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恶母”,将三岁女儿放进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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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恶母”,将三岁女儿放进纸箱

被困住的母亲和被忽视的女儿

2000年12月10日,年仅三岁的日本女孩村田真奈,被年轻的父母放进纸箱近二十天,期间几乎没有任何进食,最终饥饿致死。惨剧发生时,真奈的父母育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在案件公开审判的进程中,母亲雅美生下次女。

这是曾经震惊日本社会的爱知县女童死亡案。案件曝光后,日本纪实文学作家杉山春历时三年半追踪调查,在《育儿放弃》一书中详尽呈现细节,使这起惨绝人寰的悲剧重回公众视野。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真奈案的新闻热度日渐消退,但类似的虐童悲剧还在不间断上演,频频刺痛着公众的神经。“永远有孩子死得惨无人道”,杉山春绝望的话语无疑是一句警示。面对消失的生命,悲愤谴责之余,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探讨,真奈案引爆的思考远未结束。

被忽视的“儿童忽视”

在杉山春看来,真奈案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还是一场社会悲剧,深刻揭示出日本的“育儿放弃”现象。

这一现象并不罕见。2020年6月,单亲妈妈梯沙希为与男友外出游玩,将相依为命的女儿独自留在东京的家中8天,致其饿死,事后还伪造证据,制造一直陪伴女儿的假象,被日本网友斥为“鬼母”。梯沙希曾经也对女儿疼爱有加,但后来失去家庭支援的她,外出上班时不得不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时间越来越久,也越来越频繁,却从未向外界求援。面对警察的询问,她表示“带孩子真的很累,我也需要轻松一下。”最终,法院以遗弃儿童罪判梯沙希8年监禁。

而刺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枪手山上彻也,也是“育儿放弃”的受害者,在电影《REVOLUTION+1》中,描述了他的成长经历:父亲早亡,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子女,为寻求救赎,加入统一教,从此,频繁去往韩国“朝圣”,对孩子们不管不顾。

在鬼母案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警察厅表示,2019年全日本警察向儿童咨询所通报疑似遭虐的儿童人数总计98222人,其中有8958人属于父母“放弃养育”。

“育儿放弃”的背后,是长久的儿童忽视,这一问题甚至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存构成威胁,已引起全球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暴力和卫生报告》中将“儿童虐待”(Child Abuse)分为四大类型: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与忽视。其中,“儿童忽视”(Child Neglect)也被视作一种特殊的虐待形式,主要表现为严重或长期忽视儿童的饮食、衣服、住宿、教育及医疗照顾等基本需求,以致危害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或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令儿童面对极大的危险。

在真奈案中,真奈虽为饥饿致死,但她长期遭受着身体、情感、医疗、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忽视。三个月时,真奈的体检结果还是发育状况正常。十个月时,真奈遭遇脑部创伤事故,期间多次出入医院,并接受手术治疗。正式出院以后,她变得更爱撒娇和恶作剧,真奈的父母因此经常出现易怒和打骂行为。

一岁半时,真奈的体检显示发育迟缓,母亲雅美为此觉得丢脸,父亲智则对此漠不关心,一个月后,家里的长子大地出生。与大地的备受宠爱相反,真奈由于调皮捣乱,直接被围栏隔在狭小的空间,无法同父母和弟弟接触。此后,真奈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昏暗脏乱的区域,有时还会被独自关在家里挨饿。真奈的身心健康严重受损,体重暴瘦,甚至被捆在纸箱里度过她的三岁生日,不久后在纸箱里默默死去。

真奈案并非孤例,我国也发生过类似的惨案,如南京饿死女童案、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案、流浪儿童垃圾车闷死案、老鼠咬伤儿童案等等,极端的案例难以计数。在忽视问题不断凸显的同时,儿童忽视现象本身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我国开展儿童忽视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整体比较薄弱。另一方面,相比其他三种虐待形式,由于被动性、长期性和难以判定的特征,儿童忽视受到的社会关注一直较少。儿童专家潘建平曾做过大量儿童忽视研究,指出“虽然忽视也可以造成可见的证据,例如营养不良,甚至死亡,但它却比虐待更难界定和评估。此外,在一些情况下,很难将虐待和忽视区别开来,而且这两者常常是共存的。”

