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夜行，寻找“看不见的孩子”

不回家的孩子，都去哪了？

去年底的周末晚上，凤凰网公益跟随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社工们，参与了一次“深宵外展”，5个小时走访了五家台球厅和酒吧。

作为最早由香港社工创造的社会工作办法，“深宵外展”主张由社工主动走入孩子们活动的场所，切断他们和不良行为的联系。但无论是通过自身体验，还是从社工组织的观察看，在今天，想要“找到孩子”，越来越难。

“有两三年了，虽然深宵外展服务取得了效果，但对团队自己的期待而言，我们是不满意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下称“超越”）副主任李涵有点无奈。当变迁的大环境催生出的新的未成年人行为方式，社工们仍在通过其他途径尝试“理解孩子”，但是结果都好吗？

图源：电影《怪物》

“深宵外展”是一种社会工作方法，于1979年发轫于中国香港，以边缘青少年为服务对象。基础模式是社工主动走进青少年聚集的场所，结识他们，提供危机辅导与支持，切断他们和不良行为的联系。

如果说传统个案服务是听见涉罪个体的声音，那么，深宵外展就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进入孩子们生活的世界，力争防微杜渐。

近五十年来，在中国香港政府的支持下，“深宵外展”不断迭代，助力香港地区的青少年犯罪人数在十年里降低八成，吸毒人口也从每年近3500人降至500人。这使得中国的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地纷纷开始取经，引入这种服务模式。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下称“超越”），成立于2012年，是北京市成立的首家市级青少年司法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从2016年开始，“超越”的社工们累计走访近百个点位，是北京地区最早开始尝试“深宵外展”的团队之一。

社工走进台球厅

11月底的北京，月光清冷。北京西四环的一个台球厅外，近30米长的廊道上，间隔发射着拱形电光蓝光柱，幽暗、迷幻。“超越”社工吴志娇是个95后，她用手机镜头记录着眼前的环境，口中喃喃：“这种装修还挺容易吸引小孩的。”

新冠疫情放开后，酒吧、网吧、KTV里越来越少能看到未成年人，价格和参与门槛更低的台球厅成为社工们开展深宵外展的新去处。这一次，社工们是接到服务过的孩子的线索，才锁定了这家台球厅。

事前调研时，吴志娇意外发现，这里提供教练“陪打”服务，服务名为“住娇”，团购价格约每小时50元。在各APP的团购详情页里，公示的“教练”照片都是年轻女孩们——清一色“黑长直”美女，有的嘟嘴摆出剪刀手，有的露出一双大长腿。因为浓妆和滤镜，外人很难分辨她们的年龄。社工们凭借掌握的线索，初步判定这里是个潜在的风险点。

周六晚上，几百平的台球厅里，白色的顶灯灯火如昼，照得一颗颗台球彩光闪耀。球杆出击，叫好声不断。有个穿着校服的男孩，正伏在球桌前，眉头紧锁，眼神专注。从击球动作看，他俨然是个老手。桌旁的沙发上，几个中年男人无视禁烟标识，吞云吐雾，谈天侃地。前台旁，坐着几个年轻的女孩，披戴写有“台球陪打”的红色绶带，有的低头抠手机，有的目光飘向工作中的同伴。

吴志娇身着宽大的亮色卫衣，刚走进台球厅，正捡球的年轻球童就起身跑过来招呼，但眼里闪过一丝迟疑，似乎察觉到眼前的人不像是目标顾客。吴志娇没有直接就找“住娇”，她说自己不太会玩，想先试几杆，示意球童帮自己验证团购的体验券。

社工们走访的台球厅内部环境（图源：大众点评）

两个小时里的体验时间里，吴志娇和同伴较量起球技，她俩会在投入时大笑，引得一旁的球童也忍不住追踪二人的战况。玩到酣畅时，吴志娇说想请一位教练指导自己的动作，“给我们找个技术好点儿的”。

很快，球童领来了“住娇”舒舒（化名）——黑色紧身上衣和紧身牛仔裤，勾勒出瘦削的身形和S曲线，盘到脑后的秀发衬出瓜子小脸，还没完全长开的五官上盖着不算薄的彩妆，让人猜不到她几岁。

绿色长美甲没有影响舒舒对球杆的控制。她先把着社工的手，讲解动作要领，随后做出示范，“啪”地完成刁钻角度的进球。吴志娇就此切入，和她聊起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台球、什么契机来到这里工作。

