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式报道：要去行动，而不是等着天降的恩赐

解困式报道，英文Solution Journalism，直译过来应该叫“一种关注解决方案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有着很强行动导向的新闻报道方式。与社会学界强调的“行动研究”也有相似之处，均有“找出实现理想的社会变迁的途径”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解困式报道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沿着两条主线逐渐发展起来：一是传统媒体对“公益+传播”的探索，如2011年前后的成立四大公益周刊（京华时报公益周刊、南方都市报公益周刊、晶报公益周刊和云南信息报公益周刊）；二是学术机构对社会创新主体的行动研究，如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

这两条主线刺激、启发着互联网时代的愈加灵活的创作者们，近年来，各种“个体户”形式的解困式报道栏目也开始出现，与机构媒体多关心宏大议题不同，基于互联网的个体创作者们更关心个体的解困，更关心项飙式的“附近”。比如传媒学者方可成主导的“放晴公园”、传媒人李厚辰发起的“做事侠”。

机构媒体依然担任着创新开拓的主力，并持续地产生着许多有着传统媒体厚重、严谨的深度报道风格，又与互联网世代强调互动、鼓励分发的特性相融洽的解困式报道作品。如新周刊旗下的“局外人”纪录片栏目，新京报首席记者陈杰关于环保议题的一系列报道。

但是，尽管解困式报道的创作者们在各自领域做出了许多卓越的报道，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做的是一种解困式报道；由于这是一种新的报道范式，报道者也并不一定能得到所在单位的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解困式报道者之间处于一种孤岛的状态，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就更谈不上交流与相互支持。

传媒学者方可成指出：解困式报道在中国大陆当前的认知度还比较低，包括在媒体圈中间的认知度也是很低的。但是，一些人其实已经在做符合解困式报道理念的文章了，只不过很少人去认真地总结，指出这些就是解困式报道。另外，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之下，解困式报道容易和所谓的正能量报道相混淆，但实际上，解困式报道和正能量报道是非常不一样的，主要的区别在于，解困式报道提倡大家要去行动，要用行动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等着天降的恩赐，但是正能量报道，它往往会有一种让大家不要行动，让大家去等待恩赐的取向性。

积极行动，寻求呼应，而非等待恩赐，听天由命。这是解困式报道最重要的价值导向，也是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基本的精神内核。

为了在解困式报道者与行动者、研究者之间建立联系，并为有志于此的报道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共益资本论在2022年4月发起了“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这一行动也得到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共益资本论联合新闻实验室、乐平公益基金会联合研发、推出了“解困式报道三讲”的网课，并组织专家进行评选，对8位媒体人或团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资助。

在“解困式报道三讲”中，主要回答了“什么是解困式报道”、“解困式报道的国际发展现状”以及“如何做解困式报道”等基本问题，前后吸引了239人报名观看。网课原本预设的目标读者以职业媒体人为主，但从报名情况来看，新闻专业学生（40%）与公益人（28%）对此也有比较大的需求。

在对报道者进行资助时，项目组采用了“自行报题+专家评审”的筛选方式，共吸引了61个个人和团队申报，以机构媒体从业者为主，申报者们除了资金需求，还提出了采访（资源）支持（60%）、知识支持（28%）、社群支持（16%）等需求。

在建立连接的过程中，不少供职于主流媒体的报道者“发现”了更多公益组织与行动者、研究者。事实上，因为媒体系统长期让报道者处于孤军奋战、孤胆英雄的模式，许多报道者并没有足够的机会去接触、了解一个多元的市民社会，一旦有机会让他们这么做，他们的报道里会注入更多的“建设性叙事”，他们讲述的解困故事，也会因为有更科学的行动方案而让读者得到更多启发。

出于对报道环境的考虑，最终的入选的报题所涉领域都不算太热门。有许多“困难”仍处于不可被触碰的状态，或者虽可触碰但不可公开报道的状态。正如一位获选的媒体人所说：“像调查类报道题材，空间越来越小。但是这个时候反而解困式报道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走一些小切口，社会有共识的，一些相对安全的空间。”

陆续有获支持报道发出。新周刊局外人团队《不要只在今天，才想起拉姆》微信公众号阅读量近6万，视频全网总播放量超过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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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选者访谈：

解困式报道面临怎样的挑战？

李京霖《新周刊》局外人栏目导演：

《局外人》是《新周刊》旗下的一档纪录片栏目。局外人中的“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中“局”字的含义，我们希望用旁观者的视角去记录破局的故事。从2020年的6月份上线到现在，我们已经拍摄了42个“破局”故事。我们的报道思路跟解困式报道有点类似，我们的slogan是“每个人都有破局的可能”。我们记录的是那些可能已经解决困境、或者是说已经找到方向，正在努力破局的人的故事。我们用影像去记录他们解决困境的过程，以及他们在破局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很多人担心解困式的叙事不会有很高的流量，但我们从播放量、互动量上看，目前还可以。前段时间上了B站纪录片的热播榜前100的榜单，现在跟各大视频平台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现在单期最高是700多万，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播放量；我们也有两个小时冲破二十万，24小时100多万的案例。还有很多视频即便没有很强的爆发力，也有一个长尾效应，一直都会有人来看来讨论，去传播。

