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一吻45年后，他依然渴求热乎乎的真 | 对话郭凯敏

一个银幕偶像，如何穿越时间周期？

改革开放后，演员郭凯敏凭借《庐山恋》《小街》《逆光》等影片成为初代大众偶像。然而伴随舆论对“奶油小生”的批判声浪和影视文化圈的“下海潮”，几年后，不到三十岁的他，主动选择从银幕上“消失”——1985年，进入北电“明星班”，正式转型导演；1990年，离开上影厂创办影视公司，但以失败告终。之后，郭凯敏不再是片场里最受瞩目的那个，却没停止台上台下“折腾”，见证影视行业潮起潮落。

10月底，今年67岁的郭凯敏带着执导的微短剧《我在迪拜等你》和凤凰网见面，一双明亮的眼眸让人恍然时光未老，还没等摄影师开机，他已经循着记忆展开那个“热乎乎”的八十年代——那里有眼泪有遗憾，也有全情投入的热爱。从做演员谈到做导演，郭凯敏反复提及的一个字是“真”，他感慨那是创作者成名后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也是AI取代不了的东西。

受访中的郭凯敏

以下是郭凯敏的自述：

没有续集的《庐山恋》 

回不去的黄金时代

我一生当中有两次睡不着觉，一次是因为电影《小街》。

那会我住在上海的小阁楼里，接到杨延晋导演的电话，他说，《小街》入围金鸡奖了，我是最佳导演，你是最佳男主角。听他的语气，好像拿奖已经十拿九稳。那会我二十三、四岁，立马跑到外婆那儿，我说，我要得奖啦！说着就开始想领奖穿什么衣服。那会没有熨斗，我就把衬衫、外套叠好，放在枕头下压着，想着把线条压出来，上台的时候才好看。

过了一星期，杨延晋又来电话了，我心想肯定评上奖了。结果他告诉我落选了，因为三个结尾。一个主任委员说，只能保留一个结尾，不能有开放式结局。杨延晋说，宁愿不得奖也不改。结果就是，对不起，不给奖了。

《小街》剧照，郭凯敏（左）和杨延晋（右）

那之后没多久，上影厂评“一级演员”，我把自己写名字上去了。演员剧团团长问，你凭什么“一级”？我说，我的电影《小街》《庐山恋》都得奖了。他说，可你没得奖。就这样，我和“一级演员”称号失之交臂。

回想当时，今天的我内心依然沉重。但我很感激母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儿子，其实你已经得奖了。让大伙记住你的角色比记住你得奖更重要。”

作为活跃于七八十年代的演员，我是幸运的。我的代表作很多，从《庐山恋》《小街》，到《好事多磨》《逆光》《蓝色的花》《邮缘》……我亲历了一个艺术引领观众的时代。因为《小街》，当时很多女孩学着张瑜剪“男孩头”，更不用说，因为《庐山恋》，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带着伴侣去庐山“朝圣”。

说起《庐山恋》，它的制作成本其实很低，不到八十万。（演员）劳务就别想了，当时制片为了避免给误餐费，还规定我们每天十点四十准时吃中饭。张瑜在片子里的经典穿搭，也不是什么贵衣服，就是拿麻袋去广州服装城淘的。

《庐山恋》剧照

然而在那个年代，成本低下去，创作却起来了。“淋雨”和“跳河”那两个场景，我现在想来都“瘆”得慌。水冷得受不了，剧组就买来白酒，分给我两块巧克力，说是“抗冻”。那时候年轻，为了演戏，我跳进冰水里游了好几次。没有杂念、全力以赴地塑造一个角色，那种状态可能现在都达不到了。

和当时截然不同，现在的市场似乎认定，一个作品投资大、请的腕儿大，就一定能卖座。但在我看来，这和创作规律背道而驰。我一直提的“美学根脉”，换一个说法，强调的就是作品里的“真善美”。如果演员眼睛里没东西，创作初衷不真，不管投资多高、腕儿多大，观众都会离开。

那会张瑜叫我去拍《庐山恋2010》，我拒绝了。我说，第一《庐山恋》没有续集，如果有，它的故事逻辑上不成立；第二，这样做可能会把观众心中的美好回忆打破。后来编剧汪海林建议，郭老师不来，那剧本就把他“写死”。《庐山恋2010》上映的时候，电影频道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做节目宣传，结果因为票房不好，只在影院放了不到三天。

《庐山恋2010》剧照

在我心里，虽然《庐山恋》没有续集，但有一些真的东西可以延续。如果让我和张瑜一起再演一个片子，六十多岁的我们，对于当年的事恐怕只有回忆，那我们如何找到一种氛围，可以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美好的东西不是想延续就能延续的，这背后需要创作者对生活的爱，和扎扎实实的沉淀。

成名的“念” 

可能让演员迅速“石化”被淘汰

演员是个很痛苦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是表达真情，所以要不断激活自身的精神和思想。检验一个演员优秀与否，最有用的就是两招——让他跟动物和孩子对戏，因为他们最没法作假。孩子看到你是假的，他就会回应你假的东西，这样戏就不成立了。

