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苹果公益"穿墙引线"项目:阻断犯罪,从修复服刑人员家庭的这条亲情开始

红苹果公益"穿墙引线"项目:阻断犯罪,从修复服刑人员家庭的这条亲情开始

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6公益盛典落地安徽霍山。以"从扎根到成林"为约,这场持续11年的公益盛会致敬了长久坚守的行动力量,年度公益人物、项目、创意及企业/机构等荣誉当晚悉数揭晓,红苹果公益"穿墙引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项目获评"年度十大公益项目"。

"这份荣誉真正的主人,不在台上,在高墙里,在村子的巷子深处,在一个已经不在的孩子那里。"红苹果公益创始人林敏明在接受凤凰网公益专访时说。

他记得一个孩子对他说过一句话——"他们说我是没爸没妈的野孩子"。那孩子的爸爸在监狱服刑,妈妈在外地打工还债,他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读书,是"藏":藏住家里的事,藏住想爸爸的念头。"孩子没有罪,犯法的是父母,可现实中替父母付账的往往是孩子。"项目要做的,是穿过监狱的高墙,在服刑的父母和墙外的孩子之间,重新牵上一条能说话的线。

"穿墙圆桌对话"第一次做时,气氛僵到能听见空调声,没人愿意先开口。真正破冰的是服刑人员自己。在福建一所监狱的座谈上,一位服刑人员拿着话筒就说不下去了:"真的没想到可以实实在在地抱一抱我的儿子……进来三年,通过红苹果的穿墙引线活动第一次看到了儿子。"这句话在监区里他绝对不会说——在那里,"愧疚"是软的,会被看作情绪失控。坐在旁边的林敏明坦言,第一反应是坐不住:"我们是不是把事情搞得太晚了?"一个孩子长到会"跟别人说自己有爸爸"都要当成一件大事来报喜,说明前面的那些年,他是把这个爸爸藏着、瞒着的。"我们做的不是锦上添花,是补一个本不该缺的洞。"圆桌最重要的不是感人,而是把服刑人员从"被帮教的对象"变回"一个会疼、会悔、会想家的人"。

而最难走通的从来不是政策,是那扇门。在云南玉溪落地时,第一次打电话过去,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感谢,是防备——"服刑人员子女"是这个家不能说的秘密。入户前还有一道坎:曾有村民当众质问林敏明"你们为什么要帮他们家?他母亲是杀人犯"。后来他们学着不带"我们来帮你"的姿态进门,而是"我们来看看孩子";也把见面变成孩子想去的事——不叫"帮教会",叫"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三天两夜里孩子们先做游戏、学情感表达,最后一天才进监狱见父母。颐颐就是这样来的:奶奶、叔叔、堂妹陪着,她穿上和大家一样的红衣服安安静静站着,没告诉任何人自己已化疗一年多,三天里没说过一声"我不舒服"。

项目累计收到2000多封感谢信。林敏明反复翻看的,不是写得最漂亮的,是那些写得最"不会写"的。如果只能选一句话代表最想守住的东西,他会选出现频率最高的那半句——"爸爸,我等你回家"。对孩子,它是"你还值得被期待";对服刑人员,它是"你还有一条往回走的路"。去年8月到今年8月,他们为915名服刑人员子女搭过团圆的桥。"一个孩子的等待,值得整个社会一起接住。"

以下为访谈实录。

凤凰网公益:首先恭喜获得“年度十大公益项目”。如果现在让您对着一个完全没听过“穿墙引线”的人介绍这个项目,您会先讲哪个画面?是某个孩子、某次见面,还是某个本子?为什么是它?

林敏明:首先谢谢凤凰网行动者联盟把"年度十大公益项目"这份荣誉给了红苹果的"穿墙引线"。但我想说,这份荣誉真正的主人,不在台上,在高墙里,在村子的巷子深处,在一个已经不在的孩子那里。

我记得在一次"穿墙引线"活动中,有个孩子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说我是没爸没妈的野孩子。"

说这句话的孩子,他的爸爸在监狱里服刑,妈妈在外地打工还债。可在他生活的村子里、学校里,他就是那个"没爸没妈"的孩子。没人管,也没人敢管。他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读书,是”藏”:藏住家里的事,藏住想爸爸的念头,藏住自己。

