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平行世界的三孩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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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平行世界的三孩母亲

文| 朱德瑛

“怎么不早点来呢,兴许我还能拿个奖励。”第一时间得知政策放开,周惟彦有点“郁闷”,接连两次,自己的节奏总是踩得快了点儿。

“三孩拼起来”“再生真要疯了”“二孩都养不起,咋生老三”“生了会有啥补贴”5月31日,三孩生育政策一出,周惟彦的微信消息提醒就没停过,十几个妈妈群里炸了锅,甚至还有人发起#同意群主生三孩#的话题接龙,氛围比往常更加热闹。相比群里大部分女性而言,周惟彦已经提前进入到三孩状态。

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走起路来脚步带风。在周惟彦身上,被贴过很多标签:“慈善家”“企业家”“工作狂”等。从去年开始,“三孩妈妈”盖过了其他称谓,成了她最显眼的注解。“生娃这件事,归根结底是每个家庭自己的事情。我觉得不只要放开三孩,而是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周惟彦说。

细碎的生活场景,切割了诸如周惟彦等三孩妈妈的时间画像,来自四面八方的“暴击”,也构筑了诸多愈战愈勇的日常。在成为三孩母亲的过程中,很多人在努力与周遭和解,同时也找到了全新的生活方式。

穿行在平行世界的三孩母亲

怀老三待产时期的周惟彦

怀老三待产时期的周惟彦

“我不是女强人”

20岁、10岁、2岁,三个孩子较大年龄差拉长了周惟彦的“战线”。“一胎懵懂,二胎玩命,三胎佛系。”生老二的难产境遇,让她自责至今。

2001年,大儿子亮亮出生,由于胎位不正,周惟彦只能选择刨腹产。当时的她25岁,是生育的最佳年龄,出任500强企业高管,工作体面稳定。和几乎所有第一次当妈妈的女性一样,四处学习生产和养育经验。

伴随几次工作变动,经历创业,2011年,周惟彦迎来了第二个孩子祥祥。彼时的她在壹基金担任执行主席。践行公益的原因,她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因此决定跳出工作场景,关闭手机“失联”一年,安心养胎育儿。

通常情况下,倘若第一个孩子剖宫产,第二个孩子也应如此,但为了给祥祥一个最好的开端,周惟彦冒着风险选择自然分娩。

周惟彦与出生不久的二儿子

周惟彦与出生不久的二儿子

生产当天,宫口开得很快,但开到俩指后就停了下来。持续的疼痛让她几次晕厥,恍惚间,一声叫喊充斥耳膜:“孩子好像没心跳了!”

当时是非上班时间,只有年轻的住院实习医生,展开紧急抢救之后,决定开刀,打了麻药,上了手术台,第一刀下去,“疼!”昏沉间,周惟彦感到一阵强烈的撕裂感,麻药没奏效,情急之下,麻醉师打了第二针。“如果能重新选,即便疼死,我都要咬牙挺过去。”

折腾近十二个小时,老二终于生了下来,可心跳停止和两次麻药却给这个小生命落下了不可逆转的后遗症。祥祥出生时,手指张开,没有自然的抓握状态,右腿没法动。直到现在,周惟彦一家都没有放弃对他的干预治疗,曾在一天内找过七个专家会诊。

历经六年,肉眼可见的问题基本解决,但二儿子的神经系统调控力依然较弱。“他对疼痛不敏感,神经控制能力较弱。七岁时,一次上体育课,他一直跑,不知道累,直到嘴唇发紫、恶心难受被送到保健室,才发现心跳快200,差点猝死。”周惟彦回忆。

阳光下踢球的祥祥

阳光下踢球的祥祥

“史无前例的忙。”2019年7月 ,老三喜宝出生后,43岁的周惟彦将生活模式自动调成了3倍速。

老大面临考试准备出国留学,国外大学和专业选择让她绞尽脑汁,多方咨询帮助权衡分析;老二临近期末考试,老师每天布置大量家庭作业,需要家长配合检查签字,时刻操心学习状态和健康问题;老三先天脾胃弱,需要营养调补,实时跟进各种辅食、按摩和早期教育。“完全跨越三个不同频道,每天被时间推着往前走。”

