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 3707
没有怎么关注罗永浩的科技春晚,但作为ADHD人士,一大早就被罗永浩的“自白”戳中了,尤其是作为自媒体人,在刚收到一位pr的催稿后……罗永浩演讲迟到40分钟自曝因ADHD,就应该被原谅?
罗说自己的发布会从来没彩排过,幻灯片也从没提前做完过,多年来没出大问题全靠体力、经验和时灵时不灵的药物支撑。
这点我完全相信,一方面是我本人有过无数相同经历——他搞砸发布会、我搞砸约稿。
一方面是我曾粉过他一段时间,看过他以前的产品发布会,知道这次真的不是第一次出问题,只是以往的问题都比较小,都靠他那张巧舌如簧的嘴顶住了。
也就是说,他是那种典型靠天赋智商代偿的ADHD,每次都在赶死线,每次都在死线前完成了任务。
但这种经历是很磋磨人的,自己痛苦,合作人也痛苦,而且越是重视的项目,越不容易完成,回回都是在严重焦虑内耗中挣扎,每做完一个项目都如同扒层皮,对于心力和体力是非常大的消耗。
罗说这次出问题是因为体力下降、药物失灵,这点我也是完全相信的。因为自己也有同感,以前拖稿到最后一天,都是连夜搞完,就算是拖最多也就拖个一天,但这两年随着年龄增大、体力变差,连夜赶稿身体是真受不了。
拖过死线的次数越来越多,新的更大的焦虑也会随之而来,然后就开始恶性循环……
说这些不是想为罗永浩或自己辩护,因为ADHD焦虑的源头就是因为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又完全控制不住,能像罗这种靠天赋代偿的已经是万里挑一了,更多的是像我这样默默挣扎,甚至是连基本学业都无法完成的普通人。
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ADHD确诊率也不低,借由这次事件,我也想让更多沉默的挣扎被看见。
下面要说的,就是我自己最近两次搞砸约稿,又如何从泥潭里爬出来的事件——
当ADHD作者再次搞砸重要约稿我是如何陷入拖延死循环并试图自救
文 图 | 阳阳妈妈
我是一名成人ADHDer,一名自闭症孩子的妈妈,也是一名自媒体人。
今年年初,为了弄清孩子拖拖拉拉、注意力分散是不是合并了ADHD,我开始查阅各种资料。
结果越查越心惊:那些描述不像在说我儿子,倒像为我量身定制。
去医院检查后,谜底揭晓——我才是那个ADHDer,中度,还附赠了抑郁与焦虑的“组合套餐”。
确诊那一刻,我的人生仿佛被一道闪电劈亮。
脑子里嘈杂的声音、莫名的烦躁、永远的拖拖拉拉、记不住的数字、丢三落四的日常……过往所有让我自责的失败,忽然都有了答案。
原来我不是一个“烂人”,我只是一个病人。 这种“被正名”的感觉,让我获得了久违的平静。
我开始积极治疗,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过专注达、百思平等药物。但效果总与代价相伴:专注力提升有限,副作用却汹涌而来。
百思平让我夜夜梦魇,早醒,清晨昏沉;专注达则考验着我本就脆弱的胃,经常一吃就胃痛,要是再碰上感冒,甚至能心慌得无法下床。
抗抑郁药则因我总记不住按时吃,看了说明书后不敢再碰。
与此同时,孩子的干预和我的稿债这“两座大山”巍然不动。
我的大脑像一台拥有顶级处理器却配了老旧启动马达的电脑,明知任务重要,却因“畏难”而死死卡在启动界面。
随之而来的焦虑,让我本能地逃向手机、游戏任何能提供瞬时慰藉的东西。拖延、焦虑、逃避,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将我牢牢锁死。
光是工作上的约稿,近两年我就搞砸过五次。它们的模式出奇一致:
编辑老师约稿后便不再催促,而我又在截稿期前后遭遇生病、搬家等意外。一旦拖过 deadline,羞愧感便让我无法开口,只想着“写完再道歉”。
结果,拖欠的稿子成了心里的刺,越焦虑越无法启动,越拖刺扎得越深。最久的一根,甚至拖到了编辑离职……
每搞砸一次,我的自信就被削去一层,搞砸的频率也随之越来越高。
最近两次,都发生在我非常看重的大米和小米。
第一次,我想写写ADHD和阿斯伯格的社交困境。
选题通过了,我摩拳擦掌,感觉有无数亲身经历可以倾泻而出。可刚开了个头,其他平台的催稿通知就滴滴作响,那些是有了明确死线的任务。
我的大脑像被设置了优先级,自动将没有催稿的稿件划入了可以稍后的区域。我安慰自己:
“这篇太重要了,不能仓促写,等我忙完手头紧急的,就专门留出一整块高质量时间给它。”
就在这稍后的间隙里,我看到了大米和小米一篇关于“ADHD与自闭症是天生搭子”的文章。(科学揭秘:自闭症找朋友,为什么多动症成了天选搭子)它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我和老公的日常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强烈的共鸣感瞬间转化为澎湃的表达欲,一种“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写”的冲动攫住了我。
我立刻兴奋地报了这个新选题,并在一种类似心流的状态下顺利完稿。(多动症妻子吐槽自闭症老公:我怀疑我嫁的是一个AI!)
