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尝新家”叶盈：中国公益如何“破圈”

叶盈，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公益圈“尝新家”。笔者是在参与一个国际游学项目的时候采访她的，当时她是这个项目的志愿者，为学员组织国际嘉宾分享、安排世界银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和捐赠圈参访等各种活动。之所以用“尝新家”来形容她，是因为叶盈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突出的“试试就试试”的兼具随性与行动力的特质。2020年她因疫情意外滞留美国，不想买黑心高价机票，也不想添乱，于是转头申请了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攻读慈善学硕士。她拥抱这段经历，因为它连接了中国和美国的公益人和公益事业，搭建了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而她这份随处扎根、“make lemonade out of lemons”式的行事作风，也激励了许多圈内伙伴纷纷开启深造之路。

要论及她12年的公益履历，则要从“一个鸡蛋的暴走”说起。

“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源于叶盈和另外两位联劝基金会创始团队伙伴2011年的一次春游。当时三个人报名参加了一个户外徒步50公里的公益活动，机构CEO提议不妨就用这次“自虐”的机会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动员筹款，试水大家对民间公益活动的态度。于是叶盈写了一封打赌筹款信，并结合来自动漫的灵感敲出了“一个鸡蛋的暴走”这个名字在微博上公开招募。结果出人意料：61人参与暴走，募集捐款七万多元。这次春游式拉练的成功最终催生了2011年春季正式的第一届“一个鸡蛋的暴走”。这个颇为个性和不羁的名字也很快成为上海市叫得响的公益品牌。自2011年以来，先后有63,580名公众参与到“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中，筹得善款约8245万元。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善款累计支持全国31个省市842个儿童领域公益项目，帮助 133万0-18岁儿童健康成长，平等发展。项目领域涵盖营养健康、教育发展、安全保护、社会融合。受益对象涵盖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残障儿童、贫困地区儿童等。“一个鸡蛋的暴走”在2018年荣获中国公益慈善政府最高荣誉“中华慈善奖”。

“当时是真的热爱，不舍昼夜地工作，回复微博消息经常到凌晨3点。”自“一个鸡蛋的暴走”诞生，叶盈负责品牌包装与媒体传播、公众联结与筹款等多项工作，甚至招募客服她也管。“那时候有一种盲目自信和自豪，觉得自己和一群人正在创造历史。事实上好像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们算是第一个正经在大陆开启运动筹款的公益慈善组织，2012年因为筹多了超计划而被逼出来的公众评审会这个设计至今也仍然是业界一股清流。”叶盈笑称。最令她和同事们骄傲的是，“一个鸡蛋的暴走”奠定了民间公益的基调，建立了良好的公众口碑和传媒公信力。她说，“一个鸡蛋的暴走”本质是将人与人的联结进行了最大化地横向凸显和拓展。把暴走做成大家的，而不是某家机构的，才是这个品牌最为宝贵的内核资产。”她至今还记得一位微博上的捐赠人说过的一句话：“联劝会在微博上一个个@我们善款流向，让我很有纳税人的感觉”，在叶盈看来，这无疑是最高褒奖。值得一提的是，叶盈的丈夫也是在“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中“捡”来的——两人在活动中邂逅，从陌路到情侣，直至成为一家人。

2017年，前身为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的方德瑞信在上海静安区注册成立为慈善组织，叶盈是这家机构的创立者。5年来，它陆续为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各类基金会提供专业支持，孜孜不倦地普及筹款专业知识、倡导筹款伦理，同时也推动平台自身对筹款认知的深化与成长，包括腾讯公益、字节跳动公益、阿里巴巴公益等国内互联网头部企业都是它的服务对象。

