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公益第一人王行娟：谁说女性一定为母则刚？|凤凰网《她势界》

今年一月，王行娟在老家佛山度过了自己95岁的生日。返乡28天，她一边重温故乡田园风光，一边笔耕不辍，一本《返乡记》，记录下她融入俗常烟火的点点滴滴。

从中国第一个妇女公益民间组织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到红枫妇女热线（下文简称红枫）、方舟家庭中心、半边天家园……过去36年，她与中国女性公益一同浮沉。

凤凰网公益见到王行娟的那个上午，她身穿蓝色毛衣开衫，配一条错落有致的乳白珍珠长链，坐在自家沙发上侃侃而谈。蓝色沉静，白珍珠典雅。这是她最喜欢的配色，也是她对自己的评价。

如今，她独居在北京二环的一栋三居室内，除去一日三餐，读书与写作几乎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两套玻璃书橱占满了客厅和书房的整面墙壁，里面的内容大多与妇女发展、心理学相关。此外，是随处可见的“红枫元素”。

岭南温软含蓄，北京朗阔大气。她的身上有着封建社会印刻在女性身上的独特疤痕，也有着新中国浸润下女性走向独立自由的鲜明标志。

逃离后和解，反抗并觉醒。时代加在这位耄耋老人身上的课题漫长深刻，但她已用行动证明，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任务，“虽然我在妇女运动中只是一个小水滴，甚至无法溅起涟漪，但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的人生没有遗憾。”

王行娟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创始人、名誉理事长

弱者的救赎

王行娟有两个母亲。在她的形容中，父亲善良忠厚，可依然摆脱不了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嫡庶等级观念分明。每年春节，她的母亲只能跪在地上，给大母亲叩头奉茶，坐椅子也只敢坐半边。

“我们叫母亲不能叫母亲，要叫姐，细姐。”在广东话中，细等于小。王家一共有9个孩子，王行娟排行第四。小时候，她常被妈妈派到大母亲屋里住着，帮大母亲沏茶倒水倒痰盂。母亲受到压迫无处排解，也只能靠打骂她来发泄心中苦闷，“从小我就觉得不平等。为什么都是姐妹，我却要受气？”

反抗的种子从小种下，在不受尊重的环境中长大，王行娟的童年并不快乐，甚至几次想过自杀，直到有一本书救了她。高中那年，她读到《简爱》，书中的简·爱过着被歧视、欺凌的生活，但依然自尊独立。这种形象深深打动了王行娟，她也想活得有尊严，也想成为简·爱。

1948年，王行娟跟随着家中大姐的脚步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她也逐渐明白，身体与精神上的压迫并不来自于个人家庭的爱恨情仇，而是封建父权制与嫡庶尊卑观让女性成为受害者，她看见了母亲的伤痛，当母亲第一次在她的面前展现自己的脆弱，母女二人抱头痛哭，多年嫌隙就此解开。

王行娟生活照

因为童年时候缺乏爱，所以知道爱的重要。因为目睹过女性的不幸，所以想为她们争取平等。王行娟之于红枫，是弱者看见弱者，是发自内心的同感，让她把推动男女的性别平等，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王行娟家中藏书

用生命影响生命

1992年，王行娟62岁，国内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几近空白，如何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接近她们的生活？倾听她们内心真实的声音？王行娟想办一条热线，直接和妇女对话。于是，中国第一条妇女咨询热线“红枫妇女热线”应运而生，主要通过心理援助，为妇女解答生理健康、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各方面困惑。

1992年9月妇女热线开通的时刻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北京召开（下文简称：95世妇会）。时至今日，这仍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国际会议。为了参加此次会议，65岁的王行娟开始“玩儿命”地学习英文。

参加论坛的有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3.1万名参会者，其中境外与会者2.6万人，日本女性学先驱上野千鹤子也是其中一员。回想起当时的盛况，王行娟的言语中难掩激动之情，这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步入新的阶段。也是这次论坛，让一些“草根”组织走到了前台，红枫就是其中之一。

95世妇会NGO论坛

王行娟参与95世妇会NGO论坛合影

“一个人困难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一双手，给她送上一些温暖，那会改变她的人生。”秉持着这样的初衷，红枫成立至今就把唤起妇女主体意识觉醒，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推进性别平等作为服务中心。

然而，红枫中心的实体并不起眼，它隐匿在西城南二环的一幢居民楼里，若不多加留心，很可能会忽视门口用于指引的方形铜制挂牌。一进门，“开通反家暴热线 为受暴妇女服务”的红色横幅撞入眼中。屋内布置简洁干净，除了会议客厅与咨询室，一间不到20平米的接线室容纳了20余万来话者的苦痛与隐秘心事。同时，这里也培养了25期共1000多名心理服务志愿者。

