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未成年犯做心理咨询，看见冰山下的伤痛和渴望

3月10日，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将同学杀害，把尸体藏进废弃的蔬菜大棚，手段之残忍，引发众怒。面对无从理解的恶意，一时间，无论是在司法领域，还是在社交媒体上，“12岁以上可追诉刑责”“严惩恶童”都成为压倒性的声音。

随之而来的，有关校园欺凌、青少年犯罪的新闻频繁进入公众视野：3月19日，湖南邵阳绥宁县一名初二学生带头扒光隔壁寝室女孩的衣服；3月21日，陕西神木市8名未成年人在母婴室殴打2名未成年人……

然而，在给这些孩子贴上标签、送进监狱后，仍有问题亟待被解答：这些孩子之后的路怎么走？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网络、政府，未成年人的六大保护因子如何协同？

2018年，在公检法的委托下，心理咨询师孙慧和她所在的西宁心理健康研究会走进青海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对未成年犯进行再犯风险评估及帮教跟踪回访。截至目前，他们累计服务了超过520人次。

“过去，面对这些涉罪未成年人，大家更多看到‘冰山上’的问题，但咨询强调走到冰山下，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她拿孩子撒谎打比方，以往我们更多地会说‘你怎么会撒谎’，咨询则是问‘你为什么会撒谎’。”

孙慧说，深入“问题孩子”的内心世界，她感受到的更多是善。“我们看到恶，常常是因为没有提早对他们进行合适的干预，导致那些内心的伤痛只能通过行为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

图源：电影《少年的你》

下文由凤凰网公益《行动者》根据孙慧的讲述整理。

当心理咨询遇见少年犯：从沉默到信任

我服务的第一个对象是个被害人。在检察院的心理疏导室，检察官对当事人说，“有什么心结就和老师聊聊”。那孩子也不清楚咨询师具体是做什么的，看起来就像一只陷入黑暗的风筝，等我把他一点点拽出来。

2018年，最高检与共青团中央共同签署了关于构建未成年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在这一背景下，西宁检察院找到了我们。

那会大家都在探路。起初我们做的是心理讲座，听到孩子们的反馈和感悟，未管所的吴所长认识到了心理干预的价值，就邀请我们开展了两到三次焦点小组的服务，主题包括减压、创伤疗愈。

机缘巧合，我在那里见到了曾经在检察院做社会调查时服务的个案。他叫小明（化名），当时14岁，因为抢劫案件，被判处一年零八个月。

小明瘦瘦高高的，性格很内向。因为之前的社会调查，我了解到他的过去——从小被妈妈抛弃、爸爸又曾因纵火入狱、上学时遭遇过校园霸凌。是奶奶和他相依为命，抚养他长大。

在未管所第一次见到小明的时候，他一直闷着头抠手，我问他问题，也不吭声。因为我之前见过他奶奶，知道那是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就和他分享我们碰面时的情况，告诉他，“奶奶还在家等你哦”。慢慢地，随着咨询的推进，到第二次第三次，小明开始和我讲他的故事。他抬起头，我在那双大眼睛里看见了光。

与此同时，小明在未管所里的状态也明显有了好转——从独来独往到帮助伙伴，从对集体活动不参与不主动，到主动在课堂上起舞。未管所的狱警和主任看在眼里，就来问我，能不能引进你们帮助这些未成年犯？

图源：西宁心理健康研究会

从2014年初到现在，我们也逐步搭建了“接案-入监评估-再社会化帮教-出监评估-追踪回访-结案”的帮教模式。

首先，建立动态的“一案一档案”。基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和个体心理测评表格，从家庭困境和个人困境的角度，对其展开风险评估。

接着，制定个性化干预策略，展开一对一心理咨询、帮教，帮孩子澄清内在人格动力、逐步建立完善的人格。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会引入焦点解决小组、支持性辅导团体等形式，让他们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接纳自我。

