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13年，她为1366万儿童构筑起防护底线

5月23日，《“女童保护”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发布，这是“女童保护”团队连续第13年发布这份报告。今年6月1日，也是“女童保护”项目成立13周年。

13年前，发生在海南小学的一起校园恶性性侵案件曝光，随后短短20天内，连续8起女童性侵案件见诸报端，深深刺痛了时任媒体人孙雪梅。2013年6月1日，由包括时任《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在内的百名女记者，联合《京华时报》、凤凰网公益、人民网、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共同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致力于推动儿童防性侵教育，保护儿童远离侵害。

“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也是长江隽永首期班同学孙雪梅出生于贵州山区，曾在资助中完成学业，她曾经是受助者，但却从未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她以县高考状元的成绩考上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记者。也正是基于记者对公共议题的敏感与专业，她把一次次新闻事件背后的个体伤痛，转化为推动长期公益系统建设的动力。

13年来，“女童保护” 持续推动儿童防侵害课程走进全国各地学校，已累计培养讲师22000余名，儿童防性侵课程已经面对面覆盖超1366万人次儿童，青春期性教育课程面对面覆盖逾85万青少年，并逐步建立起从预防教育到法律援助、心理援助的支持体系。

孙雪梅

长江隽永首期班同学

凤凰网副总编辑

“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被托举长大的女孩

孙雪梅出生于贵州遵义习水县三岔河镇天水池村。2004年，在这座西南山区的小县城，她以全县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

回忆这段经历，她总自我调侃，“并不是我成绩有多好，而是山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有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架势。”

玩笑背后，却是许多山区孩子共同面对的现实：有限的教育资源、有限的信息渠道，以及有限的人生选择。而孙雪梅，则在好心人的托举之下，凭借自己的乐观与韧性，一步步走出大山。

她频频因为品学兼优获得各类奖学金，她调侃，“直到2023年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自己才第一次真正独立承担得起学费。”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孙雪梅成为一名记者。从社会记者、时政记者，到公益记者，再到后来的媒体管理者，她采访过政府官员、企业家，也走进过无数普通人的生活。不同的人生在采访中与她相遇，也不断塑造着她。

她形容自己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结合的人。“我爱哭，也爱笑，很容易被一些案例触动。但真正做事情的时候，我行动力很强。”

2013年，从海南校园恶性性侵案件开始，全国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儿童性侵事件被接连曝光，孙雪梅决定行动，“我希望能够做好普及知识，让这种案例未来能够减少”。在她看来，媒体并不只意味着监督职能，“有些情况下建设比监督更重要。我可以在发现问题之后，引入公检法介入，把事情处理妥当。”

这也成为“女童保护”最初的起点。

从一个想法到一套体系

2013年，孙雪梅和伙伴们重新梳理大量案例后发现，儿童遭遇性侵，除了坏人的存在，家庭监护缺失、儿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家长缺乏相关认知、社会教育缺位等，共同构成了问题发生的土壤。

“很多孩子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性侵害，发生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求助。”与很多人想象中依靠事后惩治不同，孙雪梅和团队把目光放在了更靠前的一环——预防。他们决定从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儿童防侵害教育开始，让孩子学会识别风险、保护自己。2013年9月4日，“女童保护”第一堂课正式开讲。为了让课程真正适合中国儿童，团队邀请教育、法律、心理等领域专家参与研发，逐字逐句打磨教案。

随着实践不断深入，项目也逐渐形成了两条并行的路径。

一条是“自下而上”。从儿童防性侵害课程开始，团队不断研发教案、培训讲师，走进学校和社区。随着实践深入，他们又发现，仅仅教育孩子还不够，家长同样需要学习。于是，针对家长的课程、针对讲师的培训体系陆续建立起来。

授课模式也在迭代，孙雪梅用了两个比喻：一种是“秋风扫落叶”，由讲师团队进入学校，给所有班级集中授课；另一种是“春天播种式”，把种子讲师种在这个学校，一届届讲下去。

截至2026年3月，“女童保护”已在全国116个市县实现“一校一讲师”合作，累计培养讲师22000余名，面对面儿童防性侵课程超过1366万人次，青少年性教育课程85.8万人次，家长课程97万人次。一个最初由几位媒体人发起的公益项目，也逐渐拥有了规模化传播和自我生长的能力。

另一条则是“自上而下”。孙雪梅团队发挥媒体人的专业优势，连续13年发布儿童性侵案例统计分析报告，用数据推动社会关注；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和部委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负责人参与研讨，把建议提交到两会上。这些年，他们已累计提交11条相关建议，也见证着一些法律和制度在一点点发生改变。

孙雪梅期待，有一天，这两条路径能够最终汇聚成一个闭环：每个学校都有讲师，九年义务教育里有相关教育的常态化课程。到了那一天，“我们在普及教育这个环节的使命，或许就完成了”。

