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视角｜她们的战争：巴勒斯坦妇女与儿童数据画像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宣布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截至2024年11月27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4424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04746人受伤。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统计，约70%的死者为妇女和儿童。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指出，妇女和儿童在战争中日益成为攻击目标，保护她们的权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然而，以军在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显然背离了第1325号决议所倡导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

一、妇女儿童受害严重：占死亡人口70%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月，加沙地带已有超过24,62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其中70%为妇女和儿童。超过190万人（占加沙总人口的85%）流离失所，其中约100万为妇女和女童。冲突的惨烈程度令人震惊，每小时就有2名母亲在战火中丧生，至少3,000名女性可能成为新的寡妇或家庭的主要负责人。此外，至少有1万名儿童可能失去了父亲。早在2023年1月，已有估计显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约有210万人需要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中49.2%为女性。

从2008年至2023年10月7日，敌对行动共造成6,542名巴勒斯坦人和308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妇女和女孩的比例不到14%。然而，自2023年10月7日至2024年1月，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已达到过去15年总和的三倍，且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今在加沙丧生的巴勒斯坦人中，70%是妇女和儿童。

伤亡几乎均匀分布在北加沙的13%到中加沙的28%之间，进一步凸显了加沙地带没有任何区域是安全的。战争带来的流血与创伤，无处不在，无人幸免。

二、战争的危机：身体、心理和教育

01身体危机：疾病高发与资源短缺

截至2024年9月，联合国妇女署估计177,000名巴勒斯坦妇女面临生命威胁，主要来自非传染性疾病、饥饿和怀孕期间的营养不良。其中，超过162,000名妇女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30,841名有糖尿病风险，107,443名有高血压风险，5,201名有癌症风险。超过5,000名女性癌症患者急需治疗，基本护理中断可能导致并发症甚至死亡。

战争期间，癌症患者的痛苦成倍增加，因为加沙唯一的癌症治疗设施已停止运作，患者面临放疗和全身治疗的条件严重短缺，以及营养不足的问题。在2024年3月至4月期间，联合国妇女署采访的7名女性癌症患者中，没有一人能获得挽救生命的治疗和药物。

生育也加重了女性的健康风险。2023年10月，约50,000名孕妇中，平均每天有183人分娩，其中130名早产儿需要依赖电力保育箱维持生命。2024年2月，助产士在极端条件下每天接生70余婴儿，部分新生儿因无法接受产后护理而死亡。约155,000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面临产前后护理严重障碍，69%经历尿路感染、贫血、早产等并发症。女性急诊情况报告比例高于男性（42% 对 39%），但她们更难负担医疗费用。

此外，自2024年1月以来，儿童急性营养不良率翻倍，约三分之一的2岁以下儿童患有营养不良。到2024年4月1日，加沙北部医院报告已有28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脱水，90%以上的5岁以下儿童感染过至少一种传染病。

由于避难所过度拥挤和水卫生设施短缺，数十万例急性呼吸道感染、黄疸、腹泻和皮疹病例激增。妇女和女童在照顾病人过程中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皮肤感染病例中女性比例是男性的两倍，胃肠道疾病和甲型肝炎病例中女性占三分之二。此外，残疾女性约占加沙残疾人总数的45%。然而，大多数避难所以及水、卫生和卫生设施并不适合残疾人使用。避难所通常缺乏适当的床垫和床铺，这可能导致在未消毒的环境中无法治疗并发症。

与此同时，加沙的医疗设施遭受重创，导致妇女和儿童无法得到及时救治。2023年10月，64%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卫生部初级卫生保健诊所停运，34%的医院无法正常运作。7家主要医院超负荷运作，病床占用率达到112%，其中Shifa医院达147%。此外，55%的卫生集群合作伙伴因安全问题和基础设施破坏停止或限制运营。到2024年4月30日，32家医院中仅12家部分运作，医院床位减少80%。在加沙北部的卡马尔·阿德万医院，每天有15名婴儿因急性营养不良和脱水住院治疗。