最后，在他们出监之后，我们也会做一个评估，同时进行追踪回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通常会秉持“见到人、谈上话、交上心”的工作原则，从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多方面，把握他们的情况和动向，帮助他们和过去的触法行为做告别。

此外，因为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普遍存在“父母养而不教、隔代抚养、代养代教”的情况，我们会以子女教育和家庭关系为主题，辅导、培训未成年犯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对未成年犯的心理干预策略（图源：西宁心理健康研究会）

在少年司法体系里，如果犯罪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很多时候就不能按照刑法做处罚，只能一放了之。虽然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罪错自愈”的信任，但也容易导致他们“一犯再犯”。这被称为“养猪困局”，指的就是司法体系对这些涉罪未成年人只能选择“养大了再打，养肥了再杀”。

但结合我们的工作经验就会发现，“养猪困局”并不是无解的。经过“临界预防”干预的未成年人，犯罪率会显著降低——这就要求我们要协力学校、司法部门、社区、群团组织形成更完善的帮教网络：一方面，积极开展法治、道德、心理等科普教育；另一方面，基于宽容不纵容的原则，以更具个性化的帮教策略、更长线地向未成年行为人展开风险测评和社会危险性评估。

未成年犯的基本特点（图源：西宁心理健康研究会）

经手这么多个案，我们得到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孩子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完善，关系建立通常会容易，行为恢复和个人成长的速度也更快。回应到今年的某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好多人说，这些孩子身上存在绝对的恶。但我却想说，我看到的更多是人性本善。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到恶，是因为没有成功的干预，不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如果没能积累成功的案例和经验，长此以往，大众看到的只能是“冰山”一角，好像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

“我是不是无药可救了”：标签背后的她和他

从2018年到现在，我经手的个案至少有200个了，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很多。

第一次见到晓华（化名）是在检察院的心理疏导室，当时她只有15岁，个子很高、很漂亮，被指控过失致人死亡——死去的是她尚在襁褓的孩子。

上职校期间，晓华在短视频软件里遇见了当时21岁的“男朋友”，发生关系后怀孕。她赌气在学校卫生间用手掐断脐带，把孩子生下来。15岁突然成为母亲，她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压力非常大。

怀孕期间，晓华在学校宿舍整宿整宿睡不着，孩子出生后，不断的哭声让她害怕。她抱着孩子去姥姥家，孩子还是哭。怎么办？精神错乱间，她不小心把被子盖得高了一些，遮住了孩子的嘴。

孩子就这样死了，因为窒息。对于一个妈妈来说，这种痛是一辈子的，但晓华才15岁，她还有接下来的人生。

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晓华的身体和声音不停颤抖。

图源：电影《韩公主》

我们机构一直秉承的理念是，先把未成年犯看成一个人，再去看到他背后的“问题”。当我们可以尊重到他的时候，他就能放松下来，关系也就可以开始建立。

我没有让晓华先和我讲述犯罪经过，而是问她：“上学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你很骄傲吗？”她愣住了，在思考回答的过程中，她的身体慢慢不抖了。

我跟晓华一起工作了三年。随着交流深入，我们之间产生了信任。我发现她很能干，烧得一手好菜，尤其会做大盘鸡，喜欢画画。她说梦想成为医生，但受困于薄弱的知识体系。她还有一个弟弟，从小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新冠疫情期间，晓华和我说想做点事。我就推荐她去做公益，那个暑假里，她服务了八次。这个过程被检察机关看在眼里，他们帮晓华换了一个学校，她可以继续学医了。在新学校，她当上了班长，得了很多奖项。在晓华身上，我看到了希望，这让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更多热爱。

图源：视觉中国

和晓华一样，见到小光（化名）之前，派出所的同志对我说，“你大概做一下就行了！”好像潜台词是，这孩子已经无药可救了。我一看案件，确实吓了一跳，偷窃三百多次，可以说得上是“贼王”了，这得是什么样的孩子啊？