和团购详情页上的描述一致，舒舒说自己打了两年，喜欢这项运动，就当了教练。吴志娇没有接着追问，而是听舒舒介绍斯诺克比赛规则，也跟着舒舒调整自己的挥杆姿势，击球命中率确实肉眼可见地变高了。

“师傅，我们下次带朋友找你玩”，临走时，吴志娇和舒舒告别，但是并没有和她加微信，或是再询问更多的个人信息。

这样的工作节奏正常吗？

“如果贸然打破她的生活逻辑，是不为她（的需求）考虑的表现。”在后来的采访里，吴志娇回应了凤凰网公益的疑问，自己之所以没有快速深入地挖信息，是出于对潜在服务对象的尊重，“因为那会我们不了解全貌，所以得先观察一段时间，拿到更多资料后，后续和服务对象开展工作才能更顺利”。

花两个小时泡在台球厅，并不是外展工作的全部。吴志娇介绍，结合对台球厅内部和周边环境的考察，社工们会填写记录卡，收集以下信息：监控是否完备、是否有视觉死角；场所内人员男女比例和互动行为表现；场所周边交通是否便利，是否有完备的商业配套设施。它们都是衡量场所风险程度的参考，辅助社工们判断用怎样的手段做进一步跟进。同时，这些信息也会被及时提交公安系统报备，引导派出所加强对相关商户的管理。

“只去一次是不足以形成结论的，对于那个台球厅，我们是生脸，所以对方会更警觉，接下来从熟人的角度再了解更多，可能会更好一些。”吴志娇补充。

“成为熟人”是让深宵外展能获得进展的必要条件。在常去的点位，社工们会通过“夜XIAO行动”的旗帜或胸前的荧光贴吸引服务对象，以此告诉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有我们在”。

出发前的外展小组

所以，那些社会场所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是什么？这样的环境如何诱发他们的不良行为？“是人际交往的需求，背后的动机并不复杂。”吴志娇表示，从这些年的经验看，孩子们之所以会聚集到一个地方，常常是因为无法承受家庭、学校的高压环境，想找个地方和朋友待在一起。

“猎奇”和“赚钱”也是孩子们进出各类场所的重要动力。“如果一个孩子能在群体里成为小大哥，他就会体验到个人价值；还有比较常见的是寻求更亲密的人际互动，通过恋爱来证明，‘我是漂亮的’。此外，‘当球童’能让孩子赚钱，养活自己，顺便玩一会儿，还能获得员工便利，这就是一个符合他们需求的选择。”

吴志娇结合自己近十年外展的经验总结：酒会影响人的意识判断，所以酒吧、KTV这类场所更容易引发人际冲突，导致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这类违法行为，而在娱乐竞技性质较强的台球厅、棋牌室，则更容易发生赌博、偷盗这类经济纠纷。但她也强调，不应该对场所和犯罪行为做简单的“连连看”，这会让特定场所污名化。

“无论在哪个场所进行深宵外展，社工工作的核心都不只是看到场所中的风险，而是要理解场所互动中的孩子。”吴志娇分享了一个案例。

女孩星星（化名）曾是“天堂超市”的常客，新冠疫情后，酒吧关停，她就跑去朝阳工体一带，后来那里装修，她又回到海淀的酒吧街。在一次外展中，吴志娇遇到了很久没见的星星，和她聊过才知道到她辗转各地的经历。星星说，自己和家里关系紧张，是瞒着爸爸跑出来的，本想找些喜好类似、聊得来的人，但出来又觉得没什么意思。

吴志娇感慨：“如果只把重点放在‘场所’上，那么即便今天关掉十个有风险的场所，明天也可能在更隐蔽的地方，滋生出一百个新的风险点。”

困难的“狩猎”

作为“超越”的初创成员，李涵是最早一批在北京开展深宵外展的社工，她形容那是一段很愉快的时光。“因为那会孩子们更倾向于模仿成年人，所以在酒吧、KTV、洗浴中心这类成人娱乐场所里，大概率是能找到他们的。”在2020年《一席》的演讲里，李涵就分享过自己在夜店和孩子们“相识”的经历。

“因为夜店查身份证，所以这帮孩子想物色一个成年人带他们进去。很幸运，我被他们挑中了。”后来李涵和孩子们越聊越多，他们说自己是带着‘全村’的希望，众筹来蹦迪，李涵会问他们：除了蹦迪还想做些什么？为什么带着全村的希望来北京？准备什么时候回去？聊了几个小时后，李涵和三个孩子加了微信，告诉他们“超越”有个观护基地可以供他们住宿，如果再来北京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找社工，并确保他们平安地回到了家。