由于被迫流离失所，许多家庭破裂，资源匮乏的情况愈加严重，迫使妇女和女孩为生存向其他家庭寻求庇护，通常使她们在获取食物和其他资源时排在最后。按年龄划分，大多数报告的案例发生在18至59岁的妇女中，其次是12至17岁的女孩。

02心理危机：75%的女性感到抑郁

联合国妇女署调查了加沙地区600名受访者，这些家庭共有1520个孩子，平均每个家庭有2至3个孩子，其中近40%的儿童年龄在5岁以下。77%的母亲负责孩子的喂养、清洁和照料，57%的母亲负责孩子的教育。受访者表示，她们在保护孩子的身心健康方面面临巨大压力，而自己却常常得不到安全、保障和基本需求。约75%的女性表示她们经常感到抑郁，62%的人常常失眠，65%的人感到紧张并做噩梦。

此外，妇女和女童约占加沙地区残疾人群体的45%。她们通常是残疾家庭成员的主要照顾者，这一角色增加了她们的压力、焦虑和内疚感，尤其是在战争造成的残疾或伤害面前。当妇女和女孩自身也有需求时，她们在照顾他人时的能力受到限制，因而对社会心理支持的需求更加迫切。

03教育危机：95%以上的学校被摧毁

不仅如此，加沙地区还面临严重的教育危机。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21日，加沙地区共有205个教育设施受到影响，其中包括至少29所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而到2024年4月23日，已有412所学校和大学遭到摧毁或部分损坏，此外，民政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破坏，包括加沙的中央档案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1月8日表示，10月份在加沙地带发生了至少64起针对学校的袭击，大约平均每天发生2次。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95%以上的学校已经被以色列军队部分或完全摧毁

三、国际援助够了吗？妇女儿童需求亟待关注

根据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标准，每人每日最低用水量应为15升，但截至2023年12月中旬，加沙的日均用水量已降至1.5升，仅为最低标准的十分之一。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需求更高，每天需7.5升水以保持健康，是现有水量的五倍。脱水不仅影响母乳供应，还加剧母亲的疲劳和精力不足。

联合国人口基金报告显示，加沙大约有540,000名育龄妇女，战争爆发后的47天内，已有7,000多名妇女分娩，预计2024年3月将达5,500人。在175名有哺乳期母亲的受访家庭中，55%的人表示无法纯母乳喂养或需要配方奶粉辅助喂养。此外，加沙有337,057名5岁以下儿童易感染水传播疾病，因此约110万妇女和女童亟需充足的安全水源。

此外，690,000多名妇女和女孩在月经卫生管理方面面临隐私不足的困境。每月需要1000万个一次性月经垫或400万个可重复使用卫生巾，而援助分发仍未能满足需求。过度拥挤的庇护所缺乏基本卫生设施，使妇女面临更高的生殖和尿路感染风险。此外，女性在寻找厕所和浴室时面临安全风险，尤其在争取水源、隐私和尊严时，保护威胁加剧。

缺乏庇护、水和基本物资使54万名生育年龄妇女和女孩面临严峻挑战。在紧张局势升级之前，加沙已有48%的基本医疗用品短缺，包括20项对产科和儿科服务至关重要的物品。尽管一些援助组织已设立营地并进口资源，但资金短缺、官僚障碍及以色列对庇护物资的拒绝，导致资源依然匮乏。联合国妇女署分析显示，2023年闪电行动计划的资金中，仅0.09%流向地方妇女组织，许多组织因资金不足而停运。受访组织表示，急需更多资金、合作伙伴支持以及安全投资。