创立方德瑞信的时候，叶盈已经不再是初入联劝时候那个“上房揭瓦”的公益新丁了，但她仍然是一个喜欢刨根究底、好奇心旺盛的“尝新家”。作为创始人，方德瑞信给了她自由发挥的平台。方德瑞信成立至今已经发布多项互联网筹款报告与行业观察报告，还引进了国际唯二的筹款教科书之一的《慈善筹款原理与实践》，以及国际注册筹款人认证体系CFRE，目的就是引入国际专业机构的“他山之石”，打开国内筹款界的视野。始于2015年的“公益筹款人大会”也是叶盈一手打造，从最初150人参与到2020年2400人线上相聚，已成为中国公益筹款人的“年度大party”。短短几年间，方德瑞信已经快速成长为公益慈善筹款领域的行业探索者与引领者。谈及这些成就，叶盈坦陈离不开理事会对她的包容与支持：”做过好多种领导力测评，我就属于那种自由散漫状态表现最佳的一类人。真是很感恩能有个不仅愿意给稳定的资金支持，愿意平等对话，还能让执行团队放手大胆尝试的理事会。”

为了盘点国内民间机构在筹款实操过程中的优劣与得失，让知识从门槛较高的逻辑框架与抽象思维落到更容易让一线人员理解与吸收的故事形态，最近叶盈又开始推动一个新思路的落实——汇集典型案例，撰写纪实故事，对公益组织过往的发展轨迹予以情景再现，启发大家思考。时机成熟便会推出。

叶盈始终认为，民间公益蓬勃与否，决定了整个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未来。她发现，即使是行业表现较突出的资助型基金会，与民间公益组织沟通过程中依然存在明显的“优绩主义”式的偏颇和瑕疵。她希望通过案例还原，能够让业界同仁认识到，信任的匮乏是思路和策略无法顺畅实施的根本。也是由于不信任，项目执行简单粗暴，考察和调研成本都转嫁给了需要扶持的民间机构，资源不能合理匹配，导致恶性循环。但她也坦言，当下国内民间公益组织的整体职业水准偏低，专业化匮乏的现象确是常态。这也使得她对其情感五味杂陈，“又爱又恨”。

2020年1月，叶盈成为道·安基金会与美国乔治城大学联合发起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班学员，在华盛顿完成了为期近5个月的进修。2020年初新冠疫情最为严重时，叶盈还作为主力参与了为医护人员采买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志愿行动。2020年秋天，叶盈就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慈善学院研究生，虽然每天课业都安排的满满当当，有时为了完成课题要熬到大半夜，但她觉得收获颇丰，格外充实。在美学习生活这几年，她深切体会到了中美公益机构的差别，也对中国公益应如何更好地获得社会公众的认知有了自己的观察。她渴望将自己的思考分享给更多的公益同道，一起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做些实事。她说，这条路才刚刚启程。

访谈

当初选择进入公益行业的原因？

文梅：作为一个已有12年公益从业经验的熟手，当初是怎么选择走公益这条路的？

叶盈：每个人的公益启蒙都有不同的背景。初中阶段我就曾和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结对子，跟他们通信联络，请来家中做客。大学曾组织同学参与中华骨髓库的骨髓捐赠，还参加过红十字会的慈善活动。那时对公益的理解很简单，认知也很朴素。

真正对公益圈有些了解，要从2009年我正式入职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做编辑开始。当时杂志专设了个公益版，其他栏目呈现的故事也多为真善美，因而很多采访线索都需要从公益行业获取。那时候还真打了不少电话给诸如环保、教育等领域的公益组织，我才发现他们的工作其实琐碎又繁杂，并非常人所想的那样总被美好温暖包围，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痛苦和烦恼。同时期我还接触了一些国际公益组织，他们的工作方式更为组织化和规范化，这时候对公益的认识就又不同了。

“最后一击”是结识吕朝。吕朝创办的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是行业中较少见的支持型组织，他们的“公益孵化器”理念，在业界甚至国际领域都颇有影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吕朝文笔好，口才也不错。大概10年前，他写了一篇业界传播很广的文章《净土与江湖》，给进入公益行业的人“打预防针”，这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又一次消解了不少对公益的刻板印象。

