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半数受访者不了解如何应对性侵儿童事件,代表呼吁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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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半数受访者不了解如何应对性侵儿童事件,代表呼吁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3月2日,“女童保护”2022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次座谈会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与凤凰网公益联合主办,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作为支持单位。

本次座谈会以线下演播室和外地进京代表委员线上研讨的方式进行,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未保办、最高检、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儿童保护专家,共同探讨“儿童防性侵”话题,共同推动解决问题。

座谈会现场发布了《“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超过半数(50.88%)的受访者生活周边发生过、或听说过身边儿童遭遇性侵害。但所有受访者中,只有10.55%的受访者表示假如遇到性侵儿童事件,非常了解应该如何处理;24.66%的人则认为自己比较了解;过半数的人只是知道一点,占比50.14%;而有14.65%的人认为自己不知道在遇到儿童遭遇性侵害后该怎么办。 总体来看,64.79%的人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

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监察委、教育部等九部委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所谓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及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正在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的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的制度。2021年6月新修订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强制报告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当前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存在哪些困境?在实践中,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存在哪些难点?由最高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目前进展如何让?在“全面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与挑战”圆桌论坛环节,各嘉宾纷纷从各自领域提出了专业的建议,为防性侵机制的建立献计献策。

超半数受访者不了解如何应对性侵儿童事件,代表呼吁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一直心系乡村发展与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难题,了解农村地区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状况。在长期观察中,他发现在农村实行强制报告制度比城市里面难很多。“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爷爷奶奶并不了解强制报告制度。”因此,赵皖平建议应该花更多的力量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增强宣传教育和普法力度,并保证相关物资充足。今年,他将继续落实儿童保护,关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同时他也呼吁相关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能给深入一线,助力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

去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下文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介绍,”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天生制度的不足之处。”一方面,强制报告的主体还不够具体,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当中,具体的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义务人的范围不清晰,对于报告主体的信息保密和安全保护的措施未予以明确。另一方面,强制报告制度缺乏刚性的约束,对于违反强制报告义务责任的追究也面临着规范缺失的困境。同时,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新型案件,例如通过网络社交工具实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关注不足。方燕建议,对具体报告义务人的范围和要求做出明确的划分,建立报告人隐私保护制度与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约束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从最高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出发,呼吁各级学校重视配合法治副校长工作,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应形成法治合力,重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地。

家庭对女童的性教育性保护是第一道屏障,学校应当借助家校联系的便利与密切,通过专题讲座,法治讲座等方式宣贯强化家长的引导对女童性保护的重要作用,“从难以启齿性教育,到会表达,引导女童的性保护意识,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也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必然。”关于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具有的优势及意义,朱列玉表示,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可以对潜在的有犯罪动机的人产生威慑作用,也加强了家校在女童保护方面的专业性,对侵害未成年犯罪案件发生后的刑事控告及强制报告、证据固定、第一时间制定和实施紧急预案等都有好处。

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与其他两位委员联名提出了“关于加强我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提案”。她发现,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实施性侵害的犯罪行为已经十分常见,“我们不希望网络成为法外之地。但现行立法怎么做到在网上仍然有力量,这也是给我们立法者一个挑战。”刘红宇表示。

她认为,关于女童保护在实践与挑战中间应该是全社会的事,在学校、家长之外,网络平台也有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现代社会给了我们一个新天地,我们立法、司法、执法应该适应这方面的新天地。”

针对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区域发展不均衡现状,国务院未保办去年开展了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工作。希望通过先行先试作用,在地方试点建立经验,并逐步推广到全国。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李晨介绍,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去年正式实施之后,各地都依托12345开通了未保热线。社会大众可以拨打该热线报告孩子受侵害的情况,同时如果孩子不愿意告诉别人,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反映相关的情况。李晨还透露,下一步将会设立督察专员,对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进行督察督办和问责。

今年,最高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第二办案组组长李薇也介绍了该行动目前的实施情况,从目前数据看,2020年5月以来,在检察机关办理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当中,通过强制报告发现的案件已经有1600多件,比2018年同比增长4倍多,少数民族地区还开发了双语的强制报告程序。李薇透露,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深化案件倒查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例如开通12309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专门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以平台力量推动对受害人的救助与保护。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王有银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在具体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的难点。第一,目前法律的出台还没有上升到行动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层面。第二,在显性的侵害报告外,法律还没有对疑似侵害进行明确界定。第三,具有强制报告义务的相关的部门水平参差不齐,难以保证儿童不再受到二次侵害。对此,王有银呼吁要保护报告人的监督权利,同时也应将儿童保护与青春期教育问题提高到全社会层面上来。

进行儿童防性侵教育宣传和普及九年,“女童保护”在线上与线下的科普过程中对于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也有许多切实地体会。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女童保护基金管委会委员、《中国报道》执行主编徐豪发现,目前还有许多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并不了解强制报告制度,“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普法教育让大众知道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女童保护”来说,我们这几年积极地在向性侵防控的中后端介入,我们也希望推出像法律援助、心理干预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徐豪表示,在强制报告制度方面,未来会充分利用志愿者的优势配合相关部门做普法教育。进一步的做好“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教育的普及,并利用“女童保护”进校园、进社区、进村落等传播的优势,联合更多的机构来广泛地宣传落实、推进强制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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