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未来的十字路口，托住那个厌学的孩子

“妈妈，我不想上学了。”纪录片里，孩子的一句话掀起家庭风暴。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2024年的公开讲话中指出，中国6至16岁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总患病率为17.5%，高于成人各类精神疾病终生患病率的16.6%。另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在接受调研的1232个家庭中，过半数孩子有休学经历，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不足14岁。

回应这一现状，“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医院纷纷开设新业务，北京儿童医院的“拒绝上学门诊”10个月接诊近万人次，还因为网友热评彻底火了——“请问哪里有拒绝上班门诊？”一句戏言，在公共场域搅起复杂情绪：享受最多资源的“阿尔法世代”，逃避可耻但有用？

厌学是病吗？厌学的终点，是复学还是辍学？正值开学季，凤凰网公益访谈多位教育从业者。他们中有公立学校的心理老师和任科老师，也有创新教育的探索者。他们在校园围墙内外，尝试发现，是什么卡住了孩子，也试图在厌学发生前，为孩子织一道网。他们为学生，也为自己追问：换一条路，有那么可怕吗？

图源：电影《小孩不笨2》

看见被卡住的孩子

制定教学目标、和班主任开会、梳理学生档案……距离开学还有一周，一水已经开始连轴转。她是北方某超一线城市重点中学的心理老师，最近几年，每到开学季，她都会投入一项重要工作——和休学回来的孩子做一对一谈话。

厌学的孩子何时起变多了？王雷和一水在同一个城市。2009年，王雷从南方来到现在的学校，这位曾经的思政课老师，有了专属心理室。沙盘游戏好玩，孩子们下课会跑来问王雷，“老师，我什么时候能来？”王雷回，“那你得预约”。她还记得，很多孩子玩着玩着就掏心了，小小八平米里，流淌少年的心事。

“我工作前十年接触到的孩子，也有学习压力，但没有说不来（上学）。”王雷回忆，那会孩子最常面临的，无非是升学的转换适应，和青春期以后的异性交往。

直到2017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印象深刻的“厌学”案例。一个是高大帅气、仿佛有能力“控制体温”的男孩，只要发烧得厉害，学校就会让他回家休息。另一个是外貌可爱的女孩，“肠易激”发作时，会跑到走廊上大叫。“升学后，成绩比长相更重要了，得到的夸赞变少了，心里就会产生落差。”王雷回想，这个女孩也许是在通过喊叫，寻求关注。

更明显的分水岭是新冠疫情后，居家学习让一些本不至于脱离学校的孩子，再也没有回来（这里几段是几种情况，所以第一句都是总起，我把这半句挪过来））。王雷还记得，那段时间，碰上管教松散的家庭，学生作息不规律、玩游戏，老师们是盯不着的，遇到不做作业不上课的，更没法严厉地说什么，“因为那会老师的第一任务是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她通过不少家长了解到，三年多的网课岁月，确实把一些孩子“养出来”了，他们觉得宅家挺滋润，不上学也不会世界末日。

图源：电视剧《小欢喜》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留在学校？”大约10年前，80后英语老师周甜被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孩子问到这个问题。孩子说上学没意义，想做B站UP主。

周甜在华东某省会城市外国语学校任教，教龄近二十年。时至今日，她依然记得被提问的冲击感，“我当时还和他理论了一番”。

后来，周甜的学生里，真有人做了视频博主。那是个有机会冲“清北”的苗子，因为白血病退学在家，“他后来真的积累了很多粉丝，获得了成就感和价值感。”大概四五年前，周甜的大儿子天天被确诊注意力缺陷障碍（ADHD），出现了各类上学不适应的状况。“如果是今天的我，不会怼那个孩子。”从老师到家长，转换视角后，回想当时的“灵魂发问”，周甜说自己对那个孩子有了更多理解。

“意义感”是几位老师在说到厌学时都会提起的词。

让王雷最惋惜的学生是小唐，成绩很好，在年级里能排进前十。初二那年，小唐越来越频繁地交不上作业。她爸爸是个“高知”，看到孩子为功课熬夜到一两点很不解，经常发一两千字信息给老师，质疑“教学安排不合理”。后来发现，很多时候是小唐在给自己“加压”。她要求自己每天复习预习前后章节，梳理知识关联点。最后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小唐想不通了——“为什么没我努力的同学，分数也差不多？”