那段时间我本打算去国外读书，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吕朝说：“嗨！你在国外读那些书没什么用，还不如在国内边干边学。我刚申请了一家基金会公募牌照，正好缺个搞传播的，要不你来？”我就这样被他忽悠加入了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原名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下称“联劝基金会”）上了公益这条“贼船”。后来我时常要求吕朝请吃饭改善伙食，开玩笑说“你要对我负责。”

当时我之所以愿意加入联劝，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联劝支持民间公益的立场。当时国内公益行业主要由INGO、官办公益机构和民间公益组织组成。2008年虽然被称为民间公益元年，涌现出了不少民间机构，但民间机构普遍规模体量很小，根本无法与其他两类相提并论。尽管如此，我觉得民间公益对社会细微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组织运作的灵活性及其快速自我迭代的能力等特质是非常宝贵的。哪怕存在运作不规范、财务不严谨、筹款没概念等问题，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依然是值得去呵护与支持的。

入行即初创的“一个鸡蛋的暴走”是怎么诞生的？又是怎么成功的？

文梅：提到联劝基金会，就不能不提“一个鸡蛋的暴走”。你刚入行就初创了著名的“一个鸡蛋的暴走”，能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品牌筹款活动当年是怎么诞生的？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场有意思的筹款活动的？

叶盈：常常有人想当然认为“一个鸡蛋的暴走”是因为当年联劝创始团队学了香港乐施会的“毅行者”，靠“运动+筹款”的元素而成功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当时是做完了“一个鸡蛋的暴走”回头一看才发现和“毅行者”很像。这个活动起家的核心元素并不是运动，而是“打赌”，最初的源头要追溯到我们有一次内部的脑暴会讨论怎么才能激发公众捐款的兴趣，我提了个“打赌筹款”的概念。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让他们开口筹款是很难的，但朋友间开口“打赌”是很容易的，也很有趣。我本来设想的具体方案是去找当时很火热的开心网，在开心网上开个“打赌”的插件，这样大家就可以很方便随时“发疯”随时筹款。可惜那时候开心网合作门槛太高，谈了谈就放下了，但这个“打赌”筹款的想法一直都留在心里。后来到了我们团建报名去参加磨坊组织的苏州50公里徒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CEO陈南是个从来没走过这么远路的人，而且他的朋友都有捐款的财力，所以我们就决定再拿出来试试看。我写了一封“打赌”的筹款信，陈南用邮箱一发，响应热烈，于是我又开始在微博上做公开招募。当时我们是在为“一个鸡蛋”项目筹款，又要走这么远的路，我就取了动漫里的用词“暴走”两边一合发在了联劝微博上，”一个鸡蛋的暴走”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一个鸡蛋的暴走”的故事也就是这么开始的。

文梅：这么看来“一个鸡蛋的暴走”好像是个美丽的意外？

叶盈：（笑）也不能说是撞大运成功的。那时候整个大陆筹款市场里基金会们还是主要依赖企业筹款，互联网平台筹款才刚刚开始，公众筹款的投入产出和企业筹款相比很有限，因此并不像现在这么备受重视，更没多少机构去关心培育公众捐赠意识。联劝能做出“一个鸡蛋的暴走”，是因为联劝引入的国际“联合劝募”模式的核心理念是要支持民间公益而不是做自己的项目，看重的是怎么让公众参与和理解民间公益的价值，怎么在市民社会里普及志愿与公益理念，怎么获得公众的信任从而让更多人愿意捐款出力来支持民间公益。因此公众捐款人对于联劝来说不是只是有出钱的价值，他们的存在与行动本身就是最宝贵的市民社会的基础。因为秉持的是这个理念，所以才会心心念念想着怎么设计有意思的筹款活动让普通人有兴趣参加，也才会有机会想到了“打赌筹款”和利用团建春游来试水。