但我见到小光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气质和我想得完全不一样，穿着一件运动服，看起来就是特别普通的孩子。

聊的过程中，他幼稚的一面会冒出来。他会和我炫耀：“老师，我抽的可是400元一条的烟”！但深入下去，我就发现，小光的父母早早离婚，又各自再婚，在某种意义上，他被家庭抛弃了。

在小光的描述里，他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没有地方去的时候，就一个人待在山上，听一下午歌；两三天只吃一顿，肚子饿得睡不着了，就一个人出门狂走十公里。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找爸爸，从铁门缝里看到他们一家人在吃饭，他使劲敲门，可过了很久也没人开门。

这个孩子受过的伤，可能大多数人体会不到，甚至我都没法讲。有次我和他提起我的事，我说“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结果他告诉我，“苍蝇有什么，我都吃过好几次了”。

我也是母亲，我的孩子和他同龄，都是14岁，那一刻，我真的很心疼。

图源：视觉中国

对于惯犯，包括偏恶性案件的当事人，我们作为咨询师有时会因为担心风险或是有个人议题想要转介。面对小光的情况，我也被认打过预防针，让我有的时候不要太轻信他的话。

但目前为止，在我和小光接触的四个多月里，他都没有去偷。我们聊到“再犯”，他甚至说，老师，你别相信我，盗窃的人是还会再偷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无药可救。我看到了他对我的坦诚。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些孩子要再犯呢？

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大部分孩子通常在行政处罚训诫后，会增加偷的行为。一方面他们已经知道哪里好偷，哪里不好偷。另一方面，这些孩子大部分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前额叶还在发育阶段，会有易冲动暴躁的生理特点，不能深入认识自身行为会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更顾忌同辈内部的关系和看法。像小光在他们这个群体内部收到的评价就很高，大家说他“很仗义、有领导力、技术好”，这会刺激他延续过往的犯罪行为。

“我现在可能偷的比例40%、打人60%。”小光告诉我，他其实不想偷了，但是会受到群体内部的影响，眼下最让他困扰的是同伴之间的倾轧、欺骗和背叛。

图源：视觉中国

对这样的情况，我也会曾会感到无力，但在督导的帮助下，我现在更多地会带着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个孩子。我想告诉他们：你们是有尊严的人，有人关心你。只要你有技能，就会看到生活中的光。

我和小光打了一个赌，我说，如果你下定决心不再去偷，我们团队就协同司法部门、群团组织帮你找学校，学你想学的技术，用劳动挣一份报酬。

“出去了，然后呢”：为什么需要司法社工

真正能给未成年犯带来改变的，在于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有可以求助的外在资源。

有时候，即便一个孩子在未管所里做了很多服务工作，出去还是有很高的再犯率。为什么？

你想，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父母抚养，爷爷奶奶又去世了，他每天饿肚子还被人欺负，这时候，有人能给他口饭吃、能帮他打一架，他会不会很感谢那些人？如果那些人又给他施加“带引号”的能量呢？

为什么我们要做少年司法一体化？因为保护未成年人，从来不仅是某一个组织、某一个个体的课题，它需要构建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不仅要看到案件本身，更要看到未成年人背后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这其中涉及很多观念性的问题。

为什么以往公安同志会觉得有些孩子总在撒谎？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很多孩子特别紧张，不敢说真话，就会选择用撒谎的方式自我保护。而传统的训诫和很多家长的行为机制很像，它强调的是，“你怎么会撒谎？！”但不看行为背后的原因。如果打个比方去说训诫和心理咨询的区别，其实就是，前者是在冰山上，后者是在冰山下。

图源：视觉中国

走进冰山下，我们会看到，未成年犯的伤痛越多，展现出来的行为往往会更过激，因为这个伤痛需要被表达出来。而我们面对犯罪的行为，也需要看到其中难以化解的矛盾，安抚他们的情绪，这得下很多工夫，不仅需要一份真诚，更需要一点技术。