然而，推动这一切，远不像说起来那么轻松。

13年来，伴随工作与生活变化，曾共同发起并参与“女童保护”的不少同仁，因个人、家庭及职业安排无法常态化参与公益。孙雪梅也并非没有动摇过。

2014年，“女童保护”刚刚起步时，她怀孕了。孕期反应强烈，前四个月体重骤减十余斤；孩子出生后，她又经历了一段产后情绪低谷。身边有人建议她暂时放下公益项目，把更多精力留给家庭和自己，她也一度认真考虑过离开。

彼时，凤凰卫视《公益中国》邀请她和另外两个女记者参与录制，一位来自云南的父亲带着遭受侵害的女儿来到现场。父亲回忆，女儿第一次受到伤害后，曾对他说：“爸爸，你给我转学吧。”他当时误以为孩子只是厌学，回应说：“那你回来掰玉米，别上了。”女孩没有再解释。直到后来坚决不肯再去学校，家人反复追问，才了解了真相。

“这个爸爸无比地自责，在节目现场不断地拿手打自己的额头，说如果以前我告诉过我的孩子，她要怎么防范，她可能不会单独跟老师去这个空间。但如果我听懂了孩子的求救，她就不会第二次被伤害。”

孙雪梅说，现场所有人都非常动容，她认为，如果现在中止“女童保护”项目，对不起这些受到侵害的孩子和家长，“回来以后，我就跟团队讲，我说我们已经开始了，就不能停下来。”

那次节目之后，团队尝试继续为女孩提供帮助，包括陪同进行妇科检查，并尽可能协调心理支持资源。但孙雪梅也坦言，相比已经发生的伤害，公益组织能够提供的帮助始终有限——无论是心理干预、陪伴支持，还是现实资源，很多时候都难以真正弥补创伤本身。

也正因如此，那次经历反而让她更加坚定了继续“女童保护”的决心。她后来回忆，与其在伤害发生后做有限的补救，不如尽可能把工作前移：哪怕只是多帮助一个孩子识别风险、少一个孩子受到侵害，这件事也值得长期坚持。

项目启动后的前三年，孙雪梅先后生下两个孩子。两个产假期间，她几乎都在推进“女童保护”。她依然保持着媒体人的工作节奏，也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投入项目之中。

“我在部门的工作量一直都在前面，但所有业余时间、路上的时间，确实都在为了这个项目做准备。”

从行动者到同行者

过去，她更多关注如何把事情做成；而随着项目规模不断扩大，她开始思考，如何让项目能够长期发展、持续影响更多人。

2022年，她加入长江隽永首期班。

在此之前，她与隽永已经结缘多年。作为凤凰网女性板块负责人，她曾参与长江隽永与凤凰网的合作项目，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女性企业家的成长故事。真正成为其中一员后，她开始从企业家和组织建设者的视角，重新审视“女童保护”。

“原来我还是比较亲力亲为的，看不过去就自己干了。”但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她逐渐意识到，任何一件真正有影响力的事情，都需要团队协作与组织化运作。而长江同学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让她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随着项目深入，“女童保护”也逐渐向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延伸。“很多时候，我们在报告里看到的是数字。但如果去关注每个个体受到的伤害、对他家庭的打击，是非常持久且残酷的。”

于是，“女童保护”开始向更完整的救助体系延伸。

2023年，在长江商学院校友捐赠的非限定资金支持下，“法援蓓蕾”项目正式启动，帮助24名受到侵害儿童获得法律援助。今年，长江隽永三期班同学蔡晓跃出资，让项目得以持续。

2026年，在长江隽永首期班同学、浪莎控股副总裁帖玮婷出资支持下，上海天慕公益基金会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心援蓓蕾”，为受到性侵害的女童提供心理援助。

从法援蓓蕾到心援蓓蕾，从法律支持到心理陪伴，“女童保护”团队开始从预防教育延伸到更完整的守护体系。

这些年，她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公益其实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儿童保护、女性成长，还是教育、乡村振兴，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个项目本身，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

在孙雪梅看来，企业家带来的价值，从来不只是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影响力。

“企业家的观念改变之后，他会影响很多人。”一个企业家的关注，可能影响一家企业；一家企业的行动，又可能影响成百上千个家庭。在她看来，隽永最大的价值，不只是课堂上的知识，更是一群同行者带来的巨大势能。

回头看13年的成长历程，她发现，自己也在完成一次次角色转换——从公益项目发起人，逐渐成长为组织建设者。然而，她的最终目的是，有一天，“女童保护”不再被需要。

当儿童防侵害教育成为学校里的常态化课程，当自我保护意识成为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当法律与社会机制已经能够充分保护孩子免受伤害时，或许就不再需要“女童保护”这样的公益组织存在。

“女童保护”，才算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