“小唐，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超越年龄地读了很多书。当周围同学还忙着追星‘八卦’，她已经在思考哲学命题，这让她融不进同龄人的圈子，甚至会解构学校和整个教育制度。”王雷分析，小唐是被现实挫伤了，“朝着完美主义的方向努力，却发现父母说的‘努力就有回报’并不成立”，于是转向另一个极端。王雷透露，休学后小唐不露脸地做了一阵博主，拥抱二次元的世界，“虽然勉强参加了中考，但是高一又退学了，没听说再回来”。

日本评论家宇野常宽曾分析，世纪之交日本年轻人“家里蹲”现象：随着日本经济增长的神话崩溃，宏大叙事开始瓦解，努力就能找到意义的世界，变为努力也无法找到意义的世界。当年轻人发现无法沿着父母的轨迹生活，就会陷入迷茫，转而寻找新的“小叙事”。（图源：评论集《OO年代的想象力》）

“我在北师大上学时老师做过一个比喻。他说，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心就像网，有很多支点。只失去一两个还能支撑，但如果还剩一两个呢？”从一线心理教师转换为年级管理者，王雷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他们留在学校的“支点”在变少。

“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单调了。”王雷感叹，即便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回来了，大多数孩子似乎也并没有恢复建立关系的能力。她观察，在高度“内卷”的环境下，很多孩子交友的动力，是让自己在人前看起来不孤独，秉持“方便主义”，怎么简单怎么来。就连过去最容易交朋友的体育锻炼，也变得越来越“应试化”，“由教练带着做体能训练，孩子们也说不上什么话。”

王雷明显感觉到，大概2022年以后，学校里厌学的孩子明显变多了，“平均每个班有一两个学生不能规律到校，还有更多人处在边缘状态。”

她总结，学业因素和人际因素叠加，是加剧厌学情绪的王炸组合。它俩好比“双生子”，很少单独出现，“如果表面上有学业困难，往下挖一定有人际问题，两个因素一旦互动，会加速一个孩子脱离学校的进程”。

王雷以一个二胎家庭举例。看到哥哥为了音乐梦而休学，原本成绩不错的妹妹开始厌倦上学。“初二数学难度上去了，老师要求严格，孩子就开始退缩，慢慢发展成不想上学。妹妹休学一段时间再回来，看到原先的小团体内部结构被打破了，青春期的敏感加上友情的受挫，反过来加剧了她的学习困难。”

2025年开年，韩剧《善意的竞争》成为席卷亚洲的现象级作品，剧中，补习班、药物滥用、阶级分化等元素，撕开东亚教育内卷的残酷真相。（图源：电视剧《善意的竞争》）

而在一水看来，对于处在不同年龄的孩子而言，这两个因素带来的影响是分阶段的。“初中生学习压力相对小，和家庭关系更紧密，所以受父母的人际影响更大；高中生则更多受到同伴关系和学习压力影响。整体上看，因为初中还在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家长和老师这些外在力量，会推着孩子回到学校。但到高中阶段，一个孩子一旦离开学校，复学的几率就比较低了。”

另一个影响学生厌学率的因素，是校领导的价值主张，这是一水从她所在的学校得出的观察。“有的领导觉得离开学校是孩子的选择，值得被尊重。”

“与其说孩子们是厌学，更准确的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境，继而面临上学方面的困难。”在一水看来，没有一个标准药方可以治愈厌学，能不能让一个孩子从卡住的状态里走出来，需要大家一起读懂他行为背后复杂的成因。

撑一道防线

成为学校管理者后，王雷意识到，作为老师，“兜”住厌学的孩子不是件容易事。相比彻底离开的孩子，那些处在边缘状态的孩子，常常是对既有教学环境的挑战，“当一个孩子为是否上学反复拉扯，其他孩子也会受到影响”。更难的是做班级建设工作，“要让班级的其他同学理解、接纳为什么偏偏这个孩子能享受不用交作业，不用按时到校的特权，这很挑战人性。”王雷说。

基于这点，一水也提到，虽然学校通常会让厌学的学生选择，一周上几天课，但大多数孩子都会选择休学一整年再回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有学籍管理方面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这些孩子融入集体的困难，“一旦稳定的同伴团体已经形成，他们再想加入就很难。”

所以要不要让厌学的孩子离开学校？

新冠疫情那会，王雷的儿子上小学四年级，一度沉迷于电子游戏，问题落到自己头上，王雷甚至做好了准备，未来让孩子在家学习。但是通过查阅资料、和家长沟通，她也重估了一遍不同选择的价码：选创新学校或出国，需要家里有足够的经济支持；选在线教育，意味着家长要调整职业期待，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不来学校，孩子去哪？如果光待在家，别说一年，光是一个月，要从放松状态下走出来，对孩子都很难。时间久了，家长也会筋疲力尽。”王雷见到的情况是，很多家长最后沦为“取款机”，孩子吃的点外卖，泡在各种电子产品上，彻底关上了房门。“当一个孩子已经表达出不想上学的时候，实际上在哪个角度老师和家长已经很难帮到他了。”王雷说。