我们在跟粉丝的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大家非常需要这类解困式的叙事。很多人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希望可以看到多一点的解决方式，然后可以得到对生活、对社会看法的一些启发。有很多人是在想要去寻找解决方式，在自己遇到困境的时候找到我们的视频，希望去获得一些灵感，也很多人在看到我们的这些故事之后去参与到解困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我们一直在探索怎么样让大家不仅仅只是关注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人物背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同时看到自己跟这个社会问题的连接，从而去思考这个问题。

韩雨亭 澎湃新闻记者：

媒体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2013年以后，像调查类报道题材，空间越来越小。但是这个时候反而解困式报道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走一些小切口，社会有共识的，一些相对安全的空间，比如我这次申报的木拱廊桥的选题，国家本身也对传统文化有保护的意愿，一个民族要去重塑所谓的文化尊严，我在想可能这里面的空间其实是挺大的。

媒体可以与当权者保持一种相对舒适的尺度，媒体可以向政府传达这样一种意思：你做得挺好，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好。媒体可以列出一二三四种解决方案，这样就能跟政府建立一种沟通的桥梁。其实有很多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着急的一些事儿，记者可以基于政府的工作，去找一些虽然他讲了，但还没有做，或者还没有做得很好的事，去做一些解困式报道，这里面的空间其实是挺大的。

如果我们的报道想要解决问题，它是需要更具有逻辑性，解困式报道就有他的逻辑和框架。这里面要涉及到多个角色。不仅仅是报道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有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解决问题的人，他们也要入场。比如学界要持续进行关注、公益界也有一些推动。我在做木拱廊桥的选题的时候，一开始就想着，怎么样能让这些人入场。他们的每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通过一个文章、一个视频，或者一个议题，把利益相关方都放在这个议题的周边，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有所作为。让他们都希望能够参与进来，最好是带着某种使命，某种工作的动机进来。

所以，解困式报道，其实是蛮有价值的，这个活儿也比较细、特别细。

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

我会持续地关注一些议题。比如说有些报道的，我可能去采访了，写出了报道，但是可能这个报道因为各方面原因被压了，压完以后报道发不出来了。但报道发不出来，是不是意味着我就不去关注了呢？也不是。我会经常自己去自费去关注。我就盯着这件事情。那么自然会给对方压力。所以说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东西是并没有报道的报道，最终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为什么我有时候会申请一些项目呢？因为我所做的很多选题，并不是在报社常规的选题，但我会找一些社会支持，或者用我自己的稿费或者获奖的奖金，来做一些独立的调查。

比如说，我从2015年到2020年做的青海湖南加（当地一个知名环保人士）的故事。其实我连续做了五次报道，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示，推动了问题的解决。青海湖从过去的垃圾遍野、污水横流，湟鱼盗捕屡禁不绝，到现在整个青海湖生态环境变得非常好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做解困式的一线调查，坚持 “传播+公益”的思路，我给南加做的报道，其中一篇叫做《环保“愚公”巡沙记》，然后通过新京报和腾讯公益，前后为南加募集了130多万的捐款，完成了他两个环保心愿。

作为记者来讲，发稿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唯一的目的。在这个职责范围里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可以去推动一些问题的改变，可以更加有韧性地关注一些问题。大家都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实际上理性的、科学的、严谨的报道还是比较少的。关键是记者要打开，要抛开过去那种对记者的理解，要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那么可操作的选题是非常多的。

02

专家评委访谈：

在中国大陆推广解困式报道，有什么建议？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新闻实验室发起人：

第一，我们要更多地阐释解困式报道背后的理念，让大家知道它和正能量报道是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报道；

第二，解困式报道的作品需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建议，以及行动指南，大家其实希望在自己的身边、附近做一些小小的行动。

第三，解困式报道可以和一些机构的业务相结合。解困式报道要去报道解困的案例，实际上有很多公益机构、环保机构、养老机构、教育机构等等，已经在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机构本身也有强烈的诉求，想要把自己做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

第四，要着力于去构建社群，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孤独，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社会中的原子，自己没有归属感，身边也没有一个小环境，如果解困式报道能够构建一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社群，会是一个很好的、让更多人去接纳和参与的报道方式。

卢玮静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副教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第一点，我觉得解困式报道是一个行动研究的过程，记者需要长期地浸润其中，而不是单纯地采访。这样才做到更真实、更还原、更长远和更根源，也就是说，媒体人要做解困式报道自己要练好内功；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力所能及组织更多的跨界互动和探讨，不管是媒体界，公益界都需要做一些事情，搭建交流的桥梁。

刘婉媛《中国慈善家》总编辑：

新闻传播有它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总要有一些爆炸性的事件出现，比如一些极端的家暴个案，大家才来关注这样的选题。但其实，像家暴这样的选题是要长期关注的，不能说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之后，大家才去关注，才去解决它。所以，我建议媒体要多关注一些静态的选题，公益组织也可以多支持一些静态的选题，比如说想咱们这个项目（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再有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设一个奖项，鼓励大家多做一些好的报道，对真正能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的报道，是不是可以给一些肯定？这样就能鼓励更多的媒体人介入。

敬请期待“解困式报道支持行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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