在囫囵生活里奔忙,周惟彦乐在其中,唯独有一次让她产生过“后悔”念头。

老三出生时,鉴于之前已有过两次经验,周惟彦和爱人没有特别准备。但作为43岁高龄产妇,在持续高强度工作和家庭照顾消耗下,她气血亏损严重,奶水质量不佳,从而导致喜宝出生后营养不良,随后又出现肛周囊肿,全家人24小时轮流监护,不休不眠一个多月,儿子才逐渐康复。

祥祥和刚出生的喜宝互动

祥祥和刚出生的喜宝互动

“医生说孩子太乖,饿了也不会哇哇哭,哼唧两下就睡了,所以大人不容易发现他没吃饱。我当时眼泪刷一下就掉了下来,特别揪心自责,生了他又没照顾好她,才让他吃了很多苦......”一贯急促的声音弱了下来,语气轻微颤抖。

“我并不是大家印象里的女强人,却是一个儿女心很重的人。”置身琐碎,即便时而风波汹涌,却仍能跳出圈限,坚定选择,“为了他们,我能豁出命。”周惟彦说。

与“不完美”和解

在同龄人中,像周惟彦这样,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非常少,“没有兄弟姐妹”成了她最大的遗憾,“爸妈从小极其严格,我经常感到孤独。”年少的经历延展了她成为母亲的果决,冥冥中,也拉近了她与公益的因缘。

祥祥出生后的第二年,周惟彦回归工作岗位,创办了国内最早倡导和支持社区0-3岁儿童及其家庭成长服务的公益组织——永真公益基金会,她希望二儿子身上无以挽回的伤害,不会在其他家庭重演。“我们秉承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普惠支持,拥有幸福的能力。”

周惟彦在儿童友好社区项目线下行走

周惟彦在儿童友好社区项目线下行走

事实也的确如此。两名主要员工加入团队前,夫妻感情不和,后来经过家庭教育理念熏染以及专家帮助后,修复了与先生的关系,并顺利生下宝宝。当她们决定离职回家做全职带娃妈妈时,周惟彦面临同时折损两员大将,但她依然支持员工的选择,“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人,工作上抠细节,但在我看来,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她们作为妈妈的权利、也是孩子的权利,一定要尊重。”

十年间,在周惟彦的带领下,永真公益基金会推动了基于社区的儿童普惠服务创新模式,并成为民政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规范》团体标准的牵头组织单位和唯一执行单位。

周惟彦与团队伙伴们一起

周惟彦与团队伙伴们一起

向光的地方,时而也会蔓生杂芜。

疫情期间,正赶上喜宝的哺乳期,周惟彦第一时间带领团队远程驰援武汉,发动所有人脉,全球四处购买口罩,联络捐赠;同时由于丈夫被困在外地,保姆阿姨在武汉也赶不回来,她不得不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再加上大儿子转校问题情绪低沉、老二顽劣需要管教、老三还未断奶,母亲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事情繁重交叠,将近三个月没有休息,高强度的节奏致使抑郁情绪攀升,“那段时间,整个人易怒狂躁,判断失常,满脸都写满狰狞。”周惟彦想不通,“我为谁活?凭什么是我?”

最后的一记重拳,来自父母的批判和不理解。“你怎么还会抑郁?”“就是想太多了!”一时间,委屈感倾泻,周惟彦觉得什么都做不好,最严重的时候,想过跳楼轻生,一了百了。

刚生完老二的周惟彦

刚生完老二的周惟彦

伴随状况逐渐恶化,丈夫想尽办法从外地赶回来,陪在周惟彦身边,悉心照料,调养身心,经过将近半年的隔离修养,她才算是熬了过来。“其实到最后,支撑我挺过来的,还是孩子和家庭。你必须将想要争取的那个所谓自我放下,有所牺牲,要认怂,承认自己可以不完美”。周惟彦说,“等走出负面情绪以后,你会发现,其实那些看似牺牲的抉择,反而是自我的大解脱和大成就。”

路过荆棘,周惟彦也在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自我。在她看来,应该是一种与自身、自然、与周围环境平衡的状态,是形成属于自己的小宇宙,将身心安顿好。

打破“鸡娃”捆绑

“养育三孩的账单有多高?”老三出生后,许多人向周惟彦抛出类似问题,而子女教育也是她平衡自身系统的重要部分。

“大部分家庭不想生三胎,我觉得很多是出于对生育成本考虑,经济基础占相当大比重。三孩政策出台后,少数家境极优质的家庭比较敢生,一般家庭更多要顾及到教育、健康等情况。”周惟彦说,“但经济条件并不是唯一限制,很多时候,还要考虑到体力和精力问题。”

