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如何让古老农耕文明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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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如何让古老农耕文明赋能乡村振兴

2021年09月28日 19:03:14
来源:新京报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佳县古枣园。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无论是那棵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红枣树,还是那些鱼戏于稻的金黄河湾,抑或是那些堪称大地雕刻艺术的山地梯田,对于生活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人们来说,丰收不仅是一轮春种秋收的归仓,还是悠久年月投来的荣光。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但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的闵庆文认为,现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国内许多人的认知里,仍仅停留在传统农业生产或历史文化遗存的层面,缺乏系统性认识与多元化考量。在年轻劳动力流出、空心化程度加剧的环境下,我们应怎样看待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古老的农耕文明能否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的生机?为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闵庆文。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闵庆文。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翻译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新京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由“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翻译过来的,但这组词并没有“culture”这个单词,翻译成这样的中文名称,基于学者们怎样的考虑?

闵庆文:目前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在科技文献和有关新闻报道中有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名称,甚至有人认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只不过是国内一些学者想当然的误译”。

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词汇的来源。这一词汇最早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提出的,最初的英文是“Globally-important Ingeni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写为“GIAHS”,当时中文翻译为“全球重要的农业遗产系统”。考虑到这一概念的完整内涵、“Ingenious”的含义及中文表达的习惯,我们将中文修改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加了“文化”,一方面是因为“Ingenious”有“独创性的、精巧的”含义,二是正如GIAHS概念提出者、联合国粮农组织原官员Parviz KoohafKan先生所解释的那样,“Agriculture”本身就是“culture”的一种。2008年后,“Globally-important Ingeni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改为了“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写依然为“GIAHS”。

日本将GIAHS译为“世界农业遗产”,我们有时也将其简称为“世界农业遗产”,但我认为还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更好些。因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融经济、生态、技术、文化、景观于一体的“活态”遗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遗址、遗迹或遗存。

相比文化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什么特性

新京报:从名称上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遗产、文化遗产有重叠、相似的部分,其自身的特点是什么?

闵庆文:前面说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全球重要性,融经济、生态、技术、文化、景观于一体的“活态”遗产。与农业遗址等不同,如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高地省的库克早期农业遗址,因其见证了7000多年前人类由植物采集向耕种转变的技术跨越,2008年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果非要对比,更接近(农业类型的)文化景观,例如位于我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哈尼梯田”,2010年以“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名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以“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名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包括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重特征的“系统性遗产”,具有活态性、动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可持续性和濒危性等典型特征。其中活态性就表现为,这类遗产必须是有人参与、至今仍在使用而且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农业生产系统,其直接的农产品和间接的生态与文化服务依然是农民生计保障和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将FAO关于GIAHS的定义翻译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定义也可以看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而不只是这一系统的某一个“要素”,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处于什么水平

新京报:您从2005年,就开始参与这一工作并持续至今,见证并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业从艰难起步到稳定发展的完整过程,并对其中的各种缘由有所了解,现在,中国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利用、传承方面,处于怎样的水平?

闵庆文:中国是GIAHS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成功实践者、主要贡献者,发掘与保护工作及相关的科学研究总体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从发掘与保护工作来看,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后不久,中国就给予积极响应,经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和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的共同努力,2005年成功地将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推荐为国内第一个、世界第一批保护试点,截至目前已有15个项目被认定,占全世界62个项目的近四分之一,数量位居各国之首;青田农民金岳品因其在保护与利用中的成绩,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2014年,原农业部成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工作交流会”机制,并与FAO合作举办“‘南南合作’框架下GIAHS高级别培训班”;2015年原农业部发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发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工作自2016年起一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并写入2021年6月起实施的《乡村振兴促进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及推动农业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应于发掘与保护工作,我们的科学研究也已走在了世界前列。来自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农业管理、农业历史、乡村文化、乡村旅游等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围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涵、功能与价值、相关政策与体制机制建设、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途径、申报与管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有效支撑了发掘与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团队。2013年发起成立了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ERAHS),已成为最成功的区域性学术交流平台;2014年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成立,搭建了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陆续招收以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为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

需要更加重视申报工作

新京报:您曾先后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咨询小组成员,现在还是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主任委员,现在我国又处于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推进的重要阶段。您认为我国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闵庆文:201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列为常规性工作,标志着这一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国家越来越多,粮农组织的评定也越来越规范。尽管我们的项目数一直领先,但和我们悠久的农业发展历史、众多的农业生产类型、丰富的农业技术与文化相比,我们的数量并不占优势,例如日本有11项、韩国有5项,而且他们对于申报工作非常重视。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和有关部门领导,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一个很好的申报书和保护与发展规划,需要来自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管理科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专家共同努力,深入发掘农业文化遗产的深厚价值和突出特点,并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文化旅游、发展改革以及财政、科技教育等相关部门一起,制定能够真正融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乡村文化传承的可落地、可检查的保护与发展规划。严格来说,目前许多承担申报与保护工作技术支撑的团队,专业面还比较单一,造成有些文本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不够,重点价值和突出特点不明确。一些地方的主要领导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仅认为是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很多方面难以协调,规划难以落地,即使一些申报成功的地方,也没有发挥好这一世界品牌的潜在优势和巨大价值。

我曾多次呼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材料的编写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专业队伍支持,且因涉及的范围较广,这支队伍应由多学科专家组成;在申报材料的编写过程中,专家队伍不仅要重视格式的规范,还要重视内容的科学和严谨,需要开展扎实的基础性调查和专题性研究;在规划编写过程中要注意“利益相关方参与性”,包括不同管理部门、遗产地居民、相关企业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参与,注意与地方发展规划的融合,以确保整体方案的可操作性、可检查性。

在多功能性中赋能区域发展

新京报:听了您的阐述,我们明白了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是集农业经济、生态环境、生产技术、历史文化、乡村景观等要素的复杂系统,它是否能在一些劳动力外流、产业缺乏的乡村地区,创造经济效益?

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在其多功能价值认识基础上的多功能农业发展,包括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生产、可持续旅游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等,还需要建立以生态与文化保护补偿为核心的政策激励机制。

认识到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性非常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除了能直接提供农产品外,还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稳定、传统文化传承、休闲康养等功能。应当着重开发“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和以区域生态和文化为资源基础的文化休闲产业,并注意借鉴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建立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生物资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科普与研学产业、健康与养生业为主要内容的“多业并举”的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机制。

比方说,对于佳县古枣园的保护与利用,我认为就不能只将视野投放于那36亩枣园,不能只注重红枣的产量和口味,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中传承、发展,将枣园与周围的山坡、寺院、河流、民居等进行一起考虑,将这些元素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既有历史、文化又具有产业效益和生态安全保障的复合系统,才更有利于古枣园的保护和利用。这需要当地部门联动,并发挥当地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的作用,深入发掘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文化的潜力,在提升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旅游开发水平方面下功夫,并帮助居民提高手工技艺水平和保护自然景观原生态面貌的意识。

新京报:记者在走访一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发现,一些遗产地只剩下老人在留守,年轻人不愿意留下,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要怎样突破代际传承的瓶颈?

闵庆文:我认为,城镇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未来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还会减少,但如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产业发展好了,会有一些“新农人”主动留在本村或从城市走向乡村。实际上,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工作,也应放在区域发展的视角中去进行。世界上做得比较好的遗产地,都是通过提升周边多元生态、制造大量就业机会,来吸引和鼓励年轻人从城市返回农村的,这样既能鼓励人们重返故乡积极从事现代农业活动,还能维持当地遗产系统的稳定。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编辑 唐峥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