“儿童忽视”问题的被忽视,使得长期潜伏在儿童身上的忽视难以被察觉,不仅对儿童身心发育造成毁灭性打击,还有可能引发惨绝人寰的悲剧。

忽视的代际传递

根据杉山春的采访调查,真奈生前遭受的“儿童忽视”,也曾不同程度出现在她父母的童年时期。在真奈父母的原生家庭和真奈的家庭间,实际构成了“儿童忽视”的代际传递。

真奈的母亲雅美,一直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因为夫妻关系破裂,雅美母亲两次离家出走。极度困窘的境况下,雅美承担起照顾弟弟和料理家务的重任,以填补母亲的空位。在雅美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漠不关心,母亲若即若离,她内心的情绪无处释放。就读初中时,因为遭受欺凌而频繁逃学,她与老师和同龄人之间也难以建立情感联结。初中毕业后,雅美遭遇强暴,但没有得到父母及时的理解和帮助,后又因卷入人际纠纷退学,低自尊和孤独感长久伴随着雅美。

真奈的父亲智则,同样成长于贫苦的家庭中。父母关系不和,父亲沉溺赌博,弟弟事故丧生,智则长期承受着母亲的打骂。后来随母亲组建新的家庭,但未能与养父形成亲密的关系。智则的童年漂泊不定,长期生活在动荡和巨变之中,后因改姓遭受同学欺凌,他不懂得如何向大人求助,也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智则最终将游戏当作自己的避风港,养成了遇事逃避、麻木不仁的性格。

审判过程中,犯罪心理鉴定师加藤分别对二人的性格给出描述:雅美的内心汹涌着“自身无法消解、厌恶至极的痛苦,受害者心态,缺乏自信,有强烈的不安”等诸多情绪;智则由于缺乏被母亲接纳的体验,且又承受了被人欺凌等心理负担,“未能完成恰当的社会性成长”。在鉴定书的帮助下,这对年轻的父母才第一次客观看待自己和对方的性格。

案发被捕后,雅美写信向母亲倾诉衷肠,恳求母亲的理解和原谅,但母亲没有做出回应,甚至未经雅美同意就先向媒体公开信件,还在日后减少了探望次数。智则的母亲劝说智则离婚未果,选择断绝母子关系。雅美和智则都遭到了父母的拒绝或抛弃,彻底成了无根的飘萍。

在采访雅美母亲秀子时,杉山春发现雅美和秀子的“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离家出走后的秀子模模糊糊地感受到孩子们的处境艰难,但只要他们还能应付,便故意不问。雅美模模糊糊地知道真奈日渐衰弱,但对此视而不见。面对智则父母断绝关系的举止,杉山春感慨“智则的父母仿佛认为,给自己抹黑的孩子就该被抛弃。真奈一岁半体检时,智则得知她发育迟缓,就对她不再关心。不愧是亲生母子,在这一点上讽刺般的相似。”

很显然,真奈经受的忽视,是雅美和智则所受忽视的叠加。家庭间相似的“儿童忽视”行为,夫妻间相似的个体心理障碍,最终变为代际传递的“儿童忽视”,将真奈推入深渊。

被困在孤岛的母亲

然而,代际传递的忽视似乎并不足以导致悲剧直接发生,毕竟雅美和智则都平安长大,且在抚育真奈的过程中,雅美和智则的父母也适当给予帮助。那么,导致真奈的命运一步步滑向无可挽回境地的,还有什么?

作为纪实文学作者的杉山春,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她在追踪案件成因时敏锐地发现,真奈的父母在育儿分工上严重失衡,母亲雅美独自承担着育儿的一切。正如前文所述,父亲智则始终扮演着专注工作的局外人角色,甚至在真奈出现健康状况后,滋生出更加强烈的逃避情绪。接受审判时,智则坦率地承认“我一直认为男人就是负责工作,女人就要负责家务和育儿。”智则对育儿分工的畸形认知、对育儿困难的错误想象,都如牢笼般困住了雅美。

“育儿就是现实本身,是真刀真枪的胜负对决”,这是杉山春对育儿给出的犀利总结。然而,在雅美身上,这场对决变成了孤军奋战,其他家庭成员都处于隐身状态,社会救助机构也没能及时伸出援手。

真奈出生时,雅美年仅十八岁,智则即将高中毕业,这对年轻的父母尚未预料到育儿的难度。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条件较差,加之严重的原生家庭问题,二人在物质和心理上都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在雅美独自育儿期间,真奈先后经历的重病手术和发育迟缓,无疑激化了雅美初为人母的焦虑感和挫败感。而本应给予关心和支持的智则,对此表现出的漠不关心和不愿理解,更是将雅美逼上孤岛。

让人痛心的是,回顾雅美的成长轨迹,身为一名女性,她在女儿、妻子、儿媳、母亲的角色中得到的只有被忽视、被孤立、被拒绝和被瓦解。尽管如此,为了维持父母和丈夫的爱,填补内心的不安,她始终隐藏着焦虑和痛苦,拒绝向任何人求助。

当无力和绝望将雅美吞没,迫使年轻的母亲一步步跨过那条不可触犯的界限时,这不光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的悲剧,更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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