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位老人登记捐献遗体：走了，也算没有白白离开

在合肥市邮电新村小区里，38位老人进行了遗体捐献志愿登记，其中年龄最大的93岁，年龄最小的50岁，还有8对夫妻。

几位签署了捐献协议的老人们商量着，要让大家了解“捐遗体不是伤风败俗，而是真的对医学有帮助！”

他们从身边的老同事开始宣传：“哎，你听说过遗体捐献吗？可以捐遗体，还可以只捐器官，一个人的眼角膜可以救三、四个盲人呢。”常常老人们和邻里闲聊，说着说着就扯到了遗体捐献上。“搞得我们几个跟传销一样。”

有人打趣他们：“人还活着呢，老说遗体干嘛？”也有人说：“说人死了，魂还在，怎么能让人动刀。”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老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登记了志愿遗体捐献。

有人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点用”，有人则是受够了病痛折磨，希望“后人少遭点罪”，这群老人选择了遗体器官捐赠。或用于器官移植而救活垂死的病人，或用于医学解剖事业为疑难杂症的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遗体器官捐赠者们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延续着。

/“捐了，就不会有人受这些苦了”/

12年前，63岁的朱秀芳就决定在自己和丈夫陈清秀去世后捐献两人的遗体——为了寻找丈夫患病的原因，也为了更多人不再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

朱秀芳的两个女儿无法接受，她们激烈争吵，哭了整整两天。僵持了一周，女儿们让步了，求母亲“只捐眼角膜行不行？”但朱秀芳很固执：“不行，必须全部捐掉。”在女儿们在家属同意栏里签字后，为了防止她们改变主意，朱秀芳和丈夫特意写下两封遗书，夹在了遗体捐献申请表里。

“我逝世后愿将自己的遗体（器官）无偿地捐献给祖国医学事业，使人类医学事业得以进步。为我国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提高疾病防治能力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陈清秀的遗嘱。图源新京报）

2007年，老年痴呆症毫无征兆地找上了陈清秀。先是记性越来越差，脾气也变得古怪，动不动就摔东西，再是需要人贴身照顾，直至最后躺在病床上完全失去意识，口水顺着嘴角流下也毫无知觉。

朱秀芳查阅了许多医学论文，又买了厚厚的医学书籍，但所有资料都告诉她——老年痴呆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也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科学家通过遗体解剖发现，许多老年痴呆病人大脑中有Abeta沉淀的粥样。”一本书籍的最后一段话，却突然戳中了朱秀芬，“遗体解剖可以帮助医学研究尚未攻克的疾病。”

就这样，遗体捐赠的念头在朱秀芬的心里悄然生根发芽。

她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一遍遍地琢磨，“人死后，到底是怎么解剖的？”“解剖完，真能研究出老年痴呆的病因吗？”“或许他捐了遗体，医生就能研究出人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了。”

她选择在丈夫意识清楚的时刻询问：“你想不想捐遗体，捐了的话，以后就不会有人像你一样，受这些苦了。”又说：“不用怕，我也和你一起捐。”

陈清秀静静地盯着她的眼睛，半晌，点了点头，语气轻快地说：“可以啊。”

（朱秀芳。图源新京报）

7年间，看着病床上的丈夫一天天失去意识，朱秀芳独自消化着所有情绪。而签好的遗体捐献申请表则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用“他走了，也算没有白白离开”这样的话，强撑着自己。

如今，丈夫已经离世多年，朱秀芳不确定女儿是否真的原谅了她的决定，也没有去问丈夫的遗体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器官和眼角膜又救了几个人，“捐了就捐了，不要问那么多，给人添麻烦。”

但她坚信：“这个世界上总归有人因为他，继续活着吧”。

/“他们的价值不亚于烈士”/

2020年3月6日凌晨，夏艳文在火神山医院重症监护室去世后，成为了火神山医院第一个主动捐献遗体的新冠肺炎患者。

由于当时我国有关患有烈性传染病的遗体捐献程序尚不完善，夏艳文的外孙女吴尚哲手写了一份志愿捐献说明，“握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这是外婆生前的愿望。”母亲告诉吴尚哲，很早的时候，外公外婆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人体器官捐献的报道，两个人偷偷到医院去登记，打算去世后捐献器官。

（吴尚哲与外婆夏艳文。图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常规捐献中，一个人的器官最多可以救几个人，而在烈性传染病流行时期，捐献遗体的科研成果可能拯救无数人的生命，价值不亚于烈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主任刘良教授说：“医生和病毒在打仗，如果不进行遗体解剖，意味着这个俘虏可能我们永远抓不回来，基本上是盲打。”

但现实中，这群“烈士”们的家属依然面临着质疑。

外婆的遗体捐献后，吴尚哲在微博收到许多祝愿和支持，但也收到一些私信谩骂，“说我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遗体都捐了。”

经历同样遭遇的，还有捐出父亲遗体的蔡雅卿。她的父亲蔡德润去世后，也在火神山医院捐献了遗体。“不孝！”“为什么要捐呢？不多此一举不就没事了。”“你把你爸的遗体‘卖了’？拿了多少钱？”她从来没想过会收到亲人们这样的指责，一些亲人甚至与她们母女断绝往来。

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死后转世轮回”等传统的观念的支配下，许多中国人无法接受死后遗体因器官移植残缺或因解剖而被破坏，这让遗体器官捐献的行为在社会范围内依然不被广泛地接受。

/“我妈妈是英雄”/

幸运的是，我国遗体器官捐献的规模正在慢慢扩大。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我国2020年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首次破百万，是前8年的总和。截止今年4月，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315万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3万余例，捐献器官9.9万余个，成功挽救了近10万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但尽管如此，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每年我国约有30万人在移植等待的名单中，仅有1万多人能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供需比例为1：30。而用于医学科研事业的遗体数量则更加缺乏。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表示，虽然我国器官捐献的绝对值已达到全球第二，但相对值依旧很低，只有百万分之四到五的捐赠率。而欧洲、美国的捐献率已达百万分之三十到四十。

近年来，我国人体器官与遗体捐赠系统正在逐渐完善。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国家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核心政策》，所捐献的器官均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这一系统能够摒除人为干预，以患者医疗状况的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医学需求作为唯一分配准则，确保器官捐献与移植透明、公正和可溯源性。

（原有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流程，图源丁香医生）

而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遗体器官捐献的行列。

现在，吴尚哲也成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她在捐献内容一栏中勾选了包括“角膜、细胞组织、器官、大体（遗体）”在内的全部选项。她也看到更多人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有人私信询问她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方式；她的一位朋友得知她外婆的事迹，马上也登记了人体器官捐献。

（感谢信。图源中国青年报）

当吴尚哲的妈妈收到来自武汉火山神医院的遗体捐献感谢信，她开心极了。“就像一个孩子，可以骄傲地说‘我妈妈是英雄’，算是一种精神告慰。”吴尚哲说。

信里写着：“感谢您及家人无私捐献逝者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为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出突出贡献。对您及家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正是由于有你们的奉献行动，医学事业才得以推动进步和发展。谨向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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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部分内容来源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中国新闻网，央视新闻，新华视点，经济参考报

微信编辑：庄晨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