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基金会闯世界：筹款？那只是个小目标

6月22日，经过半年多的筹建，有着116年办学历史的华南农业大学，在香港京港创新中心成立了香港教育发展基金会（下称华农香港基金会）。

这所以农业科学、生命科学等教研领域为立校之本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因地处对外开放前沿的广州，一直服务于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动开放办学和国际化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开始向海外布局，或建立海外校友会，或采取中外合作办学等方式，在学术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国际交流。相较而言，高校基金会的出海，则要晚得多——千禧年之前，浙大、清华及北大看到了这一新型发展支点的潜力，率先完成境外基金会的设立。随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头部高校也纷纷走出去，在境外注册基金会，拓展海外资源。

三十年过去了，高校基金会出海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又遭遇了怎样的挑战？

高校基金会出海三十年

浙江大学是第一个在境外设立基金会的内地高校。1994年3月，浙江大学联合社会各界成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十年后更名为浙大基金会。

几乎与此同时，在美定居的浙大化工系校友冯宗道积极奔走于北美浙大校友会的各类活动，并与母校领导及另外两位校友——实业家汤永谦、热力学专家赵广绪共同努力，于1995年11月促成建立了美国竺可桢教育基金会，这是浙大美国基金会的前身，也是大陆地区高校基金会出海的第一站。

国内成立教育基金会的第一梯队中，另两所顶级学府——清华和北大，也是较早将业务触角延伸至海外，设立境外基金会的高校。

1997年，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丁肇中教授提议，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TEFNA）在美国特拉华州以非营利组织形式注册成立，并于1998年获得免税资格。基金会最初在洛杉矶设立办事处，后迁至北加利福尼亚州，现址位于加州硅谷核心城市之一的米尔皮塔斯。

TEFNA是一个具备综合性功能的实体，近三十年来，它建立、促进和维护着清华大学与美国的大学、学院、其他教育机构、公司和产业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与中美关系、合资企业、商业和贸易相关的教育文化项目及活动进行推广，并推动了各知识领域的教育、科研以及培训。

1997年，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十年，高考录取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大关”，中国高等教育迈入了规模化、市场化阶段，并开始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另一方面，即将迈入21世纪，新技术革命向科学界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性的新课题，也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教普及、高校扩招的背后，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向世界一流看齐，与国际接轨成为当务之急。站立在国内学术科研的塔尖，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应运而生。

为了帮助清华大学筹集高等研究中心的日常运行经费及教研人员的工资津贴，使中心能够健康发展，1998年3月13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在香港注册成立。基金会同样由杨振宁教授发起，在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募集基金，计划每年动用资金不超过基金本金的5%。

当时，清华国际交流广泛，校友也正走向世界，国际化的交流互动正在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实质性项目合作转型，境外基金组织的成立，无疑起到了开源和增信的作用。

紧随其后的是北京大学。由于历年赴美发展的毕业生居多，校友网络遍布各个州，北大在美国成立的地区性校友会多达15个以上。在校友们的支持下，2001年，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在加州成立，主要为国际交流、学生奖助、教师发展、科学研究、社会公益、基础设施和发展基金等领域筹集资金，吸纳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及不同行业的资助和支持。

2018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官员与PKUEF（美国）奖学金项目资助的北京大学获奖学生交流。

教育项目开发是立会之本。基于美国学术科研与实用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北大基金会（美国）不仅吸引着资金，更重视资源的开拓利用。2020年12月16日，北大95级校友、美国谷雨中文学校创始人胡国志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捐资300万美元，设立北京大学培典书院全球英才教育基金，用来支持中国高校进行拔尖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发展，以及中美优秀学子间的跨文化交流。

在社会公益领域，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也有所表现。当新冠来袭，基金会第一时间以行动响应，于2020年2月8日至3月17日启动了抗疫救灾专项筹款项目，筹集善款60笔，共计33万美元，分别用于购买一线急需医疗物资、补助奋斗在一线的北大援鄂医疗团队、为受疫情影响的北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紧急救助等。

三所高校的头羊经验，也影响着其他大学出海发展的方向，美国和香港因其资源、人才及开放优势，成为基金会境外拓展的高地。进入新世纪，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头部高校分别在两地注册成立了基金会实体，接受多元社会捐赠，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通过跨境资源整合，为各自的事业发展进一步“开源”。

从资金撬动向资源导向转型

除了外资流通便捷、捐赠激励优惠政策丰富等优势，高校基金会出海还有宏观层面的考虑，即全球经济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今年1月初，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将在2025年面临重大挑战，超半数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并不乐观。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企业及个人捐赠者，其捐赠的意愿和能力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形势影响。

这样的形势变化，对于高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越来越多的高净值校友在缩水，筹资环境也在发生着持续变化，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高校基金会通过深挖海外筹资潜力，构建海外校友资源平台，探索海外筹资等新方式，来做大海外“朋友圈”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高校基金会出海不仅仅只是募资，如果急于求成，缺乏长期主义思维，持续性和基金会的公信力恐怕要大打折扣。