大儿子亮亮在学校获奖

大儿子亮亮在学校获奖

在老大身上,周惟彦夫妻俩也曾陷入过焦虑。

由于聘用的保姆性格沉默寡言,夫妻俩平时工作较忙,疏于对大儿子的陪伴,亮亮直到两岁才会开口说话。随后又被周惟彦父母接到异地照顾,与她长期缺少互动,所以儿子一直和她保持着非常冷静的“朋友关系”,“亮亮之前很怕我,不怎么跟我交流。”直到老二、老三陆续出生,周惟彦才逐渐反思。

母子俩的关系转变起源于一场并校风波。

当时亮亮所在的学校因战略调整,临时被并到总部学校,校长、教师被迫离职,很多学生纷纷转校,之前建立的亲密关系突然被抽离,亮亮也一度陷入抑郁情绪里,“拒绝沟通,每天关在房间里,完全没有社交,也没有任何运动,胖了整整30斤。”校方也建议他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来上学。

周惟彦与老大一起处理工作

周惟彦与老大一起处理工作

周惟彦和爱人也曾想过让儿子去读牛津或剑桥,但考虑到儿子的情况,便决定为他换一所心仪的学校,于是四处搜索信息,帮着亮亮判断分析,与他一起讨论,经研究各种论坛,四处打电话咨询。“整个过程就是陪伴他、理解他,放慢节奏,去调整适应他的节奏,重新建立信任。那时候我才像一个所谓的‘北京海淀妈妈’,也算是把从前不太管他的‘债’给偿还了吧。”周惟彦玩笑似的说道。

母子间的亲密也在逐渐发酵。“从那时候起,我明白了妈妈会为了我战斗到最后一刻,并愿意始终和我一起,去守护我的选择和梦想。”亮亮回忆。

周惟彦爱人带着不到两岁的老二练习瑜伽

周惟彦爱人带着不到两岁的老二练习瑜伽

在三个儿子身上,当下的“鸡娃”焦虑并没有成为压在周惟彦心头上的“大山”。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我们对孩子上不上名校其实不那么介意,因为最后决定他的并不只是学历,还有他的性格、见识和人生方向。将来是做钳工也好,或是厨师也好,只要能够按照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足够养活自己,并对社会有益就足够,这样我和孩子们也会更自在。”

成为“母亲”

伴随“三孩”政策的实施,人们也更加关注相应的公共服务问题。据中国青年报对2004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超过94.6%的受访者期待完善针对三孩的公共政策。“目前仍有很多公共场所连哺乳室还没有。”

对周惟彦来说,“吸奶”这件事也构成了她职场生涯的“幸福”记忆。

生完亮亮后,不满一个月的时间,她就回到了工作岗位。20年前,周惟彦所在的互联网公司还未曾配置母婴室,每次胀奶,她就只能去厕所吸,有时候没位置,就找个犄角旮旯。之后再找快递,第一时间把奶送回家,每天往返2-3次,两套吸奶设备轮流换,持续4个月之久。“虽然有些辛苦,但每次一想到儿子小嘴吃得特香的样子,就觉得啥都值得了。”

周惟彦带孩子游玩

周惟彦带孩子游玩

除了建议母婴室等公共设施的普及之外,周惟彦还认为,三孩要面向更年轻的人群,一方面,学校层面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婚姻观,明确未来为人父母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要有效提高生殖医疗水平,在法定生育年龄,加强普及生殖健康教育。此外,与儿童相关的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升,包括儿科医生、教师、社会工作者等,加强其专业能力,尊重并关注儿童心理状态。在教育行业里,也应适度减少商业机构的比重,为亲子互动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三孩时代下的公共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社会环境、教育理念或是医疗技术水平等,都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周惟彦说。

三个儿子与外婆一起外出

三个儿子与外婆一起外出

在别人眼中,周惟彦做成了一名孝顺的女儿,也成为了三个孩子的榜样妈妈。她对“母亲”这一身份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母亲这个角色,是老天给予女性的一种先天本能,也正是因为有机会成为母亲,所以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才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个更好的可能。我们做妈妈的,不要将孩子当成另一个生命来挑战或是折磨你,其实他是为了成就你而来的。”

在周惟彦的朋友中,一位五孩儿妈妈正在着手准备要第六个,之前一直坚持丁克的朋友也在去年生了娃,“我想我应该不会再生四孩了。”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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