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支专业的司法社工队伍。我们机构目前全职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七个人，督导老师都是兼职，平时在高校上课，每周抽时间出来做指导，针对比较困难的案例，一开会就是三小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概五十位左右的兼职志愿者，机构会根据他们的学历、经验进行分级评估——不是谁都可以一上来就进入未管所接个案，他必须跟着督导老师记录、学习至少两年时间，个人积累至少上百的心理咨询小时数。

图源：西宁心理健康研究会

成为司法社工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但对于年轻的大学生志愿者而言，因为他们也需要生存，再加上有些时候价值观相左，所以到一定时候，就会有人员流失。但在推进少年司法一体化的过程中，无论是侦察还是辅助侦察阶段，无论是法院还是未管所，都需要更专业的帮教人员。以团队目前的体量而言，我们能提供的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所幸，我们积累了一些优势。一方面是我们在业内的口碑挺好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来自政府领导和妇联部门的认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源。

像我们今年就在创新地用戏剧治疗的方式对未管犯进行干预。起源是去年暑假我们带着机构自己创编的防性侵绘本剧，走访了15个偏远乡村。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是，当我去问小学六年级、初一的女孩知不知道什么是猥亵或性侵的时候，她们要不说不知道，要不就很害羞，觉得这很恶心，不敢说。于是我们就通过绘本剧把预防、保护、维权的情境演了出来，让她们知道，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是我的错，同时我是可以保护自己的。

在未管所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戏剧做一些事。

图源：视觉中国

正好之前我因为绘本剧的年会听过上戏周笑莉老师的课，和他们联系上之后，周老师也觉得可以助力我，就带着他的研究生团队开始了我们心理戏剧的合作。周老师团队为我们在戏剧方面做督导，大家一起合作剧本的写作和排演。每进一次未管所，我们就会组织一次线上会议，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有了我们现在在排的本子，名字叫《寻找齐天大圣》。这部剧时长大约一小时，内容围绕的是发生在未管所里的故事，题材就包含像盗窃和性侵，还有一些被整合过的真实事件。

而针对这个剧本，我们做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排练，而是磨合。分配角色也有讲究，一般受害者由机构老师扮演，因为心理学背景，他可以更好地转化情绪。狱警一般就由狱警扮演。戏里的犯罪嫌疑人则由现实生活中特定的未成年犯扮演，也就是“自己演自己”。在情境扮演的过程中，一旦他被某个点触动，就可以通过反刍性的思考，重新理解自己的伤痛，在这个过程里，一些缺陷和认知偏差就有机会得到矫正。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对外演出，但让我很高兴的是，这种方式确实给参与者带来了影响。有一个孩子之前因为性侵被判入狱，之前在未管所里是被狱警点名“不说话不配合”的，但是那天他们告诉我，最近他像变了一个人、再差一次表扬就可以减刑了。

图源：电影《过春天》

虽然有了这些可喜的变化，但我们也知道，一切都才刚开始。从未成年人端来说，以我所在的西宁市为例，受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影响，教育资源匮乏、代际贫困的问题其实是无法彻底解决的。这潜在地导致未成年人会产生缺乏自我认识、价值感低、创造力不足、家庭监护缺失等心理困境。而在司法这一端，由于司法干警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也较为薄弱，所以在系统内开展教育的工作同样任重道远。

眼下，对于机构而言，推进少年司法一体化，除了资金这个最大的困难外，我们需要的是：让政府、企业、基金会看到，未成年犯是一个需要更多人关注的群体、需要整合更多资源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更重要的是，引导公众不给未成年犯贴标签，不给犯罪行为贴标签，真正看到行为背后发生了什么，把法的意识和未成年人保护相结合，塑造一个对儿童和青少年友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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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迅琦

采访/李迅琦、周梦鸽

编辑/佘韵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