文梅：这就是传说中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鸡蛋暴走之后其实也涌现了不少运动筹款的活动，但谈得上成功的还是少数。作为开启了这一风潮的先行者，能否谈谈“一个鸡蛋的暴走”为什么能成功？

叶盈：这是个“看山是山”还是“看山不是山”的问题。虽然我们把鸡蛋暴走称之为运动筹款，但如果用筹款模式来解释，鸡蛋暴走运用的是“Peer to Peer”点对点筹款模式，也有说法叫“Friends Asking Friends”，简单来说就是社交筹款，参与者代表公益机构向自己的亲朋好友筹集捐款。刚开始为了启发暴走队员筹款的思路，我特地提供了筹款文案模板和一些打赌的idea，但后来发现不用操心，报名的人一个比一个有才，筹款创意层出不穷。我至今还记得有个队伍名叫“滚也要滚到终点”，还有个女孩用上海计程车计价方式和自己的朋友打赌，分成起步价多少，每公里多少，夜间价多少等等。现在我们谈社交筹款大家觉得耳熟能详，是因为腾讯公益在2014年开发了一起捐并随着2015年99公益日发扬光大了，但在2011年那时候，能够实现口碑熟人圈动员式的筹款还是很先锋的事。要说到为什么鸡蛋暴走能做成，关键是把重点放在了“人”的身上，而不是“运动”和“筹款”身上，这还是与发心与目标有关。刚才也提到，联劝的第一目标并不是筹到多少钱，第一目标其实是让民间公益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所以鸡蛋暴走在创立品牌的时候，从规则设计、活动风格、文案基调等等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建立信任，而不是如何凸显运动元素，或是如何让人掏钱来的。而当你拥有了信任，建立了品牌，筹款自然就不是难事。我记得在暴走出名之前，联劝做企业拓展很是吃力，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项目，联合劝募模式太超前太难以被理解。但是当暴走品牌打响后，我们企业合作的同事钱铮有一天就在办公室发感慨，“以前天天要出去跑，现在只要在办公室接电话就行了”。

文梅：原来公众信任就是鸡蛋暴走成功的原因。刚才你谈到鸡蛋暴走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如何建立公信力，能举几个例子吗？具体是怎么做到建立公信力的？

叶盈：当时其实没有一个整全的规划和策略，不是先有了个万全之策才开始做的。但是当你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立信任，而不是让人来运动或者掏更多的钱的时候，执行中的选择与细节就会一点一滴累积起来塑造出鸡蛋暴走的灵魂。最典型的例子是公众评审会。2012年的鸡蛋暴走并不仅仅为一个鸡蛋项目筹款，因为联劝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而不是执行自己的项目，因此当时顶着压力将筹款支持的项目扩展到整个儿童领域。为了让参加者能够理解，选了4个项目做了一个一百万的资金使用计划，在报名启动的时候就公布出去。但2012年不小心筹了237万，那多出来的137万怎么办就成了个问题。如果是传统的做法，那就是基金会选项目，选好了公布项目遴选标准和介绍就完事了。但鸡蛋暴走没有选择这么做，因为我们思考的是如何能让这些辛辛苦苦走完50公里的人觉得这不只是联劝基金会的事，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所以我们就想，需要让暴走队员或是他们的支持者们有一个通道参与决定如何花137万这件事。但要引入公众评审也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公众对民间公益不了解。第一次做公众评审会的时候，结果出人意料，我们团队预筛过且看好的三个项目全部被公众评审会否定了，而且还有位公众评审会代表很兴奋地回去跟他的团队说，你们放心，我守住了我们筹的捐款！这个结果就凸显出了一个认知鸿沟的问题，公众对民间公益的发展水平与状况没有概念，拿着成熟的商业要求在审视机构的项目时，就会看出一大堆问题；与此同时，民间公益机构也不知道如何与公众打交道，介绍项目的时候仍然是用向基金会申请的路数与风格，对公众评审提出的问题没有应变能力。那怎么能保证公众评审做出的决定是合理的呢？我记得在讨论这事的时候我们团队正在香港出差，在香港地铁上我们还在琢磨这个机制应该怎么办，我突然灵光一闪，那能不能让公众评审分一个小组，再引入公益行业专家分一个小组，两个小组对参加评审的项目分别做小组投票？两边投票意见一致的话即可照此执行，那如果两组投票意见不一致，那么可以将专家组与公众评审组合并讨论，让专家充分表达意见后，再由公众评审组独立闭门讨论后投票做出最终决策。团队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就有了迭代后的公众评审会机制。为了弥合认知鸿沟，公众评审会还增加了两个环节，一个是在召开评审会之前，先给公众评审们开个小灶，让他们先了解民间公益的价值、现状与发展水平，降低他们对项目成熟度与团队能力的预期；另一个是在项目上评审会之前，先让他们给我们团队宣讲一遍，我们从公众角度提问题让他们思考应该如何解答。这两个环节起了作用，总算是把筹多了的钱顺利花出去了。但公众评审会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普通公众有机会参与对话，以“透明”进一步建立了公信力，因此这个机制得到了广泛的赞赏与好评，后来也延续成为了鸡蛋暴走的固定环节。

