我当年我们的支教改变了他的命运。本已准备辍学打工的他，参与了志愿者举办的夏令营，然后再去复读，考上高中，再考上我们大学，加入了我们社团，然后找到机会告诉我们他命运改变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公益这项工作，既能让自己安身立命，还有可能帮助他人改变命运，非常有成就感，也能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一直在这条战线上持续了下来。

当年吸引我的那些价值，虽然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挑战，但让自己的工作与社会的正义、进步相联系，而且在此之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依然是让我持续下去的重要工作动力和源泉。

凤凰网公益：2015年，您重新回到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论坛秘书处注册为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从搭建交流平台，到建立稳定的机构，当时最难解决的是什么？您曾谈到，要把个人经验转化为运行机制和机构文化——有没有一件事，让您特别清楚地意识到，光靠几个有热情的人，已经不够了？

吕全斌：起初最难的是登记注册，不过幸好有了一个机会窗口，在北京市直接登记为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民非。成立机构以后，一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治理有效性和管理效能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追求和探索所谓“行业建设”的效果和效能。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需要内部及时调整，积极去应对和调适。

凤凰网公益：您推动建设长青文献图书馆，还收藏了商玉生先生的个人档案。长青文献图书馆最初只有两个书架，后来逐步收藏公益书籍、机构资料和前辈档案。您曾感慨，直到商玉生先生去世后，才知道他早年做过那么多工作。整理这些资料时，哪一次发现最让您感到遗憾或震动？您希望年轻公益人从这些前辈的经历中，读到什么？为什么在资金、人才都紧缺的公益行业，仍然值得为历史资料留出空间、投入资源？

吕全斌：没有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没有记忆的行业没有发展。

行业过去十多年，得以快速发展，但近些年一些机构开始暴雷，部分基金会负责人甚至受刑入狱。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公益前辈，他们曾经奋斗和开创了公益行业，虽然现在他们年事已高，甚至部分前辈已经离开人世，有些老机构也已经注销，但他们曾经积累的工作经验、人生智慧、组织方法，还有坚持理想的历史画面，对当下都有现实借鉴和激励未来的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主流往往提及慈善和志愿者，对组织化的现代公益了解甚少，如果我们不及时抢救这些历史记录，并且推动研究和传播，行业主体性非常薄弱，行业社会价值能见度很低，进而社会知晓和社会认可不足。

有一位曾任中字头基金会秘书长的退休前辈，工作期间除了管理所在基金会以外，还参与了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立法和社会组织登记评估等相关管理措施的建立过程。退休后，在网络上了解到我们收集整理行业资料，在疫情期间，他把资料整理好后，隔段时间，70多岁的老人家自己开着车把资料给我们送到办公室楼下，连口水都不喝就走了。后来我专门去他家拜访致谢，他说国家图书馆也跟他索要过相关资料，但他拒绝了。他说进入国图后，可能行业使用起来不方便，还是希望交由我们这个专门保存公益慈善行业资料的地方。

这些前辈和他们家属的信任，让我们更有责任把行业通过这些历史记忆的承载物，传承下去。

凤凰网公益：您参与推动基金会信息公开，也在相关访谈中提醒，透明指数不能替代对机构整体表现的判断。普通捐赠人面对年报、财务数据和各种评价指标，怎样才能真正看懂一家公益机构？在您看来，行业建立信任，除了把信息公布出来，还需要做哪些更难、但必须做的事？

吕全斌：普通捐赠人面对一堆公益组织的数据，就像一个刚入股市的股民，通过各种公开数据，去筛选一家最值得投资的公司。

如果要看懂，需要一定的时间，除了公开数据外，还要去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了解这个组织待人接物的具体细节，以及这些细节体现出来的价值观。

相同的是，公益组织应该把社会动员和参与，纳入工作的各项流程中，成为一种文化。社会组织的核心功能是组织社会，只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信任才有可能建立。

凤凰网公益：您做过一线公益，也长期投入基金会交流、人才培养和行业建设。是什么让您逐渐确定，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支持做公益的人”这件事上？有没有一次经历，让您发现，帮助一家机构把工作做好，能够影响到更远、更多的人？

吕全斌：中国的民间公益得以大发展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近几年其实已经面临高质量发展的低潮。在我看来，同样的公益逻辑，适合我们的工作选择，救一条鱼不如去建设整个渔场。如果整个生态系统变好了，整个社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