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溺亡：我国抑郁症就诊率不足20%

“我国抑郁症就诊率不到20%。” 今天，由央视新闻发布的一条微博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中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6.8%，12个月患病率为3.6%。照此计算，超过9500万中国人一生当中得过抑郁症。9500万的病患总数和不足20%的就诊率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数字具象化背后，是一个个还在水面下的人。而这场无声溺亡的背后，是社会与患者共同完成的谋杀。

抑郁症是一种具有高患病率、高自杀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的特点，涉及个体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躯体功能，伴有躯体症状，严重者常有自杀念头和行为。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少年压力增加，抑郁症的发生率逐渐增加。当前，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舆论的围堵与自身的迷茫伴包裹着每一个抑郁症患者，成为一张逃不开的网。

原来我得了这种病

最初发病时她以为只是肢体出问题。两年多的时间里，王朗道几乎每天都经历着越来越剧烈的疼痛，挂号，看病，检查。一系列流程下来，还是没有结果。“又来了，又来了”每一次疼痛袭来的时候，她都无措又痛苦。这些状况出现得毫无缘由，却把她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直到2019年的11月她去北京市安定医院就诊，医生判断，这是重度抑郁症症状，而且可能持续了很久。她这时才意识到，原来我得了这种病。

这样的迷茫几乎在每一个抑郁症患者身上都存在过，由于抑郁症症状繁多，每个患者实际上表现出来的症状会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因此抑郁症患者对病情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将导致了就诊率的低下。

针对抑郁症就诊率低的影响因素，吉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赵雪飞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是公众对于抑郁症的识别率低，患者误以为抑郁症只是一种心理反应，以致就诊的不及时。二是公众对于抑郁症的误解与歧视，使患者羞于承认，并掩盖病情，延误治疗。”

如果及时使用“9条目简易患者健康问卷（PHQ-9）、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Beck抑郁问卷（BDI）、快速抑郁症症状自评问卷（QIDS-SR）”等自评量表，对于早期筛查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遗憾的是，由于抑郁症的科普困境，大多数抑郁症潜在患者丢掉了早早预判的机会。

误解多于理解

类似“人间不值得”、“网抑云”、“破防”这样的丧文化逐渐成为青年亚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缩影，而丧文化的流行却在无形中消解着抑郁症本身的严肃性。或许抑郁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已经成为像感冒一样的流行病。

每当抑郁症出现在公众视野，往往都伴随着许多并不友好的声音：

有人调侃“抑郁症患者最多的地方，就是互联网。”

有人批评“他肯定是内心不够强大，心眼儿小，所以才得抑郁症。”

有人看似关怀“抑郁症并不可怕，你看开一点就好啦。”

抑郁症被网络的过度消费，加深了抑郁症的污名化，而这背后的承担者，是一个个抑郁症患者。

社会偏见，公众歧视，如果些只是抑郁症患者走独木桥的负累，那么家庭的的误解就是一根致命的稻草。

2017年，任可确诊重度抑郁症，而当她过年回到老家，父母看到她的病历单后，却给出了一种极端的反应。“他们是以我为耻的，甚至觉得有我这样的女儿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耻辱”在任可的回忆里，那一年的冬天早就模糊不清，可这样的话语却没被时间一起带走。

任可并不是个例，一个九岁男孩自杀后重度昏迷被送医抢救，最终因多器官衰竭而死。昏迷期间他醒过一次，只说了一句“我太累了。”

他们的遭遇与挣扎只是抑郁症患者所经历的冰山一角。这背后是中国无数家庭在面对抑郁问题的迷茫与无措。抑郁往往不是一个人的病，而是一个家庭的病。抑郁症大多数时候被认为是精神病，而伴随着这种误解的，是家人认为你不光彩，社会认为你不正常。抑郁症患者都渴望理解，却在这样的话语伤害中一次次失望。

需要有人在路上

众多的偏见与迷茫都建立在对抑郁症的误解之上，不论从科学角度还是病理角度，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而如何纠偏，是患者与社会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如何提高抑郁症的普及度，促进社会舆论的改变与发展。需要物质与制度的双重推进。

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中每年为辖区老年人开展精神健康筛查；对高压职业人群制定·心理健康援助计划，开展心理健康等一系列服务。《方案》的推行为抑郁症患者的防治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2021年10月14日至19日，央视新闻将推出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多角度呈现对抗抑郁最可执行的路径和方法。

这样的普及与改变之路正一步步越走越远。

除此之外，消除误解，学会包容更是每一个个体都要学会的必修课。帮助抑郁症患者，需要有人始终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