“深宵外展”现场（图源：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那会遇到的大多是‘情感型’的孩子，互相之间还会攀比自己的社工”。李涵形容，“他见到你会很兴奋，想凸显自己的价值感。”这种“在乎”，让社工得以在外展现场化身一条隐形的线——一方面警示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边界，另一方面也帮助完成情感的兜底。李涵提到，未成年特别容易发现那些“七拐八拐”、没有监控的地点，在那里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本来已经剑拔弩张了，但看见社工，就不会再用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了。“很多时候，社工是让孩子们信任的成人，可以听他们吐槽、输出情绪，给他们时间缓冲，等那个劲儿过去了，孩子们自己就会知道该怎么做。”

李涵把深宵外展的过程称为“狩猎”——社工们需要找准“林子”，识别潜在“猎物”，凭借吸引人的“诱饵”，才有机会找到潜在的服务对象。但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孩子们呈现出的特点和背后的需要发生变化，社工的经验也遭受到冲击。

“去年‘超越’共服务一万四千人次，但深宵外展只做了24个点位，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李涵坦言，“超越”内部不满深宵外展的成效，已有两三年时间。在分析原因的时候，几位社工分享了他们对近期服务的孩子们的观察。

在李涵看来，今天，未成年人选择外面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因为那儿多有吸引力，恰恰是因为“无聊”，这体现出他们内在的“无意义感”。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缺乏目标和动机，所以犯罪行为就更呈现出偶然、随机的特点，更加难以把握。

李涵分享，社工们曾在北京郊区做一个群案的家访，发现这群孩子虽然每天待一起，但其实也没话说，“用打火机烧柳絮，都能让他们乐半天”。“这两年我们接触到很多偷鱼、偷瓜的案子，其实就是一群孩子没事干在街上溜达，其中一个说‘天气挺热，我们吃个瓜’吧，旁边的孩子为了争口气就去偷了。”社工王徐晖也介绍，近几年经常有社工接触到在重点名校上学、成绩还挺好的未成年个案，“他们会专挑那种无人值守的便利蜂、盒马盗窃，驱动他们的仅仅是逃单过程的刺激，现实的高压让他们需要找一个渠道释放。”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所长席小华则认为，受到移动互联网和二次元游戏的影响，近年来未成年人的一个特点是缺乏现实感。网络不仅让孩子们的犯罪行为变得更隐蔽而难以监控，也使他们更“宅”更“i”了（i人，网络流行词，指性格比较内敛、内向的人），与他们建立关系也就显得更为困难。

“在游戏里，人们可以轻易杀死一个角色，夺取他的装备。当一个孩子长时间沉浸在这样的行为模式里，他就不会觉得这是错的，这种观念一旦迁移到真实场景，就会出现杀人、抢钱的行为。”席小华说。

这一结论与李涵参与的个案服务相呼应，“当我和这些参与恶性案件的孩子对话，会发现他对现实的感知都是似是而非的。怎么就把人弄死了？他没有什么概念。”李涵同时表示，网络也改变了未成年人交往互动的方式，建立情感和关系的能力更弱了，“好像和人都不是特别亲”，也因为新一代孩子中独自外出探索的变少了，社工想要通过外展拓展进入一个新的未成年社交圈，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作者在“天堂超市”酒吧遇上几位疑似未成年人

此外，几位社工也普遍提到，“经济驱动”成为这一代未成年人犯罪的显著特征，虽然他们已经明显“更有钱了”。

“当成年人是多么疯狂地在搞钱，未成年人就会多么疯狂地模仿。在“超越”服务的个案里，盗窃、诈骗仍然是占比最高的。”社工们介绍，最近他们重点关注的是一群孩子集体“扒车门”的案件，挑头的孩子会在社交账号上晒出战利品，炫耀赃款，制作教程视频，引发圈子里的争相效仿。

关于“孩子们有钱”，李涵分享了她上个月听说的一个极端案例，“有个卖淫的女孩，一个月就挣了十万块。稳固的收益让她拒绝向警察供出自己的上线。”

也因为服务的对象更有钱，普遍工资不高的社工们更为被动，只能倒逼着让自己更有吸引力，但这本身就很有挑战。“现在的孩子玩烧钱的活动，比如Cosplay（角色扮演）、汉服、Switch（游戏机），但我们只能从比较低价的台球厅、手机游戏介入，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去做的就很有限了。”

看见“看不见的孩子”

