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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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新路径

在民政部指导下,2022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于5月20日在线上举行。本届峰会以“数字新公益”为主题,全面聚焦技术推动公益发展,共商数字时代下的公益新使命,共创技术公益新生态。作为本次峰会的分论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探索”论坛在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指导下,由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承办,汇聚多方专家学者共同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展开探讨。本次分论坛上,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特聘研究员唐昊教授代表学院课题组分享近期的研究成果——《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来自深圳的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民政部原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白洪春对该分论坛给予高度的评价与期许。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黄浩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马庆钰,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罗文恩发表主题演讲。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饶锦兴、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军及香港赛马会慈善及社区事务执行总监张亮在圆桌论坛共同探讨粤港社会组织交流合作议题。

图: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白洪春致辞

社会组织进入“提质增效”阶段面临的挑战

根据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课题组对2008至2021年社会组织发展数据所进行的研究整理,课题组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增长速度放缓,其发展正式步入“提质增效”阶段。同时相关数据也表明,中国第三产业已超GDP的50%,“中央部署-社会共识形成-技能产业链条”将是一条社会创新的事业链。

社会组织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扩展社会服务供给、推动慈善公益落地、弥补市场不足和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以深圳为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仍不完备、政府经费支持路径与经费结构有待优化、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平台尚未健全,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环境尚待优化;而社会组织内部,工作人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尚需提升,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不够规范、治理架构有待完善,社会组织资源渠道较为单一,未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网络。对于社会组织在此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马庆钰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支持偏弱而管控偏强、自主偏弱而干预偏强、社会化偏弱而行政化偏强。

图: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特聘研究员唐昊教授发布研究成果《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来自深圳的经验》

课题组认为,现代社会治理网络,实际是一个生态系统,系统中各部门的自治运转构成了整个系统自动运转的基础。这个网络应以差异性分工为基础,以关系的均衡和平等为内容,以政治观点的共同分享为目的,以技能知识的互补为支撑。

孙伟林表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不是社会组织单方面可以做到的,需要较为完备的、可操作的政策,需要好的社会环境,需要相对完善的组织和行动系统,需要骨干力量等等。白洪春指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深圳在降速提质的大背景下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包括完善综合监管体系,构建社会组织协商体系,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市场治理,提升市场活力,提升专业服务,补足治理短板,整合资金资源,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中心下沉等。这些举措在实践中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提升了地方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们在研究社会组织功能这个核心要素的时候,要考虑社会组织如何匹配国家的战略,只有匹配国家的战略,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黄浩明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当中,数字治理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怎样有效地利用区块链技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元宇宙技术、利用大数据等等不仅是技术的应用,也是使协同成为可能的载体。“只有有效协同才能够助力治理现代化。现阶段有效协同就是要解决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政社合作是关键,而政社合作当中最核心、最需要理清、需要解决的是党社关系的合理性。”对此,马庆钰强调:一是基层党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当中,要确保社会组织的法人主体地位、支持社会组织法人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避免以党代社、以党代责、党社不分;二是要研究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决策和治理的尺度以及恰当的形式;三是要研究制定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新框架,既要保证党的领导,又保证社会组织法人地位,既要有党组织的法人,又要有社会组织的活力,既要有党的政治保障作用,又确保法人的法律责任不偏移。

在关于政社关系的探索中,罗文恩表示,还要打破数据壁垒。“比如说流浪人员,政府可能收容了一些流浪人员,怎么转介给社会组织,需要打通数据,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社会治理现代化从技术层面来看,我认为数字化、专业化、精细化是三大方向。” 罗文恩认为,社会组织推动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有三:第一是要大力培养专业型社会组织或职业型的人才,通过数字赋能,提升社会组织服务效率;第二是智慧城市,在物理建筑信息模块当中,把社会治理的信息加载进去,提高社会组织的具体效能;第三是要打破数据壁垒,如不涉及敏感数据,政府部门也可以和社会组织进行共享。

社会组织数字化管理的发展需求

图:粤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经验分享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经常通过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呈现出来,尤其是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是对全球治理、城市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考验和洗礼。” 饶锦兴表示。

作为社会组织的一次大考,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各领域各单位都有了进一步的反思。“在抗疫中,我们社会组织的专业属性、专业服务要更加凸显出来,而不总是发物资、做核酸检测志愿者。社工机构的优势也不是单纯的做志愿者,而是直接面对需要服务的人士,提供社会工作方面的力量。”此外,胡小军认为,社会组织还要加强自身平台的搭建,机制化地融入到应急管理体系中。

身处香港的张亮,在此次抗疫中,对数字化手段用于社会问题解决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心理健康,很多人认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比较严重,但以香港为例,实际是老人自杀率在各种年龄段里面是最高的。”张亮认为,及时和透明的数据分享能更有效的分配社会资源。张亮认为,数据的不透明、不及时、不分享,会造成有心、有能力的志愿者、社会组织发力不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如果我们能够实时分享到透明的数字信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引导不同的社会组织投入相应的工作中,凭借前期对数据的掌握,可以使社会问题处理得更加稳妥。”

“社会组织数字化管理问题,既是一种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框架。”透过此次抗疫,饶锦兴认为,社会组织要有不同类型的专业化分工,要推动基金会和下游服务机构的关系,找到一种与政府购买服务不一样的支援路径。还要推动社会组织下基层,把各种资源,包括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做有效的整合,“而不只是把各种形态的组织都同质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