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红到韩红基金会:被流量反噬的名人公益,出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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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红到韩红基金会:被流量反噬的名人公益,出路在哪?

一句话,让韩红和她的基金会站上了风口浪尖。

最近,歌手韩红在冯小刚电影《抓特务》宣发活动上对观众说了句“走个面儿”,迅速引爆舆论。风波不仅烧向她个人,也蔓延到她创办的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下称“韩红基金会”)。有月捐人退订,有网友从基金会年报中,发现理事长和秘书长年薪超60万,这刺激了那些可能收入远低于此的月捐人,还有诸如资金未被及时使用等问题。

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人说韩红在朋友圈宣布退出公益。但最新消息是,她正和团队在内蒙一线义诊,并发微博致歉,表示会珍视公众的善意与信任,“这是我从事公益事业最珍视的底线,也是我一直恪守、不敢怠慢的初心”。

这件事的出现,对于公益行业,尤其是名人公益机构,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或反思的地方,比如可以如何应对或转型?

当然,这里要先表两个态。首先,这十多年来,韩红以持续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公益,这本身是值得最高敬意的,社会不应该让好人遭受如此大恶意,更何况她并没有什么出格和伤天害理的事情。其次,这次舆论漩涡并非是基金会本身出了什么问题。韩红基金会在2020年被持续举报说存在“违法行为”,但北京市民政局调查后通过官方微博表示,其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只发现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经此波折后,基金会运作就相当规范和专业了。

韩红爱心·百人援助系列公益行动今年6月27日发车,落地内蒙古。韩红亲自带队,她朋友圈的很多知名明星也会参与其中。图/韩红基金会

韩红爱心·百人援助系列公益行动今年6月27日发车,落地内蒙古。韩红亲自带队,她朋友圈的很多知名明星也会参与其中。图/韩红基金会

信任有多重

展开之前,先介绍下韩红基金会。据我的了解,韩红基金会是行业内众所周知的月捐人最多的一家机构,没有之一,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韩红的口碑和影响力,基金会月捐人快速增长,使得基金会资金规模急剧膨胀,导致当时韩红基金会还劝大家不要再向基金会捐赠了,因为根本没有人力来执行落地。

可能普通公众对于“月捐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其实月捐人是公募型基金会最稳定的资金来源,让所有公募基金会梦寐以求。月捐人多,意味着每月都有自动到账的善款支撑项目。一旦月捐人锐减,基金会的业务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所以这次的舆情风波对于韩红基金会来说,除了基金会的危机和声誉,还可能影响业务实际运作。

这里做一下科普,公益基金会分成公募和非公募两种类型,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是由发起人/发起企业或者相应的一些关联人士捐赠的,它是定向的、人数有限的资金来源,很多企业基金会、高校教育基金会,都是非公募的,资金由企业管理层、员工、高校校友等捐赠。而公募基金会是向社会公开募集,也就意味着它的资金很多是来源于公众,在信息透明上要求很高,要接受社会各方的强监督,包括公开财报、公开基金会收入最高者、项目资金审计报告等,所以两个模式对公益基金会的管理要求是很不一样的。如果韩红基金会只是自己的捐赠以及其他名人的资金捐赠来做公益(2012年成立到2019年转为公募之前),风波或许就会小很多。

简而言之,公募基金会花公众的善款,条条框框很多,要为全社会负责,非公募基金会就会相对灵活一些,主要为有限的捐赠人负责。韩红基金会作为一家公募基金会,接受社会最严苛的审视,也是应有之义,这背后都是沉甸甸的信任重量,因此也不要太应激反应,所以我还是希望韩红老师可以继续回归公益,也欣慰她的最新表态侧面回应了没有退出之意。

风光即风险

了解了前述的背景,那我们就专业论专业,也希望对韩红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的名人公益组织有所裨益,同时也可以向公众传递更多专业视角解读。

公益需要影响力,名人做公益有天然优势。包括文体明星、知名企业家等,他们能快速吸引关注、带动资源,让那些平时不被看见的社会议题走进公众视野。比如多年前“冰桶挑战”对于罕见病中的渐冻症/瓷娃娃的关注;徐峥借助《我不是药神》,传播白血病群体的痛点问题。而这些领域的项目或团队也能因为名人积淀的声誉和流量,更快地筹到更多善款,帮助到更多人。

2019年,“药神”主创徐峥、文牧野、宁浩组团做公益,捐助1000万元助力白血病患者救治。图/CFP

2019年,“药神”主创徐峥、文牧野、宁浩组团做公益,捐助1000万元助力白血病患者救治。图/CFP

但这些名人公益组织在享受流量和关注度的同时,也预埋下风险:一旦名人发生负面舆情或争议事件,很容易被牵连到公益本身,其可能带来的伤害也因为名人效应被急剧放大。韩红本次的言论舆情,本来和韩红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韩红基金会和韩红是强捆绑的,公众一下子就迁移到对基金会的质疑上,名人从风光招牌变成风险深渊。