“爱恨交加”的民间公益

文梅：刚才提到你加入公益事业的初心是为了支持民间公益。现实工作中强力支持民间公益的想法从没动摇过吗？

叶盈：（笑）中间也会有反复。最初跟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打交道，觉得他们身上那种“江湖气”挺可爱，简单，直接。但当你真跟他们共事还是很痛苦的，经常会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和“是不是自己的问题”的反省之间纠结万分，还要时不时和看不到有什么进步的绝望感做斗争。大多民间公益从业者谈自身机构或项目的价值的时候，都是能说不能写，拿来的文本要么像八股文，要么类似红头文件，工作的精华价值埋没在空泛的口号式的写作里，工作手法与逻辑模糊不清。所以这些年其实只要稍微懂点传播与筹款的民间机构，就很容易脱颖而出成为品牌机构，但从基本面上来说，其实民间公益整体仍然欠缺与公众对话的能力。

公益创业第三方平台型组织推动公益慈善筹款专业化

文梅：提到筹款，那就必须得说说你创办的第三方平台型组织“方德瑞信”了。能说说当时为什么要创办这家组织吗？

叶盈：这可能得话分两头说。如果说是问方德瑞信和其前身“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因何而诞生，那是为了推动公益慈善行业的筹款专业化发展。筹款是公益慈善机构发展的发动机，但是长久以来，公益慈善行业里对筹款一直有点儿“不上台面”的偏见。一个典型现象就是，事实上大家都对筹款的重要性心知肚明，但当你问一个发展不错的机构为什么你们的筹款做得好？大概率回答你的会是“不是我们筹款做得好，是我们的项目做得好。”方德瑞信要做的是让公益慈善行业能够正视“筹款”问题，先拥有专业的认知转变观念，再进而研究与掌握专业的能力开展筹款工作。如果说是问我个人为什么要创办方德瑞信，其实最主要的契机是我在瑞森德时期的前老板段德峰对公益咨询这一事业丧失了信心，选择回村卖小龙虾搞乡村振兴去了（笑）。方德瑞信前身是“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最早的秘书处设在瑞森德，由当时负责管理瑞森德筹款业务的我来筹建与管理，2015年4月1日开始正式运作。2016年的时候前老板要散摊了，当时又正好因为这个项目已经和瑞森德本身业务发生了竞业冲突，支持这个项目的几家资助方就决定将这个项目注册成一个独立运作的机构，委任我担任负责人，于是就有了方德瑞信。对我个人来说，我愿意创办这家机构与投身这个事业，也仍然是希望延续自己能够为民间公益做一些贡献的初心。