即便遇到诸多困难，但在“超越”的社工们看来，深宵外展仍是他们在短期内会继续的工作。“因为这是一种自愿发生的服务关系，可以让那些有潜在犯罪风险的孩子进入我们的视野，所以从临界预防的角度看，它是很有意义的。”王徐晖说。

为了更多更好地“看见孩子”，与深宵外展相补充，“超越”也在继续其他的系列尝试。

他们成立了“少年超越吧”，希望打造一个对未成年人有吸引力的场所，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内享受玩的乐趣。社工们定期在这里组织各类活动，有烘焙、桌游、青春期成长营，有健身、赛车、法律等主题线上小组。在那里，即便是有行为越轨倾向的孩子，也可以暂时放下被隔绝和排斥的感受，在和社工和其他孩子的行为交互中，重新体验真实的生活。

社工们带着孩子在“少年超越吧”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图源：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有室内活动，也有室外互动，“城市历奇”是“超越”开发的户外探索项目。它将游戏与CityWalk相融合，每年迭代主题，从捡拾垃圾的环保主题，到给环卫工人送水，让孩子们自己规划路线，完成挑战目标，城市历奇的效果一度十分显著。走进具体的生活和人群里，和陌生人互动，不仅锻炼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能感受到外界不一样的目光，这成为一种疗愈性的情境，增强他们在现实中的成就感。

“超越”社工带着孩子们开展城市历奇（图源：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家庭和学校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必要环境。“超越”以家庭为单位，开展了一项名为“爱不怀疑”的活动。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为了让家长们回到初为人父母的场景，重新体会那种无条件、不带评判的爱与付出，帮助他们看见孩子被忽视的需求。

王徐晖分享了他服务过的个案：一个孩子偷同学手机玩游戏被训诫，社工沟通后发现，他这么做是因为进入高中后，对环境适应困难。妈妈没有第一时间觉察到他的困境，还不断地评判他，母子间的隔阂和冲突愈演愈烈，这从某种程度上诱发了孩子的不良行为。但通过社工的服务，母子俩重新看见自己的焦虑和彼此的需求，为重建关系打下了基础。

在普校开展的“情绪和解压”主题课程，是“超越”为犯罪临界预防开展的另一项工作。在自我介绍环节，社工会要求孩子们大声说出自己的昵称，做一个符合自己特点的动作，并让其他同学模仿。通过角色扮演，孩子们会创造一个情境，表演身边的人。

“之前有一次我们做家庭关系的主题，就有孩子演父母在家里发生分歧的场景，能明显听出来孩子们说的就是父母在家会说的话”，王徐晖介绍，在演绎的过程中，那些生活中未能演说的情绪，就得到了释放。学校看到课程的效果，也让社工对老师们提供支持，增强他们自我关怀的能力，也带来理解孩子的新视角。

然而，几位社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随着大环境和孩子们不断地变化，前述的几种社会工作模式也亟求新突破。

“少年超越吧”成立八周年，核心活动区域的中间摆放着几张办公桌，墙面上残留着过去的活动痕迹，年代感扑面而来。社工们自嘲，“地方太有限了。别说孩子们，我们自己都觉得差点意思，连玩一局狼人杀的可能性都很小。”

提起与“少年超越吧”对标的产品“蒲吧”（香港协新社为涉罪未成年人打造），社工们满是羡慕，“他们有一整栋楼，攀岩馆、电竞室、桌游厅、架子鼓，孩子们能在里面撒开了玩。”

莆吧，又称香港协青社24小時青少年偶到中心（图源：协青社）

招牌项目“城市历奇”也同样在经受新一代孩子的“用脚投票”——曾经每周都会外出，如今好几个月摇不到人，“孩子们都不愿意出来了”。社工们提到，当“风险”越来越成为家长关心的首要议题，如何平衡安全和刺激，是社工们苦恼的新问题，“我们想过组织孩子露营、爬山，也找过在经济上可以支持我们的机构，但面对‘出事怎么办’的拷问，最后还是放弃了。”李涵说。

至于“爱不怀疑”和“情绪和解压”主题课程，即便家长和学校对社工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但在社工们眼里，通往理想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王徐晖感慨，“面对家长比面对孩子难多了。虽然现在有《家庭教育促进法》，但家长们往往难遵守，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未成年的问题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家庭、社会的问题，法制的‘鞭子’也应该抽到家长或者更广的社会群体身上。但是现在对我们的工作而言，因为缺乏上下之间系统的设计，需要被改变的链路还是太长了。”

（“此报道由2024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儿童保护专题支持”）

作者：李迅琦

编辑：佘韵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