英剧《混沌少年时》聚焦“13岁男孩捅死同年级女生的案件”展开叙述，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心碎的父亲坐在少年的床上痛哭，呢喃“爸爸本可以做得更好”。（图源：电视剧《混沌少年时》）

正是因为看到这点，一水的学校把工作做到了更前面——每个年级都配有一位心理老师，每个新学期都开展心理普查。除此之外，为了更早地觉察孩子们的心理状况，校园里还设置有心理辅导室和树洞信箱。

一水介绍，把心理测试的结果和班主任的“观察名单”做匹配后，心理老师们会获得一份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列表，根据问题严重程度，对学生做分层评估和访谈，但不会让他们觉得“我是因为有什么问题，才需要走进心理室”。一水特别提到，除非学生处在危机状况，否则心理老师们不会轻易向家长和老师透露谈话内容，“因为我们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更多支持他”。

上个学期，在一周七节心理健康课外，一水还和同事启动了“高中生家长陪伴营”。参与的十五组家庭里，有一半整面临厌拒学问题，大多数家长都觉得“只是孩子的问题”。然而随着每两周一次的团体活动，变化发生了。

一水分享，通过引导家长写情绪日记，一位妈妈意识到，当自己心情起伏，对孩子同一行为的反应不同，这会影响到亲子关系。“那个妈妈曾经很焦虑，过去动不动就给老师发十几条信息，但她有天告诉我，‘老师，我现在能忍住了。’”更让一水欣慰的是，一个标准很高但浑然不觉的爸爸，开始放下对孩子的期待，“以前他会在心愿卡上写希望女儿上‘985’‘211’，再后来他写，‘只要她在学习中感到快乐’。”

通过这些探索，一水和家长建立了更稳固的关系；因为时常提供心理支持，她也和班主任变为更紧密的工作同盟。种种这些，让一水的学校在面对“厌学潮”时，跑到了更前面。但她也坦言，构筑这样的防线不仅依托超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还需要时间带来的“滚雪球效应”，“我们学校二十年前就有心理老师了，当我们做的事情产生效果，学校就会越来越重视‘心理’。”

保持通话

除了是英语老师和班主任，周甜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儿子天天开学上六年级，女儿乐乐是一年级新生。长辈们对天天的形容词，逐渐从“调皮机灵”变成“没规矩成绩差”，慢慢地，乐乐也跟着直呼哥哥大名。

周甜意识到“不对劲”，是在天天升二年级的暑假。她想不通，自己和老公都是老师，为什么偏偏是自家孩子上课坐不住、分数吊车尾？她一个人带天天去了医院，确诊是ADHD（注意力缺陷障碍），也就是人们习惯说的“多动症”。

彼时，周甜作为青年教师斩获各项荣誉，遇上天天的状况，她“不信邪”。从出国到国学，再到玄学，周甜试了各种办法，“送他出国，我们没条件。选国学，如果孩子在没有现代生活方式的环境下长大，他会不会和同龄人没话说？适应社会是不是更困难？”周甜发现，目前的唯一选择就是帮天天适应学校。

周甜主动去找天天的老师说明情况，“是ADHD（注意力缺陷障碍）影响了孩子上课表现”。但沟通的结果让人失望，“你很难让人理解‘智商没问题，却成绩不好’，大多数人顺拐的逻辑就是——他不努力”。

面对家长，作为心理老师，王雷和一水遇到的是反方向的困难。王雷提到，有时看到孩子在课上趴着睡觉，猜想孩子可能在服用精神类药物，会去和家长确认，“但对方会担心老师对孩子另眼相看，所以隐瞒病况”。一水更常遇到的情况，是一些家长忌讳给孩子服药，导致孩子状态不稳定，“他们总觉得这类药有副作用”。

与此同时，孩子们也在给老师带来新的挑战。心理课不在课标范畴内，沦为边缘学科。“越是成绩好的孩子，越喜欢在课上写作业。”王雷苦笑。与此同时，随着心理学的大众化传播，不少孩子张口就是“原生家庭”，还会捧着书考老师“你看过这本吗？”一水说，有学生会在心理辅导开始前，用纸笔满满当当写下一整篇自我分析。王雷还曾遭遇一些“老来访”的挑战，“觉得学校老师不专业，要去外面做咨询”。