父母犯罪,孩子无辜。父母的罪,不该由孩子来还。

这是"穿墙引线"存在的全部理由:

第一,孩子没有罪。犯法的是父母,可现实中替父母付账的,往往是孩子——没有经济来源、没有陪伴,还要背一句"他爸妈是劳改犯"。他们在法律上、在道义上都清清白白。

第二,孩子不该替父母承担。 一个孩子不该因为父母服刑,就被判定一辈子抬不起头。他的人生,应该由他自己定义,而不是由父母的判决书定义。

第三,所以他们最需要有人接住。接住他们的处境,也接住他们和父母之间那条断了的亲情线——因为亲情接上了,孩子才有支撑,父母才有改造和回家的动力。

这就是"穿墙引线"要做的事:穿过监狱的高墙,在服刑的父母和墙外的孩子之间,重新牵上一条能说话的线。

凤凰网公益:“穿墙圆桌对话”是让多方在监狱里坐下来面对面讲故事,这和传统的帮教方式很不一样。我很好奇,第一次做圆桌对话的时候,现场是什么氛围?有没有哪一位服刑人员在那个场域里说出了平时绝对不会说的话?您当时坐在旁边是什么感受?

林敏明:"穿墙圆桌对话"和传统的帮教有个根本区别:传统帮教是我们讲、他们听;圆桌是让当事人自己讲。

监狱里最容易被省略的就是"讲"。一个服刑人员,在监区里讲的是认罪悔罪、是改造表现、是"谢谢政府谢谢警官"。这些话都对,但都是安全的、背熟的、说给评分表听的。我们做圆桌,是想腾出一张桌子,让民警、家属、社工、志愿者和服刑人员坐成一圈,不念稿子,讲自己身上真实发生过的事。

第一次做的时候,气氛其实非常僵。没有人愿意先开口。民警在场,家属在场,几十号人围坐一圈,大家都在等别人先说。那种安静是能听见空调声的安静。

真正破冰的是一群服刑人员自己。他们一个接一个举手,讲自己第一次在"穿墙引线"里抱住孩子是什么感觉。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福建一所监狱的座谈上,一位服刑人员拿着话就说不下去了,他说:"真的没想到可以实实在在的抱一抱我的儿子,看到儿子的时候很震撼,很心碎,哭得一塌糊涂……进来三年,通过红苹果的穿墙引线活动第一次看到了儿子。老婆对我的不离不弃、对家庭的坚守,让我愧疚不已。"

这句话在监区里,他是绝对不会说的。因为在监区里,"愧疚"是软的,是会被看作情绪失控的。 但在那张圆桌上,他当着民警、当着其他人说了出来。

还有一位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自己以前就是做拓展营培训的,他说:"当看到我父母含着泪上去说话的时候,我意识到穿墙引线的活动真正做到了让家人释怀,让家人的压力有个宣泄口……参加完活动,我父亲跟我说'你的儿子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爸爸有了真正的概念,会跟别人说自己有爸爸'。"

我坐在旁边是什么感受?坦白讲,第一反应是坐不住。 一边觉得很欣慰,一边又反复问自己一句话:"我们是不是把事情搞得太晚了?" 一个孩子长到会"跟别人说自己有爸爸"都要当成一件大事来报喜,说明他前面的那些年,是把这个爸爸藏着、瞒着的。我们做的不是锦上添花,是补一个本不该缺的洞。

所以圆桌在我心里,最重要的不是"感人"。是它把服刑人员从"被帮教的对象"变回了"一个会疼、会悔、会想家的人"。一个人只要还能感到愧疚,他就还有被拉回来的可能。这比任何一次说教都有力量。

凤凰网公益:“会飞的本子”中顾颐的故事引发了很多社会共情,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隐私保护也极其重要。你们怎么判断一个故事能不能讲、讲到什么程度?在“让社会看见”和“不让孩子被二次伤害”之间,底线是什么?

