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女生校内分娩 暴露家庭学校监护、性教育均严重缺失

撰文|王诗佳

编辑|佘韵卿

今天，云南昭通16岁的初一女生小梦（化名）在学校宿舍内分娩一事，引发热议。警方通报称，5月6日才接警，得知该女生可能被强奸。为何家人在她临近分娩时才报案？

另据警方消息，同村村民蔡某洪有重大作案嫌疑，已被刑事拘留，并接受进一步审理。在预防未成年人性侵成为热点话题的当下，为何熟人作案仍频频发生？我们又该如何防止受害者“污名化”，以避免二次伤害的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凤凰网公益专访“女童保护”发起人、凤凰网副总编辑、北京众一基金会理事长孙雪梅。她直言，该事件暴露出家庭学校监护缺失与社会性教育的缺失，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受害者自信心的缺失，导致她也不敢向外界求助，并不知道应该向谁求助。同时，由于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的不同，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性侵犯本身如果没有外界干预的话，它是不会自动终止的。因此，加大农村地区防性侵教育力度、提升农村地区儿童防性侵意识与技能势在必行。”

孙雪梅也强调了未成年人性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不仅预防伤害，还有利于树立孩子们健康积极的性价值观”。

以下是采访实录：

凤凰网公益：16岁少女在校分娩事件，凸显了家庭监护与社会监管哪些方面的问题？

孙雪梅：这位16岁的女孩，刚上初一，她在校分娩的事情至少凸显了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她的家庭监护肯定是有缺失的，这包括了家庭对性知识的缺乏、对性教育的缺乏。其次是学校，学校属于临时监护。我看有采访提到，学校老师表示没有任何征兆和信息，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十月怀胎，肚子大那么多，可能有情绪的波动，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征兆和信息？所以，学校是有一定责任的，没有起到临时监护的作用。第三，是性教育的缺失，以及安全常识的缺失。这个女孩在遭遇性侵之后，并不知道怎么应对，以及如何拒绝和求助。在怀孕之后，她又没有相关的常识，她不理解或者不了解怀孕可能带来的结果，所以直到分娩，这件事才被曝光出来。

凤凰网公益：除了“直到分娩才被发现”外，此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小梦（化名）曾三次遭受性侵，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雪梅：“女童保护”团队曾连续9年发布“女童保护” 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根据《“女童保护” 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有223起，其中有105起是施害人多次作案，占比47.09%，包括对同一受害儿童多次性侵，也包括多次对多名儿童多次性侵。这件事上，除了性教育缺失，还有一部分很关键的是自信心的缺失，导致了她也不敢向外界求助。

我觉得未来在做教育的时候，不仅仅要强调性教育必须补上，同时，当未成年人遇到危险，遇到伤害的时候，无论我们家人还是周边人，都必须要告诉他们，并给他/她营造一个环境，让他/她知道自己是可以去维权的。此外就是，未成年人需要知道可以向谁求助，很明显这个孩子是每一环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最后才导致了最坏的结果——直到孩子生下来，才被外界所发现。

凤凰网公益：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多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

孙雪梅：16岁少女被性侵的分娩的案子并不是个例。尽管说恶劣到最后怀孕生子的环节，可能是极端个案，但实际上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是比较普遍的，公开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仅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全国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诉60553人，同比上升5.69%，其中对性侵犯罪提起公诉27851人。

凤凰网公益：据警方通报，作案者是一位同村村民，你是否对熟人性侵害数据做过专门了解？

孙雪梅：在数据上，“女童保护”根据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223起案例中，表明人际关系的有198起。在198起案例中，熟人作案160起，占比80.80%。从“女童保护”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性侵案例都是熟人居多，并且大都不止一次。而性侵犯本身如果没有外界干预的话，它是不会自动终止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有外界的其他的力量来干预。