文梅：从2017年起到现在，方德瑞信做筹款知识生产、筹款伦理倡导、筹款人大会、实务研究等等，明明只是个小团队，但做了不少事，能说说主要的业务结构与策略吗？

叶盈：简单来说方德瑞信主要做三件事：一个是筹款伦理倡导，这是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另一个是通过筹款领域如研究报告、课程与教材等公共品的生产与传播来提升行业整体的专业筹款能力，这是为了让公益慈善行业能够获得更多捐赠收入与捐赠人的支持；第三件事是每年年末的筹款人大会，对前面两块业务的产出做集中的呈现、根据我们的洞察来引领行业对前沿趋势与问题展开讨论、加强筹款伦理倡导。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这些年我们做了不少的探索，现在逐渐聚焦到两个核心策略：首先是加强对上游的影响，不论是以筹款倡导、筹款专业知识传递、对行业结构性问题的分析还是咨询等方式，我们加强了对互联网筹款平台、资助方与整体公众捐款市场的引导。因为我们尚处于非常初级的捐款市场，如果上游没有变化，你在下游光是推动筹款专业化是很难起到作用的。其次是通过降低知识获取的门槛来帮助下游获得专业的筹款理论、知识与技能，包括出教科书、与各种在线课程平台合作研发通识与专题课程等等。因为我们只是个小团队，使命又是要推动整个公益慈善筹款的专业化发展，如果只是到处讲课的话虽然对营收有利但对实现使命而言效率实在太低，所以我们重点还是在做筹款相关的各种“公共品”的研发与生产。在筹款人大会设计上，我同样希望能够打破往常业内台上台下泾渭分明的话语权鸿沟，降低参会人员获取知识的门槛。基于这个设想，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开设了“圆桌咨询”环节，先让大家参加各分论坛听一听嘉宾们的成体系的介绍，再有上圆桌的机会和嘉宾一对一请教。为了解决“僧多粥少”的问题，我们给参会人员发筹码，一个筹码只能用于一个问题，但你可以免费旁听其他人的提问和嘉宾的回答。“圆桌咨询”一经推出，年年都是全场最火爆最受欢迎的大会环节。

文梅：听上去是以一个小机构在推动一个非常庞大的使命，在这几年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有没有感到压力山大？

叶盈：确实有很多挑战（笑）。不过我本来每一段职业经历都是创业状态，到哪儿都是要开疆拓土的，所以压力还好。最开始的挑战主要在业务模式的探索上。“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刚开始是照搬社企联盟的“会员制”模式，但在实际运作中会发现这领域远未达到能够运作“会员制”的成熟阶段，而且“会员制”在商业公司瑞森德运作没问题，但在慈善组织“方德瑞信”上运作就有合法性问题。在摸索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大家对知识与信息的接收需求主要在于筹款人大会这个集中的场景与成体系的知识学习，因此就果断选择放弃原来的“会员制”设计，将精力集中于知识生产和举办筹款人大会。本来我还没打算那么早就启动筹款伦理的倡导工作，但在2017年受到99筹款乱象与“同一天”生日事件的刺激，我觉得这工作没法等了，必须马上启动，于是就着手研发适合本土的筹款伦理准则和指导手册，并且开始主动回应行业内筹款相关的热点话题。从2017年到2019年，这三年一直在不断反思和调整方德瑞信的工作重点与业务模式，现在整体战略趋于明晰，也具有了行业影响力。以筹款人大会为例，大会的参会规模从2015年的140人，发展到了2019年的500人，并且参会的中高层人员占比达到了81%，2020年疫情影响改成了线上，报名达到了2400人。