很多年前我就在思考演员的“石化”，它指演员像化石一样失去生命力的现象。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可惜的是，现在很多演员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刚演完一部好戏，没多久就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呢？演员应该服务于角色创作和文学表达，可一旦他出了名，就会身价倍增，为了维持热度甚至需要炒作自己。“我就是腕”“我就是明星”，这个念一出，就会被架上去，沉不住气了。而一旦演员投入不进角色，就很容易就进入到石化的状态。一部戏还可以，到了两部戏、三部戏，一旦角色立不住，久而久之，观众在内心深处就不接受你了，紧接着就是两个字——“淘汰”。

相比我们那个年代，今天我见到的真正优秀的演员并不多。我还记得拍《大刀记》（1977）的时候，李纬老师腿肿得靴子都脱不下来。我说你不能不穿它了吗？他说，不行，我要符合这个人物，我得坚持。在老一辈演员身上，你能领悟到，演戏不是说来就来的。

"话剧皇帝"石挥出演老舍原著改编的电影《我这一辈子》

对创作者而言，瓶颈是很可怕的。我们这代演员受“读书无用论”影响，荒废了学业，课一直没补上来。有段时间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在台前表演，我可能会留下更多好作品，但从发展趋势来说“不可观”。

1985年，北京电影学院办了一个进修班，社会上叫“明星班”，当时我已经准备转行做导演，就下决心要进去学习。当时班里的同学就包括唐国强、宋春丽、寇振海，老师就包括导演系主任郑洞天、第四代的导演谢飞。他们讲一部电影，比如《魂断蓝桥》，那完全是深入浅出式的，引导你去思考，一个演员为什么这么走位，他如何用情感塑造角色。成为明星后，很少有人会给你提意见，这个东西其实是害了演员。当时在明星进修班，你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好像得到了一种营养补充。

那会法国新浪潮贝尔娜黛特·拉芳来给我们上课，她说，一个演员每年都得上一次舞台，和观众面对面交流，吸收他们的养分。这一点我很认同。

1995北电“明星班”合照，郭凯敏在二排右五

刚成为演员的时候我演过一个话剧，叫《三比零》。那是七几年，为了帮助我得到角色，母亲说自己花了三百块买了个录音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听录音练台词。正式试镜的时候，整个剧团围坐在一起，像审（犯）人一样，刘琼导演的形象我现在都印象深刻，他叼着根雪茄，说“来吧”。张三演完李四演，一共七个人，我排在最后一个。念到第二句的时候，导演把雪茄灭了，突然问大家，“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心想，怎么就叫我了呢？结果他说，你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你做了大量功课。

后来我站上舞台，出演了这部《三比零》。很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当时因为没有钱，那个录音机其实是她找人借的。

戏剧的磨练让我感到自己长进了一大步。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我自编自导的话剧《青山风骨》。我越来越相信，演员如果只是自己闷头演，到一定程度会被耗干，而舞台是一种滋养，只有不断被滋养，才能始终保有生命力。

创作就像恋爱 

付出“真”才能得到爱

短剧是这几年爆发出来的一个内容形式，作为一种成本低、强浓缩的艺术类型，我看到了它的巨大潜力。常年生活在迪拜的戚红香女士，想用迪拜的视角来拍中国，也想尝试用AI的系统做短剧创作，我觉得这是全新的领域，很愿意尝试，就有了这部微短剧作品《我在迪拜等你》。

以前我们一听迪拜，脑子里就是“娶几个老婆”‘养豹子、养老虎”这些外化的东西，但通过了解，我发现，迪拜的文化某种角度上和中国文化很相似，我们找到角度做诠释，就有了“我在迪拜等你”的文化交融。我一直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是合作共赢，不能只把中国文化凸显到更高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每一种文化都有相似的频率，重要的是让它们产生共鸣。

微短剧《我在迪拜等你》海报

相比票房价值，艺术工作者更应该追求的是人性价值、社会价值。我拍过一部儿童拐卖题材的电影《天伦》（1992年），那会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卖拷贝，一个拷贝五六万，赔得一塌糊涂。

《天伦》的编剧王仲刚先生是铁路警察，他根据真实的工作经验创作了剧本。我们当时在一个叫郭亮村的地方取景拍摄，拍完才知道，这村子就是经常拐卖妇女儿童的地方。《天伦》上映后，我们联系到河南铁路公安分局，包了一架专机，把当年被拐的孩子送回河南家乡，让他们和亲生父母相认。当时的场景我现在都记忆犹新，一个孩子和我说，因为我，他才不得不离开养父母，他恨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天伦》在当时有它的社会价值。这种追求也延续到我后来的创作中，比如电视剧《洋泾浜兄弟》，以及电影《扶贫主任》《记忆消失前》。

《天伦》海报

艺术应该像沉淀的老酒一样，越放越“正”。评价一个作品成功与否，不能只看票房，反过来说，一个演员接戏也不应该先谈价，而应该去看作品想表达的是什么。艺术家有责任用自己的方式把人心扶正，这也是公益的价值所在——不看你捐了多少钱，而看你做了什么。公益没有那么虚无缥缈，它是很现实的。

今天，创作者面对的是全新的技术和环境。有了AI，只要输入关键词，资料一下子就给你备齐了，但这反而要求创作者回到原点，不断去问，哪些东西才能真正触动心灵。他们的处境当然也很艰难，商业、市场等因素像紧箍咒一样，束缚和扭曲他们的创作，但如果他们坚持寻找、坚定表达，就一定能拨动观众的心弦。创作是个很微妙的东西，跟一场恋爱一样，你首先要真情实感地付出，才能得到回报。那些属于人最真挚的东西，AI是替代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