当越来越多孩子习惯向AI吐露心事，两位老师都体会到某种“职业危机”——个人成长、课程创新、督导学习、照料家庭，种种这些都在考验对时间精力的管理。“没当妈妈时，我的生活里只有工作，现在回家要哄睡孩子，我经常都是清晨五点起来看书备课。”一水说。

当“厌学”潮水袭来，无论是学校、家长还是孩子，都在经历某种信任危机。“我们观察到，大量家长需要被支持，但找不到资源；很多新手咨询师面对这类议题胜任力不足；在校老师则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心理压力。加上很多孩子抵触咨询，这就要求我们找到区别于一对一咨询的创新路径。”

陈师韬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从去年12月开始，她和同事们发起了聚焦“青少年厌学”议题的行动式研究项目“冬芽计划”（以下简称“冬芽”）。

“冬芽计划”项目首期总结会上，项目成员留下感言（图源：冬芽计划）

项目首期，“冬芽”对二十个家庭展开干预和支持，如何让“家校社医”联动起来，成为项目探索的重点。陈师韬介绍，在提供面向孩子、家长、家庭三种类型的咨询服务外，“冬芽”首创“陪伴员”制度，“他们不一定有咨询经验，但经过每周的团体督导，具备一定心理学基础”。这些“不站队”的陪伴员，潜移默化地成了项目里的“穿针引线”之人——因为更像玩伴，孩子们会先在他们面前展露自我，再慢慢对其他项目成员敞开心扉。

一水和王雷所在的学校都参与了首期“冬芽”。在王雷看来，“冬芽”可贵之处在于，它承担了“家校社医”中“社”的功能。“项目里有专业咨询师、陪伴员，还有厌学孩子的同伴社群。横向跟进学生问题的同时，也在纵向地为老师家长搭建桥梁，为家庭引荐医疗资源。”她提到，正是有了这种关系网的搭建，不同相关方的目标也会统一起来，“咨询是最后一个环节”，在此之前，陪伴员、家长、心理老师已经成了彼此的支持系统。

一水坦言，“冬芽”首先缓解了她的时间焦虑，她能安心在家陪孩子了，也有了更多读书反思的余裕。王雷则谈到“勇气”，“以前心理老师大多是在校内做角色范畴内的事，但因为‘冬芽’给的安全感，我们现在尝试对已经休学的孩子提供返校前的支持”。

令陈师韬开心的是，经过180天，大多数参加“冬芽”的家庭都产生了变化——20个孩子中，有6人回到学校学习，也有人决定主动退学，准备出国读书。

半年时间，不足以让一个人彻底改变，但陈师韬表示，厌学的孩子就像冬日的嫩芽，会在阶段性的休整后蓄力破土。“通过和陪伴员、咨询师建立关系，他们会产生修正性的情感体验，找回内心的力量。”

一水和王雷都希望“冬芽”能继续下去。陈师韬透露，今年教师节，“冬芽”第二期就会回归。为了服务二十个家庭，冬芽计划首期启用了80个不同角色的人力（运营管理团队、联络员、访谈员、陪伴员、心理咨询师、质性研究员），“经费还是书记自筹来的”。为了让“冬芽”能可持续地覆盖到更多人群，下一个阶段，项目将尝试以公益和商业双轨并行的方式运营下去。

面对不确定

离开学校后，厌学的孩子能去哪呢？在创新教育社区“一出学社”（以下简称“学社”），贾穹花六年陪伴150多位厌学少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和公立学校不同，学社并不开设语数外这类文化课，但会为孩子设计个性化的学习板块。大约四十周时间里，学社的课程主要围绕“社交恢复”、“理解社会”、“面对不确定”三方面展开，核心目标是针对孩子厌学背后的不同需求和痛点，帮助他们重塑与外界的关系。

一出社刊（图源：一出学社）

在开学周，老师会带着学生梳理各自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点，喜欢爵士乐的孩子可以申请独立学习，学社会针对不同需求资助经费。如果孩子有文化课学习上的困难，学社老师会做基础答疑，如果还是“不够用”，就会让孩子先独立梳理问题，学社再帮他寻找资源。

为了帮孩子建立更丰富的社交链接，学社还设置了无领导的“社区会议”。如果一个孩子想把小猫带来学社，老师们会鼓励他在会上提案，与可能被这个决策影响的相关方讨论，征求他们的建议。