文梅：现在业内但凡提到筹款伦理，或是爆出筹款有关的行业热点事件，大家都会想到方德瑞信。你认为国内公益组织在这方面的启蒙是否已经完成？

叶盈：虽然我们推出了《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与配套的附加了近80个真实案例的指导手册，但很遗憾还远远算不上完成启蒙。所谓筹款伦理，是在市场化竞争里对公益慈善筹款从业人员的要求。何道峰老师曾经在接受专访时说过，“所谓市场化，就是要维护公益慈善组织之间为争取捐赠支持者投票的公开透明的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核心要义在于，无论是哪类公益组织，在市场中都没有高低贵贱的身份差别，凭业绩说话。”《慈善法》并没有很好地落地，公益慈善筹款市场并不是个健全的公平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谈筹款伦理，很大程度上就只会变成约束草根机构的道德绑架，而那些依靠不合筹款伦理的垄断的方式占有绝大部分资源的机构并不作为，筹款伦理对其无关痛痒。你刚才问我挑战，这就是最大的挑战。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说因此民间机构就可以罔顾筹款伦理了，但这就是目前筹款伦理倡导面临的现实困境。

文梅：这样下去，小而美的草根公益组织会否越来越少，甚至消亡？

叶盈：照此下去很可能是会走到这一步。草根组织不仅规模会日渐萎缩，甚至会被逼关门退出或是退回到民间公益元年之前的状态。

中国公益亟待“破圈”

文梅：在你看来，中国公益组织如何在有限的发展空间完成其行业使命？

叶盈：我想我们应该回到更基础的问题——不要只看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怎么发展，要看这个行业能给现在的中国社会发挥什么价值？核心的价值肯定不是简单的扶贫济困。应该是促进更多的社会信任资本。

文梅：那你解读的“社会信任资本”是什么呢？

叶盈：当我们说社会信任资本的时候，谈的其实就是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如何增强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助的主动性和自发性，用同理心化解社会戾气，这才是整个行业应该思考和实践的事，而非只是站在行业利益角度一味高喊——行业发展就要筹集更多的资金，增加更多机构更多项目。

文梅：所以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

叶盈：我觉得是两方面。一是资源方的责任，一是公益慈善机构本身的责任。说到资源方责任，我觉得腾讯公益现在走的这个方向就很好，就是主动去做捐赠端培育。其重要意义在于，他们以较低的门槛开放，吸引了大量“圈外人”参与，再通过后续设计，让参与者有更深的融入感。态度和机制先行，以涵养水源的方式让大家建立对公益组织的信心，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接纳，最后主动参与。让人与人之间有更多包容和互助——这是一个有效路径。另外就是公益慈善机构的责任，要看其能否通过更多互助自助方式，联结人际交流，促进社会发展。例如我认为“一个鸡蛋的暴走”最值得其他机构学习的并不是活动规则，而是它成功塑造了活动的“自助”与“互助”的核心精神，队员们不依赖主办方的统一组织与服务，而是靠呼朋唤友召集各自的后援队给自己队伍提供各种个性化的支持。

文梅：社会公众层面呢？他们的公益理念和慈善捐赠意识是否需要引导？

叶盈：肯定需要引导，或者说需要“培育”。前两年学界推出的中国公众捐款研究报告显示，大量公众的捐款行为还停留在“亲缘或熟人”关系领域。另外，个人求助虽然规模很庞大，但都是很具象的个体案例，简单的救济无法解决社会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政府部门只能托底，现实的局限使得公益慈善事业很难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也无法得到扶持。如果越来越多的公众能够具备这方面的意识，全社会形成长期、理性而健康的慈善捐赠生态，就会非常有力量。

文梅：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做行业发展这么多年，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一下你对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期待是什么？

叶盈：我希望我们行业能够跳出自上而下的或者说中心化的思维框架，真正理解与实现“无我”的“去中心化”的横向协作。当然这个现在还是太难了，眼下我觉得能守住志愿和公益慈善的常识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是管理一下期待值吧。更正一下：我期待能够有更多资源方看得见民间公益的价值、愿意支持民间公益，期待民间公益的从业者们都可以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特约撰稿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