红枫志愿者合影

红枫第11期志愿者培训班

在红枫，王行娟是志愿者心目中“精神领袖”般的存在，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向你谈起对这位长辈的敬佩。多年来，红枫依然保留着由王行娟为每期志愿者上第一课的惯例。“她往那一站，散发出来的光芒，对我来说就是深深的震撼”，红枫第7期志愿者柯本忠这样形容王行娟。

人们笑称红枫是培养心理咨询师的“黄埔军校”，但红枫之于志愿者更多的是家的归属与能量的来源。“当我精力不够的时候，我一定马上到红枫来。”志愿者史荷丽告诉我们，他们能看到彼此身上的闪光点，同样也能看见来话者身上的闪光点。

王行娟与志愿者合影

凤凰网公益到访的前两天，志愿者高桂琴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绳子已经在脖子上了，对面的声音特别虚弱”。她轻声描述，眼底却是担忧的神色。“我反复跟她说，你不是孤单的，你真的是一个好人”。顷刻间，电话那头情绪溃堤，高桂琴也在另一边陪着她默默流泪。来话者的情绪渐渐稳定，高桂琴又通过一些家常话题让她放下戒备心，重新燃起对生命的渴望。

不断成长，终身学习，爱人、爱生命、爱社会，这是红枫联合主任孙一江对王行娟的评价，一代代的传承，让这些特质成为“红枫精神”，他们能够看到每个人身上对爱的执着，对生命的珍爱，最后真正践行“用生命影响生命”。

红枫中心的主旨与口号：用生命影响生命

这些年，红枫见证了太多人的悲欢，很多来话者也把红枫当作“娘家人”，不时打来电话反馈自己的近况。曾有位受家暴的女性，在高桂琴的开导下毅然决然地与前夫离婚。如今这位女性已经组建新的家庭，并与丈夫共同迎来了新的生命。

今年3月，高桂琴又接到了她的来电，“她说老师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能不能跟我一起过生日”，电话两边，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伴着《生日快乐歌》共同拍手庆祝。

在红枫，人们可以忘记自己的年龄，时间在某种维度上也被延长。就像孙一江所说，是红枫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即使中心把每次来电的时间通常限制在30-40分钟内，但志愿者与来话者间的互相陪伴却可以维持很久很久。

30多年过去，女性的处境改变了吗？

王行娟曾做过一个研究，妇女热线开通前20年，来话者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婚姻问题，其次是妇幼健康问题，性问题。尤其是热线开通的第一年，打来电话的人都是“怨妇”，倾诉命运的不公，深深地被宿命论捆绑。她知道，女性的集体潜意识中还没有走出女人是弱者的心理状态。

“女性之所以觉得自己是弱者，是社会为他们灌输了第二性的思想”。在她看来，女人本来就和男人一样，并没有强弱之分，即使体力上有差异，但精神上应该是平等的。所谓的“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是因为女性没有看到自身潜能，想要改变现状，只有自己挺起腰杆。

到了2013年，红枫收到的有关心理问题的来电高达28.9%，占到全年来话总数的第一位，是1992年的7倍，其次才是婚姻问题与性问题，妇幼健康问题几乎消失。孙一江告诉凤凰网公益，过去一二十年，红枫通过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机构，先后提交过20份议案、提案和建议，推动政府完善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其中就包括2016年与妇联联合推动《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发。

1998年出版的中国大陆第一本反家暴案例集《围城内的暴力》等一套3本书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与两会代表根据红枫提供的《失独家庭再生养状况调查报告》反应的失独再生养家庭的现状，提交了《关于完善“失独再生养家庭”扶助政策的建议》等有关保障失独再生养家庭权益的提案或议案。

近几年，王行娟逐渐退出红枫的管理运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第一代女性公益人披荆斩棘，在妇女草根运动这条道路上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而如今旗子交给后来者，他们自有热情与胆识，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变得独立、自主、平等，最终看见真正的自己。

但她依然“年轻”，坚持学习，专注女性问题研究，每天两份报纸—《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及时了解北京市民的日常和当下青年聚焦的话题。最近读书热，王行娟也迷上了董宇辉直播，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丈母娘”。

王行娟获得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3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人物

初春的北京阳光明媚，从王行娟家中的玻璃窗向外望去，目之所及皆是初生的新绿。结束采访已是中午，午休后她要去楼下锻炼一个小时，再进入两个小时的写作时间，然后看报纸、看手机、上网。

即使已经退居二线，她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红枫成立之初风雨飘摇，她看见花叶凋零，唯有红枫在枝头摇曳。现在的她，走出了原生家庭的伤痛，也能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每天的心情像刚升的太阳一样很快乐”。

30年多年的时光倏忽即逝，她的头发由黑变为雪白。在女性争取平等的漫长过程中，红枫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滴水珠，无法在历史的航道中激起壮阔的浪花。

可正因如此，王行娟从未想过停下来。她的愿望，依然是将红枫打造成百年老店，实现女性的全面发展。

撰文/王诗佳 编辑/佘韵卿 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