林敏明: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些年最谨慎、也最常内部争论的问题。

底线是——故事的讲述权,属于孩子和家庭;我们的职责是替他们把"已经被伤害过的部分"隐掉,只留下能让他们被理解的、有尊严的那一部分。

具体怎么判断?我们内部有几条"过不去就不能讲"的线:

第一, 主体不回避。 只要是孩子,名字一律隐去——颐颐是化名,小凯、昕昕、阿红全是化名,地名、学校、监所、单位都不点。我们对外披露的对象信息一律加密脱敏,这是从项目立项就写进流程的。

第二,"讲什么"由家庭先点头。 故事不是我们挑好看的讲,是先去问:这个故事你愿意让别人知道吗?愿意到哪一步?颐颐那篇文章,是她叔叔在电话里跟我说完、我又反复确认之后才写的。她叔叔那句话说得很轻,但压得我很久:"孩子生病自己不肯说。你们来做活动已经够感谢你们了,她觉得红苹果帮助她和家人很多,已经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不想再让大家为她操心。"

——你看,孩子自己都在替我们着想,我们哪有资格为了一个动人的报道去扒开她的伤口。

第三、绝不消费"惨"。 颐颐的故事其实完全可以写得更刺激:十三岁、绝症、化疗一年多、高墙父女、最后一次见面。但我们的文章里没有一句"卖惨"的话。我写的是她端着小纸盘坐在人群里吃蛋糕、旁边人说了什么她转过去笑。因为她首先是那个笑得很好看的女孩,然后才是"生病的孩子"。 顺序反过来,就是对她的二次伤害。

第四,"让社会看见"和"不让孩子被二次伤害"其实不是对立的,前提是你分得清"看见谁"。

我们让社会看见的,从来不是这个孩子多可怜。我们让社会看见的是两件事:一是这个群体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不是罪人,是孩子;二是"父母的过错不该由孩子承担"。至于孩子本人长什么样、叫什么、在哪上学,那不是"看见",那叫"暴露"。

所以在我这里,"能不能讲"只有一个标准: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有一天看到这篇报道,是会感谢我们替他说了这句话,还是会后悔当初被我们写进去。 只要我心里对第二个答案是"不确定",这个故事就不发。

颐颐那篇文章发出前,我在关着门的房间里一页一页翻她爸爸的本子,哭到擦不干净。翻完我跟同事说:这篇要发,但只能这样发——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惨故事,我们是在替一个没能把本子寄出去的父亲,把话念给他女儿听。

凤凰网公益:项目构建了“监狱+民政+社会组织”的协作机制,并在多地推广。能否以一个新落地的地方为例,讲讲从找到需要帮助的家庭,到第一次联系、第一次入户,中间最难走通的是哪一步?面对家属可能存在的顾虑,你们做了什么,让他们愿意相信这份帮助,并放心地让孩子参与?

林敏明:最难走通的,从来不是政策,是那扇门。

机制这一层,我们现在跑得比较顺了:我们建了"监狱+民政+社会组织"三方协作,监狱这边提供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准确信息,民政这边负责低保、救助这些"兜底",我们这边负责入户走访、亲情帮教、个案跟进。到今年,这套模式已经在全国11个省。听上去是顺的。

但"哪个孩子需要帮助"这件事,是纸面上的一条信息;"这个孩子愿不愿意被帮助"这件事,是一道门,得用人去敲。 这一步最难。

我给你举最典型的那个例子,是我们在云南玉溪落地的过程。

第一步,我们不是自己去找,是"接"名单。 玉溪监狱报来一批新的家庭,颐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名单上——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我们完全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们。名单就是一行字,看不出任何东西。

第二步,第一次联系,是最容易被拒的。 我们打电话过去,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感谢,是防备。为什么?因为对很多家庭来说,"服刑人员子女"这件事是家里的"秘密"——邻居不知道、学校不知道、孩子自己可能都不一定完全知道。你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说要"帮助"他们家孩子,他们听到的潜台词是:"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家的事说出去?"

第三步,真正的坎在第一次入户前。 这个坎有两层:

一层是村里人。 我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吃过教训。有一次我去建阳一个家庭走访,有村民知道后当众质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帮他们家?他母亲是杀人犯!"——那不是在质问我,那是在提醒这个家庭:你们在这条巷子里是要低头的。 后来我学乖了,不硬闯,通过其他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层是家长自己。 他们怕的其实就一件事:"让孩子参与,会不会让孩子更抬不起头?"