这些年，贾穹一直在学社带着孩子们体验即兴戏剧。这种表演形式没有剧本，参与者需要根据观众给的启发词与对手演员配合。他希望以此让孩子们获得更多面对不确定的勇气。贾穹说，让自己印象很深的孩子奇奇，成绩不好，性格内向，刚来学社时说话的音量甚至“撑”不满一句话。但因为即兴戏剧，奇奇站在了舞台中央，因为陌生人的掌声，他发现自己也可以是“主角”，还主动去看了很多次即兴厂牌的表演。

“学社最初成立时，想培养的是‘终身学习、可以创造价值的人’。随着大环境变化，我们把目标变成了培养‘能面对不确定的人’。”走在社会创新这条不确定的路上，贾穹显然也已经把自己作为方法，用行动回应了这个愿景。在访谈中，他细数和学社共同走过的这些年：大学毕业后两年后，受“社创”精神感召，他辞去助理工程师的工作，开始全职做创新教育。和学社一起，从和公立学校合作项目，到自立门户；从拿到投资，到遭遇“反水”；从团队自筹百万新建校舍，到招生困难被迫搬迁……经历“双减”“疫情”“同伴离开”，贾穹很多次动念“要不要就这么算了”。但他又说，正是这些不确定的潮水，让他在理想面前，成长为更有韧性的人。

这种韧性来自于对人多样性的理解，“我个性很外向热情，第一年在学社做老师，一个孩子看到我转身就跑，我当时大受震撼，我反问自己，我怎么去支持这样的孩子？”回想过去，贾穹觉得不可思议，他说是陪伴这些“不一样”的孩子，打开了自己的“带宽”。这种改变也带回到生活中，碰上“在原来的世界过着模版人生”的老友，他能够放下得失心和胜负欲，沉入人与人相会的时刻。

贾穹带着学社孩子们外出游学（图源：贾穹）

最让贾穹自豪的，是他帮这些厌学的孩子开拓出另一种人生选项。离开学社的孩子里，有人出国读高中，有人重回普校继续升学，有人就读职高学手艺，还有的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学社不发“毕业证”，但在贾穹心里，当一个孩子找到热爱，建立适合自己的学习社交方式，就算从“厌学”中毕业了。他说起自己送走的“毕业生”：那是个酷爱游戏的女孩，在一场答辩中分享了从玩耍中参悟的哲学“自由给我自律”；那是个爱提问的“刺头”，回到曾经的学校，他学会理解伤害过自己的环境，用写信的方式和校长、老师澄清困惑。

这个开学季，贾穹再次把“即兴戏剧”带进课堂。这一回，他想让孩子们面对复学的不确定。“我会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圈，讲述想到复学时脑中闪过的词。”贾穹说，他鼓励孩子们在过程里犯错，因为是错误让人触到智慧的天花板，是困难让人成长，虽然它有时让我们不开心，但它值得庆祝。

是终点，也是起点？

厌学的终点是复学吗？几位老师不约而同给出了答案“否”。

“如果让孩子复学是终极目标，‘冬芽’是不是没有完成KPI？”一水反问，“虽然厌学有一定逃避的意味，但如果孩子能因此对自我有思考，能勇敢面对未来，无论回不回学校，这段时间就是值得的。”

图源：电影《昨日青春》

而在王雷看来，复学不是终点，但可以是“备选”。她认为，面对未来的不确定，考试升学仍是更适合大多数家庭的“主路”。“如果没有太大把握，就先按部就班做能做的事”，王雷不建议处在心理危机中的孩子冒险，“但可以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小步尝试”。

作为差点遭遇“厌学”的家长，周甜这几年悟到了一件事——她才是离孩子最近的“陪伴员”，当家长先接纳孩子的“不一样”，孩子才能发现自己的“独一无二”。

即将面临“小升初”的天天知道自己确诊了“ADHD”，但他以“学渣”自嘲时不会低下头。周甜说，现在的自己，会引导孩子换个角度看见自己，“我常对他说，成绩差怕什么，‘菜’鸡多练。”天天动手能力强，同学会找他修电子产品，周甜就夸他，“你看你有那么多学霸朋友，说明你也很厉害。”她告诉孩子，因为神经方面的特点，他会容易冲动，但这好比“一辆车的刹车系统有些失灵，但方向盘还能用”，只要多练习，就可以去想去的地方。

面对未来，周甜仍有焦虑的时候，考学之外，她也在为天天寻找别的人生路径，比如，支持他钻研他着迷的无人机。谈话的最后，周甜跳回学校老师的角色说，“这一代孩子会有属于他们的成长舞台。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定义为学校，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会有别的名字，能看见不同人的可能性。”

（感谢所有受访者，一水、王雷、周甜、小唐、天天、奇奇均为化名，孙惠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 李迅琦

编辑 佘韵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