凤凰网公益：如何预防熟人作案？

孙雪梅：在预防方面，在传统意义上，我们总会告诉孩子提防陌生人，往往忽视了对熟人作案的警惕性。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60%以上的家长认为是陌生人作案居多，所以首先要不断地传播，要不断地去让外界能够知道这个现状。同时，我们在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的时候，也同样要告诉他们哪些属于侵害行为。除此之外，还要告诉他们，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不管他是否比你年龄大，或者是你平时害怕、尊重的人，只要他做了哪些事儿，比如说触碰你的隐私部位，带你去碰他的隐私部位，甚至看一些裸体的照片、视频等，它就属于性侵害。

特别要提的是，家长需要意识到熟人性侵居多，我们在以前的案例里面会看到，有的孩子遇到熟人性侵，向家人求助了，却受到了责骂。那我们的家长应该改变这样的观念，在教孩子的时候要说，如果你第一次告诉家长时有人不信，那你就反复地强调，所以这就又涉及到了孩子自信心的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他们，建立一种环境——就是“我是可以说的，我说了可以得到保护”的环境。

所以性教育的难处，不仅仅在于没有这个教育，还在于说我告诉了但是后续的干预措施跟不上，那它就会导致——尽管我知道我该说，但是我不知道去找谁说，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帮我这样的境地。

凤凰网公益：该事件发生在乡村，据你了解是不是乡村的性教育会更缺失？以及人们的法律意识更为淡薄？

孙雪梅：在过去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比例几乎都是高于农村地区的。比如刚刚提到的2021年的233起案件，有188起表明了城乡地域分布。在188起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110起，占比58.51%；发生在县城的56起，占比29.79%；发生在农村的22起，占比11.70%。

但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反而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被媒体曝光。因此，加大农村地区防性侵教育力度、提升农村地区儿童防性侵意识与技能势在必行。

凤凰网公益：在过往的经历中你是否遇到过类似的受害者？她的家人是怎么处理的？

孙雪梅：确实有的。在前几年的四川宜宾，就有这样的案例，那个女孩生下孩子，就把婴儿扔到了桥洞底下。最后也是因为这个案子被曝光，外界才知道了这个事情，才进一步知道她是被一个亲戚性侵的。据我了解，她的家人的处理态度就几乎是让这个孩子“雪上加霜”，因为她父母重男轻女，去外面打工时带走了儿子，没带她。在知道（女儿被性侵）这个事情之后，第一反应是责骂孩子，还说“为什么就你会这样呢？”这就完全是把孩子推入一个更加无助绝望的境地。

所以这也是给了更多的家长一个提醒，如果孩子确实遭遇性侵，那是施害人的错，不是受害者的错。所以我们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她认为可以倾诉的环境，包括报警，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律师的帮助、司法机关的帮助等。

凤凰网公益：怎么看待现在一些人持有的“受害者有罪论”观点？

孙雪梅：这个实际上就属于社会上长期存在的一种观念，比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观念。就像这个孩子小梦（化名），她坐了蔡某洪的车，恰好她又是弱势中的弱势。所以坏人一般都会找这种群体下手，因为他们认为可以掌控，并且犯罪成本比较低。所以这个“受害者有罪论”实际上是对受害人的又一次伤害，对受害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凤凰网公益：很多未成年人被性侵后，甚至怀孕常常会有一种羞耻感，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告诉家长或老师，在这一点，你认为该从哪些方面改进？

孙雪梅：这实际上是一种观念——谈性色变，以及对性的羞耻化潜移默化影响了孩子，导致他们认为跟性相关的都是坏事。所以一旦遭受了伤害，他们不敢说，也不知道找谁去求助。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自信心的问题。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环境的营造，从更大的面来说，是文化重构的问题。如果未来性教育普及了，不再只是在骂人的时候谈到和性器官相关的词，那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大家都可以科学看待的现象。

凤凰网公益：对不同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来说，哪些性知识是他们应该了解的？个人和社会该做出哪些事情，让伤害更少地发生？