四、媒体报道的困境：报道偏向与归因回避

Kareem发现《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存在偏向，这些媒体将以色列对巴基斯坦的“持续的轰炸”报道为“冲突”，将以色列人描述为“被杀”，而巴勒斯坦人则描述为“垂死”。此外，这些媒体还经常明示或暗示地将巴勒斯坦人描绘成战斗人员、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者和恐怖分子，这与对以色列人的报道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一项对德国阅读量最大的网站Bild.de关于巴以冲突报道的研究表明，在报道加沙地带儿童的困境时，经常采用“善良”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巴勒斯坦地区的儿童，却没有遇到任何指示性的情绪词汇，如“疼痛”、“饥饿”、“痛苦”等用于揭露儿童本身对苦难的感受。此外，网站中还缺乏关于以军杀害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包括数千名儿童）的充分报道。

FAILLA分析了《卫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半岛电视台2023-2024年关于巴以冲突的报道。从报道数量来看，五家媒体关于巴以冲突的报道呈下降趋势。从报道倾向来看，《华尔街日报》和《泰晤士报》传统的西方报纸倾向于使用“占领”、“占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半岛电视台则倾向于使用“屠杀”和“攻击”。在3月1日的大屠杀中，《泰晤士报》写道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死于踩踏事件，从而规避掉了造成死亡的真正的始作俑者。此外，西方媒体虽然报道了加沙地区陷入饥荒、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设备的现状，但是对于资源短缺的原因则只字不提，从而减轻了以色列的责任。

Béchara从因果推断对角度对比了2023年10月7日以来BBC和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关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报道，发现在BBC 784个关于俄乌冲突的头条新闻中，约有236个（30%）包含因果关系，而巴以冲突的头条新闻只有225个（28%）。不愿意在头条新闻中说出肇事者的名字是BBC所独有的，例如，“据报在最近的袭击中被打死”或“在难民营中有数十人被打死”等短语没有明确指出以色列是原因，只有1%的描述死亡和破坏的因果句子将原因直接归因于以色列，这种倾向反映了通过不作为而产生的隐含偏见，从而免除了一方的直接责任。

相比之下，半岛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在归因因果关系方面更加直截了当，诸如“以色列坦克在拉法市，作为新的致命打击目标是加沙平民”和“以色列自周日以来发动了两次袭击，在可怕的情况下杀害了数十人”等声明明确指出以色列是行动的代理人，有57%包括死亡和破坏的标题中有直接提到以色列是原因。这种直接的责任归属与半岛电视台的编辑立场一致，后者往往被认为更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观点。

而媒体报道的偏颇和归因回避直接影响了世界民众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态度。El-Ghawi分析了Facebook与巴以冲突有关的13,500个帖子的文本内容，发现大多数词汇搭配都带有情感色彩，这会塑造读者对某些实体的看法，例如使用“恐怖分子”来指代巴勒斯坦人，或使用“占领”来指代以色列人。通过对帖子的情感色彩进行标注，研究发现记录最高的标签是 “对巴勒斯坦有偏见”，在总共 1800 个注释中占 34%，其次是“公正”（27%）、“对以色列有偏见”（16%）、“不清楚”（8%）、“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有偏见”（6%）、“对他人有偏见”（6%）和“不适用”（3%）。

在这场无休止的冲突中，巴勒斯坦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却成为了最脆弱的牺牲品。国际人道法明确规定，“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战争各方必须尊重平民的尊严与生命”（《日内瓦公约》）。然而，这一目标在加沙地区却远未实现。妇女和儿童不仅在身体上遭受致命暴力，还在心理上背负着难以愈合的创伤，他们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被彻底摧毁，未来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尽管国际救援力量努力提供援助，但因资源不足和援助通道受限，这些生命的拯救始终无法及时到达。更令人痛心的是，西方媒体对冲突的报道缺乏公正，忽视了巴勒斯坦民众的深重苦难，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受害者，而非加剧暴力和冲突的侵略者。

如同《普遍人权宣言》所言：“所有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个人安全的权利。”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基本权利——生命权、健康权、教育权——在这场战争中被严重践踏！战争的悲剧应归咎于那些选择冲突而非对话、选择暴力而非和平的人，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的困境正是对全球社会失职的沉痛呼声。在这个充满暴力与冲突的世界里，国际社会有责任肩负起保护平民、推动和平的使命，而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是对无辜生命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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