你看,当多巴胺降临,当新奇和紧迫同时到位,我的执行力可以毫不逊色。
然而,兴奋的潮水退去后,沙滩上露出的,是那篇被耽搁许久的社交困境。它已经从一篇普通的稿件,变成了一座证明我故态复萌的纪念碑。
编辑老师的沉默,在我耳中不再是宽容,而是无声的质询。每次看到选题列表,它的存在都让我心头一紧。
我想过补救,可另一个声音在说:
“都过去这么久了,编辑老师肯定觉得你不靠谱,现在再去写,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我一边想着哪天写好再去带着它找编辑,一边却再次进入了焦虑—回避—拖延的漩涡,给心底又扎了一根新刺。
第二次在9月底,当时我状态很好,重新服药也无不适。我信心满满地报了新选题,甚至立下“国庆前交稿”的军令状。
第二天我文思泉涌,只是写到一半觉得有几个细节需要核实,便决定晚上问完再继续。
然而,当晚孩子突然发烧,一切计划戛然而止。假期在照顾孩子中耗尽,我错过了自己的死线。愧疚感如潮水般淹没了我。
“已经晚了,等写好带着稿子一起去道歉吧。”
我不得不这样安慰自己,然而这个念头却让启动变得更加困难。
孩子病好了,我又病倒了。时间就这么一周周过去,文档打开又关闭,我与编辑老师的对话框成了审判席,我迟迟不敢上前。
期间恰逢中秋,我还收到了编辑老师寄来的礼物,可我连一句“谢谢”都羞于发送,只想等稿子完成再去“赎罪”。结果,当然是恶性循环。
自此,我的生活陷入标准化的泥潭:
● 早晨:送娃后精疲力尽,想“刷五分钟视频”回血,一抬头已是下午。
● 午后:在“一天又废了”的焦虑中,用家务麻痹自己。
● 傍晚:仅剩的一小时无法处理复杂稿债,只能写点简单的。
● 深夜:孩子睡后,在懊悔中失眠,靠游戏视频麻痹神经至凌晨两三点。
直到一天,机缘巧合之下,编辑老师到我在的另一个群约稿。
那个头像出现的瞬间,我的焦虑和羞耻到达了顶峰,当时心跳都过速了,我不断告诉自己等明天写完稿就和编辑老师坦白,然而又浑浑噩噩过了两天,我依然没能开始写稿,依然不好意思去找编辑老师。
我终于彻底崩溃了,向AI助手DeepSeek发出了求救。
AI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核心误区:我把完成稿件当作了沟通道歉的前提条件。 这个完美的逻辑链条,恰恰是困死我的牢笼。
它给出的修正方案也简单到不可思议:颠倒顺序。先沟通,后写稿。
我挣扎、抗拒,找尽借口。直到一个念头闪过:何不将这次惨败的内心挣扎全部公开?
既然大米和小米关注特殊群体,那么我这份ADHD的临床级心理样本,或许能帮到更多人。
这个想法得到了DeepSeek的全力支持。说来讽刺,把搞砸的过程变成选题这种突然闪现的点子,恰恰是我最擅长、也最被合作方认可的能力。我的选题通过率很高,不管是在大米和小米,还是其他平台。
但可悲的是,我无数次用精彩的构想点燃了合作的序幕,却又无数次倒在通往终点的执行路上。
这种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之间的撕裂,曾是我痛苦最主要的来源。
所以这一次,我真的很想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走出新的自救之路。
于是,最终我在DeepSeek的鼓励和话术帮助下,颤抖着打开了与编辑老师的对话框,按下了发送键。
那一刻,我全身虚脱,大脑空白,心脏狂跳,几乎要哭出来。那是在等待审判,也是在迎接解脱。
直到编辑老师回复:“觉得你的想法很真诚,可以写。”
我活过来了。
三天后,我平静地打开了这份文档。
回顾这一切,我获得的不是一次“成功自救”,而是一个血泪换来的认知:当你用旧方法走投无路时,答案往往藏在一条你从未试过的新路上。
对于ADHD,那个“等我把一切都准备好再开始”的念头,是最大的陷阱。
破局的关键,往往在于先完成一个最小、最关键的动作——哪怕是说一句“对不起,我搞砸了”。
这个动作,会瞬间拆解掉幻想中的巨兽,让它变回一个可以处理的具体问题。
基于这次经历,我想给可能陷入类似困境的ADHD朋友几点具体建议:
需求外部脑力支持
当你陷入思维反刍时,不要独自挣扎。可以试着像我一样,向AI助手倾诉。它能帮你厘清混乱、提供策略,更重要的是,它的绝对理性和永不厌烦,能承接住你所有的焦虑和羞耻,给你迈出第一步的勇气。
切断完美-拖延的链条
牢记“完成大于完美”。主动降低启动门槛,告诉自己“我只写10分钟”或“我只写一个烂开头”。行动是打破焦虑的唯一途径。
建立沟通优先原则
在任何合作关系中,一旦预感到可能延误,请立刻、简单地沟通。一句“抱歉,我遇到些状况,可能会晚几天交稿”,远比漫长的沉默和最终的崩溃来得专业。
将困境转化为资源
如果你的挣扎与你所在的领域相关,不妨思考,这份真实的痛苦经历本身,是否就是一个值得分享的、能帮助他人的独特内容?
回看整个自救过程,我最大的感悟是:我们无法消灭ADHD,但可以学会与它共舞。
它的确让我屡屡陷入泥潭,却也赋予了我敏锐的洞察,让我能捕捉到那些“正常人”忽略的情感褶皱,并最终想出了这个“将伤疤变为作品”的破局点子。
我与ADHD的战争远未结束,但至少这一次,我赢了。不是赢在写完了稿子,而是赢在,我终于学会了如何拆掉自己脑中的墙。
前路漫长,但至少,我找到了第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