那你们做了什么,让家属愿意相信、愿意让孩子来? 我们总结下来,就四件事:

第一,不带着"我们来帮你"的姿态进门,带着"我们来看看孩子"进门。 入户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一个"警官"的身份去的,遇到孩子,你得蹲下来跟孩子说话,得先让他们不怕你这个人,才谈得上后面的任何帮助。

第二,先解决"看得见的事",再谈"看不见的事"。 我们不先讲大道理,先问家里最急的是什么。无非就是生活、学习、心理、家庭教育等问题,你替家里办成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信任自己就长出来了。

第三,把"见面"包装成一件孩子想去的事,而不是一件要去"面对"的事。 我们不叫"帮教会",叫"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三天两夜,孩子们先和志愿者一起做有趣的游戏,解决梳理家庭关系、会情感表达和情感链接,帮助孩子树立愿望和梦想。最后一天才进监狱见父母。前面那三天不是为了见爸爸,是为了让孩子先回到"一个孩子"的状态,家长得学会自己解决自己的家庭问题。 家属看到孩子这几天是笑的、是愿意的,顾虑就会松。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把"要不要来"的决定权交回给家庭。 不强迫、不施压、不承诺我们不做到的事。我们只告诉他们两句话:第一,孩子的爸爸/妈妈在里面也想他,这是真的。第二,孩子将来一定得面对这件事,越早有人陪他一起面对,伤害越小。

颐颐那一家,就是这么进来的。是奶奶、叔叔、堂妹陪她一起来的,她穿上和大家一样的红衣服,安安静静地站着。没有人告诉志愿者她已经化疗一年多。 三天两夜里她没有说过一声"我不舒服",也没有提过任何特殊要求。她把化疗、疼痛和害怕,全藏在那件红衣服里面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最难走通的是"门"——门背后的家庭,习惯了自己扛。 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替他们扛,而在于让他们相信:这件事,可以不一个人扛。

凤凰网公益:项目累计收到2000多封感谢信,在这2000多封信里,有没有哪一封是您反复拿出来看的?如果方便的话,如果让您从这些信里选一句话或一个词,代表你们最想守住的东西,会是什么?

林敏明:有。而且我没法只选一封。

我办公室有个柜子,专门放信,塞得满满的。有孩子写的,有服刑人员写的,有家属写的。我经常翻的,其实不是那些写得最漂亮的,是那些写得最"不会写"的。

有一封我一直记着,是一个当年40天就离开了儿子的父亲写的。他在信里说,他看到孩子写的梦想,忍不住哭了,说"在服刑期间时刻地想念他,心里只希望他平安健康地成长"。还有一封,来自一位服刑的父亲,他说他自己的儿子一直生病、插针管,他身在牢里什么都做不了,他在信里写: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不能陪伴左右照顾,只能在这高墙里忧心如焚……幸亏遇上了你,你是我儿子的救星。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那是一个大写的人。"

为什么我反复看这一类信? 因为这些话不是在夸我们,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被社会判过刑的人,心里还剩着一块最干净的地方,那块地方就叫"孩子"。 我们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去碰那一块地方。

还有一封,一位39岁的父亲,在信的末尾给我们写了一首赠诗(节选):

"'红苹果'的烛光/不仅照彻长夜/那因爱而亮的星火/必将燎原整个世界"

他信里说,他和女儿都亲切地喊我们"哥哥姐姐"。

如果一定要我从这2000多封信里,选一句话或者一个词,代表我们最想守住的东西——我会选信里出现频率最高的那半句话:

"爸爸,我等你回家。"

为什么是这句?因为它同时是三层意思:

对孩子,它是"你还值得被期待"。 孩子没有说"我恨你",说的是"我等你"。这是这个群体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原谅得比大人快。

对服刑人员,它是"你还有一条往回走的路"。 一个人只要家里还有人等他,他就还有改造的动力,刑满之后就更不容易再回头犯罪。这正是我们说的"阻断犯罪,从修复一条亲情开始"。

对我们自己,它是一句提醒,也是一句要还的债。 颐颐最后没能等到的那个"回家",是这本本子最大的遗憾。我们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他们原谅父母,是为了让"等"这件事,最后能等得到。

去年8月到今年8月,我们为915名服刑人员子女搭过团圆的桥,从颐颐到小凯、昕昕,这些名字都是化名,但每一个都是真的,"有人等他回家"这句话撑出来的。

所以如果今天我想说:一个孩子的等待,值得整个社会一起接住。谢谢凤凰网,也谢谢每一位愿意和我们一起接住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