孙雪梅：比如在幼儿园之前，我们需要知道隐私部位，哪些地方不能随便让人碰。家长如果能教的话，可以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生殖器官的名称。然后带孩子知道一些跟性有关的知识，比如身体的发育。其实性教育、性知识是逐步讲授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阶段告诉他们对应的答案就好。如果幼儿园阶段没有告诉他们身体器官的名称，到小学阶段就一定要告诉，不仅仅让孩子知道这是科学，更重要的是如果万一受到伤害的话，他们也知道怎么去描述。

其次，性教育更重要的作用还不仅是在预防伤害上，更有利于树立孩子们健康积极的性价值观。对于有正确性价值观的孩子，不仅会预防伤害，还可以坦然面对自己身体和心理发生的一些变化，及时解除自己的困惑，同时也会更加尊重别人的身体和别人的成长。甚至成年以后，他也会在比如避孕等方面，更加尊重对方。

凤凰网公益：若伤害已经发生，我们该如何让他们从过往的伤痛中走出来？

孙雪梅：首先家长不能打骂孩子、不能责怪孩子，而是要给他一个他认为可信的环境。然后是及时地报警，并且肯定要寻求司法部门的帮助。这个孩子以及他的家人都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像这次新闻事件中的女孩小梦，又生了小孩，这个小孩的妥善处置对她来说也很重要。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施害人，他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因为对坏人的惩罚，本身就是受害者心理治愈的一个部分。后续就是给16岁的小梦提供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的轨道，不管是上学、正常生活，她需要基本的生活保障。但这些在我们现有的机制、体制里面还是比较缺乏的，所以真的需要尽快建立。同时我们也呼吁孩子身边的人，以及我们的社会大众，不要对性侵的受害人指指点点，这样不仅会加重孩子的羞耻感，也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

凤凰网公益：该事件也属于“非意愿妊娠”的一种，很多机构正积极呼吁预防非意愿妊娠，你认为这一倡导会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及意义？

孙雪梅：非意愿妊娠指的是怀孕发生在一个不打算要任何或更多孩子的女性身上的怀孕，或者是不合时宜的，比预期发生的要早的怀孕。在这个事件中，小梦是被强迫的，它属于性侵，那就是非意愿怀孕的一种情形。所以从这一件事情上来说，呼吁预防非意愿妊娠，实际上是也在呼吁预防性暴力。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全球几乎一半的妊娠都是非意愿的，妇女和女童一旦被剥夺了选择是否怀孕的机会，她们可以获得的其他机会就会骤减。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提到，2030年要将全球孕产妇每10万例活产的死亡率降至70人以下。因此，非意愿妊娠不止是个体问题，不止是女性问题，它关乎个人的健康、教育和未来，并影响整个卫生系统、劳动力和社会。同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对非意愿妊娠的干预、预防显得尤为重要、更为重要。

凤凰网公益：为了预防未成年人被性侵，社会各方应该怎么做？

孙雪梅：其实为了预防未成年人被性侵，我国的最高检、全国妇联、民政等多个部委一直都在采取行动。近年来法律也有比较大的改进，尤其是在去年性教育还写入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此前最高检还给教育部也发过“一号检察建议”，要求建立预防儿童性侵的机制，在学校里要开展防性侵的教育，但是从法律法规的政策的出台，到真正的落地，确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距离。

“女童保护”作为公益组织，未来也会做好相应的补充，我们会继续开展防性侵教育和性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向落后地区倾斜。截至2022年3月底，“女童保护”在全国31个省份累计考核通过志愿者讲师1万余人，面对面向逾610万名儿童、70万家长上防性侵课程；线上课程覆盖数千万人。2018年推出“拥抱青春期”性教育课程，至2022年3月底面对面覆盖近15万名青春期学生。但对于全国2亿多的未成年人来说是杯水车薪，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还需要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都采取更多的行动，当然也需要媒体扩大传播，让全社会的人不再谈性色变，并把儿童保护当成“人人皆需要做出行动”的一件事情，这个社会才会有更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