一些高校通过设立海外中心来实现高校布局，但除了筹资，如何能够利用好海外的资源才是更为关键的议题。相较于捐赠，海外有着各种类型的资源，而且在当地就能产生效用，从而促进学校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方面，高校海外基金会有着比校友会更广泛的功能，可以作为撬动资源的核心支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筹资渠道的拓宽应该是一种结果，是以资源渠道的拓展为先决条件的、是广交友和强链接的结果。

6月22日，华南农业大学香港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仪式。

华农香港基金会的顺利筹建和运作，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条件促成的结果。广东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化能力的联动，境外校友人才与资金资源的支持回馈，同港澳台地区频繁的合作互动，都为基金会的筹谋立项及后续发展提供了信心和基础。

而最为关键的，是“人和”因素。

校友资源是境外合作空间开发的敲门砖。华农香港基金会得益于校友们的加持，尤其是梁福元、陈博智两位校董作为联合发起人，不仅在成立仪式上身体力行捐赠了种子基金，带动其他慈善机构、慈善人士跟进合作，更是在先期的资源网络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福元凭借在香港的人脉资源，为基金会的筹备积极奔走联络，还将自营的大棠有机生态园作为基金会的注册地和活动基地，为华南农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并协同华农及各校友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农业科技的成果转化和应用发展。

陈博智是中国星火基金会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太平绅士，在公益慈善领域及香港社会多个行业内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协调各方共同解决了基金会的注册难题。

而“地利”集合了地理区位特征、国际功能定位、法律制度成熟度等社会发展积累起来的多重优势，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替代的资源。

“国内基金会成立以来，在支持学校建设、推动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接收国际捐赠、开展跨境合作项目时，面临外汇管制、审批流程复杂等问题。”校党委书记、基金会理事长李凤亮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在设立华农香港基金会的众多考量当中，最核心的是“开源”优势。“香港资金流动自由、税收政策优惠，能更高效地汇聚国际慈善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这也道出高校基金会纷纷选择以香港作为出海目的地的原因。

同国际标准和规则接轨

由于需要超越民族和文化的不同，与捐赠人产生共鸣，境外资源的开发更有赖于讲好项目故事、学校故事、中国故事。获取跨文化捐赠资源的兴趣，还需要对捐赠人做全面、深入的研究，包括对方的捐款理念，乃至责任使命，在境外还尤其要掌握他们（捐赠方）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框架系统。

2015年10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正式成立。十年来，其品牌效应已拉动全球百余家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的捐赠支持，成为清华大学吸引境外资源、创新开展育人工作的代表性项目。

这其中，既有清华大学及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努力，也有捐赠人苏世民个人的文化认同。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主席兼CEO苏世民就带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来到这个东方古国，数十年间，目睹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在苏世民撰写的《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一书中，他提到，自己其实刚到中国不久，就萌生了要创办一所学院的想法。之所以选择在清华大学，是希望建立一个独具一格的全球性智慧网络，让众多高等学府和机构连接起来，共同关注和探讨一些全球范围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使之造福于世界。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主导接洽和项目筹划的，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和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为了对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有所‘刺激’”，清华方面特别重视双方对未来教育方向的判断、培养理念的契合，在反复商讨后同苏世民达成共识，将项目定位为“研究生培养特区”，以全英文授课、住宿制书院等颠覆性教学模式吸引全球人才，并推动清华的国际化进程。

2013年，“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苏世民个人捐赠1亿美元，另与清华共同募集2亿美元，构成总额3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每年资助200名中外学生在清华大学进行学习，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提高领导力等综合能力。这也是当时中国从海外获得的最大单项教育捐赠。

如今，苏世民书院的筹资工作稳步推进，已有6家奠基合伙人，11家创始合伙人、13家合伙人参与到苏世民书院的捐赠和共建之中，此外，每年还有大量的资金、实物被捐赠给清华大学，用于支持苏世民学院和项目。除了中国企业和在华运营的跨国公司，捐赠方还包括数十家国外企业、基金会以及个人，他们金额较高的捐赠需要在美国的税收体制下完成，而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作为直接收款方，承担起政策衔接的桥梁作用。而清华大学书院制培养模式，则在形式与理念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与苏世民及相关企业等捐赠方的深度结合。

引入海外资源，需要的是做好捐赠人研究，讲好项目故事，从而获得捐赠人认同。而在境外运作,则要同国际标准、规则、现状接轨。

相较于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对基金会的透明度、合规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按照国际认可的信息披露标准定期公布资金的募集和使用情况，是境外捐赠人一贯的关注点，中国高校基金会对此不容忽视。再比如，步入信息时代，加强数字化建设也是提高基金会公信力的重要途径，社交平台管理、传播渠道延展、项目报告电子化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工作内容，同样影响着外拓的节奏与进程。

这有赖于专业的基金会团队，以及出色的项目管理能力，这是中国高校基金会出海必须要具备的人才基础。做好能力建设，实现专业化发展，不仅是国际化的需求，也是高校基金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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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