更要警惕的是,明星的一句话可能“带偏”整个行业。韩红曾多次说她的公益项目“不提取管理费”、强调自己不从基金会领工资等,让公众误以为管理费是不合理的,加剧了“做公益应该用爱发电”,应该是“零成本”的长期误解。但对很多机构尤其草根社会组织来说,10%的管理费就是他们生存的稻草。如果要可持续地专业化服务,管理费也是必需的。如今韩红自己也被这些话反噬——公众用它来拷问她的基金会。所以,明星做公益,每一句表态都可能被当作是公众对行业的要求,不可不慎。

另一个问题是“好心办坏事”。公益门槛很高,很多明星起步时,纯粹是出于个人的激情热爱或内心朴素的使命感,项目设计缺乏对真实需求和可持续性的考量。比如看到一个患儿可怜,就把大量资源砸到一个人身上,结果资源过载,甚至引发利益纠纷——比如“罗尔事件”“杨六斤事件”,本意是救人,却没形成系统机制,引导善款服务更多同类处境的孩子。

在早期规模小时还可以,大不了就当好人好事献爱心了,但随着机构越来越成熟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就必须引入更多的专业力量,从战略设计到落地执行、从财务规范到信息公开等各方面,都要专业人办专业事,绝对不是简单献爱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要以一个更正规、更正式的组织机构来运作,要成立完善的理事会,通过理事会的规章制度和集体决策,聘请专业专职人员,以整体平衡名人或明星个人的强属性特征,从而逐渐减少机构对于个人的依赖,隔离个人对于机构的强风险影响。

前车之鉴:去李连杰化

就名人做公益慈善,我们也能看到很好的前车之鉴。2007年,在李连杰“每人每月1块钱”倡导下,壹基金成立。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因为李连杰名人效应,壹基金获得公众的信任,大量捐赠款进入。2010年,壹基金落地深圳,转型注册为公募基金会,李连杰提出要“去李连杰化”。他认为这是壹基金实现可持续运营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李连杰的壹基金才是成功的壹基金”。这个过程持续了很多年。

2009年,李连杰作为“壹基金”发起人出席活动接受捐赠。图/CFP

2009年,李连杰作为“壹基金”发起人出席活动接受捐赠。图/CFP

首先是治理结构专业化,李连杰退出日常管理,请了包括马化腾、周其仁、冯仑、马蔚华等一干中国企业界以及学界人士组成跨界理事会;第二,通过理事会的集体智慧和决策,确定基金会的战略方向,并确保长期可持续;第三,在操作层面,项目去人格化,以基金会品牌而非个人主体在过程中呈现,如“救灾帐篷”不会叫“李连杰爱心包”,以机构品牌最大化被社会认识和认同。

现在提到壹基金,虽然大家还能想到李连杰,但机构本质上已经没有李连杰的影子,更没有他日常的干预了。从“李连杰标签”到“去李连杰化”,壹基金成为非常稳健的行业头部基金会。这个转型不能说百分百完美——毕竟很多人仍觉得它是“李连杰的壹基金”——但方向和努力是对的,足以给今天的名人慈善基金会做个参照。

这种现象在海内外慈善界还有其他很多案例,比如台湾慈济基金会,证严法师早年亲力亲为,后期通过完善制度实现去中心化,创始人淡出后,组织仍维持高效运转。比尔·盖茨逐步退出盖茨基金会管理时也曾说:“伟大的慈善机构应该像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换掉创始团队仍能流畅运行”。

专业化转型

韩红基金会可以借这次危机,从战略上反思机构工作,也重新思考韩红本人的角色和定位。她多年冲在一线,公众都看在眼里。但这也说明机构和她个人绑得太紧,其他人很难被看见。更合理的安排可以是:韩红做精神领袖,宏观引领;落地执行交给专业团队。亲力亲为,未必高效。

为了机构的长远发展,是不是也可以有意识地去韩红化,比如改名,以减少个人的强烈影响。当然,如果还想保留韩红的强烙印,是不是可以考虑再转回非公募基金会,做更小而美的精品公益项目。这一点可以参照体育公益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它就一直保持非公募的定位,即意味着姚基金的所有善款都是姚明及其亲朋好友的捐赠,不直接向公众募集善款,如此可以减少很多方面的压力。

所以,以韩红基金会此次风波为契机,其他的名人基金会或名人公益团队也需要开始思考如何定位、转型,以让自己和团队辛苦建立的公益信任和公益事业,不会因为非基金会本身的问题,影响到公益行动和事业发展。

说到底,名人做公益是一把双刃剑。公众该给的,是宽容而非苛责;名人该做的,是放手而非恋战。

只有让组织跑在个人前面,让热情理性,让专业并行,公益才能真正走出“成也名人、败也名人”的循环。不辜负信任,不消耗善意——这才是对月捐人最好的交代,也是对这个还相对弱小的公益行业最实在的贡献。

作者:郑书藩 公益从业者

编辑:佘韵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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