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一个人撑起一千个人的健康

在徐晓婵夫妇来到璜尖乡当驻村医生之前，这里已经连续两三年没有医生了。

“村民们要看病，得走很远的路到乡卫生院。从前也只有老村医，只能看一些简单的小病。”成为村医之后，徐晓婵在村里发现了很多非典型症状的重病患者。于是，她花两年的时间筛查村里的重病村民，并用自己不懈的“唠叨”让村民们培养健康意识。

7月，来自安徽合肥的85后医生夫妇徐晓婵，张建明结束了在休宁县璜尖乡两年的驻村生活，启程回城。

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和全国100多万乡村医生一样，凭一己之力支撑起一座乡村千百人的基本医疗健康保障工作。而在此之外，条件艰苦、物资缺乏、医患压力、体制困境……乡村医生肩上背负的，不仅仅是治病救人。

/村民终于学会了“健康”/

璜尖乡是安徽省最后一批通公路、通电、通电话的乡镇，位于皖浙两省交界处，常年云雾笼罩，山高路险，交通非常不便。

两年前，接到安徽省卫健委“百医驻村”行动的通知后，徐晓婵，张建明夫妇俩双双报了名。他们带着当时年仅7岁的女儿来到了休宁县璜尖乡，扛起了徐家村、清溪村1400多名百姓的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担。

（图源紫牛新闻）

驻村之初，村中已经几年没有医生，更别提完善的医疗信息体系。为了弄清楚全村人的健康情况，夫妻俩对村民进行了深入走访。他们很快发现，尽管当地的经济和教育逐步发展，但医疗健康事业始终停滞不前。

“徐家村里共有13户贫困户，均是因病致贫、返贫，而他们的病在当地卫生院几乎都无法解决。”为此，夫妻俩挨家挨户地筛查病患，并为他们建立了标准化的村卫生室和村民健康档案，一点点地帮助病患们痊愈。

夫妻俩发现，除了经济原因，健康意识淡薄也是一大问题。深山里的村民娱乐活动少，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惯较多，也喜欢吃腌制的食品。因此，徐晓婵建议村民调整饮食结构，吃一些清淡食物和预防药物。

起初，村民并不接受，甚至有些排斥：“不吃咸的食物，我们农民哪有力气下地干活？”“药品那么贵，谁又能吃得起！”

为了让村民接受自己的建议，徐晓婵鼓励大家到村卫生室免费量血压。经过测量，她发现清溪村600余名村民中有140多人都是高血压患者，“这个数字太高了，很不正常。后来只要碰到患有高血压的村民，我都会反复叮嘱他们合理饮食、按时吃药。”

（图源紫牛新闻）

听徐医生唠叨多了，村民们也逐渐学会如何保持健康的习惯，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村里吃药的人也逐渐变多了。徐晓婵很欣慰：“现在村里的高血压患者基本上都能合理饮食、按时吃药了！”

两年的时间里，徐晓婵夫妇把健康带给村民的同时，也早已把乡村当成了自己的家。“我感到自己已经是村里的人了……”离别当天，有的村民提着家里的土特产往车里扔，有的村民抱着三人痛哭流涕，还有村民专门请来当地民间乐团为他们送行。

锣鼓喧天中，徐晓婵一家也流下了眼泪。而徐医生顾不得擦脸上的泪水，反复叮嘱村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讲过的健康知识，治病不如防病，一定要合理饮食、按时吃药……”

/独臂的“光杆司令”/

长期坚守村医工作的生活，比许多人想象的要艰苦许多。伤痛和清贫是他们最熟悉的日常。

50岁的李彦是江西广昌县山下村卫生室的“光杆司令”，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27年，照顾着全村老老少少1600多人的健康。

他的左袖空空荡荡，那是一次上山砍柴被蛇咬伤，为保住性命付出的代价。但独臂的他依然用摩托车和药箱连接起整个村庄。他计算过，在这个村庄里，他骑过的摩托车报废了4辆，车轮驶过40余万公里。

在山区，石头和泥土铺就的山路晴天颠、雨天滑，单手骑摩托难以掌握平衡。除去小磕小碰，李彦大摔就有3次。第一次摔断了右手手腕骨；第二次摔断了一根肋骨；第三次连人带车掉进沟里，撞到脖子，昏迷了五六个小时，草药撒了一地，直到被路人救起。

但他说“只要还能动，就把摩托车一扔，走路过去”。

（图源冰点周刊）

在这样的条件下，李彦每个月只有1800元的固定收入。而在此之前，他唯一的收入是出诊费和药品差价，还要向上级主管部门缴纳费用。

出一次诊只赚四五十元，有时连给摩托车加油的钱都够不上。吊瓶一次要七八十元，农民得一次感冒要花费好几百元，他就给对方开中草药，几元就能搞定。遇上家里付不起的，他也摆摆手，让对方先把账记上，有钱再还。

最困难的时候，李彦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1000多元，只能勉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孩子的衣服只能捡别人家剩的穿，妻子想吃5元一斤的桂圆，也只能想想。

即便如此，李彦也以“城里”医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学习新技术和对病人的认真程度上，他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李彦不记得从何时开始，有人来看病，理直气壮地说“我都给你钱了，你还不帮我看好？”还有人质疑他“你会不会看？这个药是不是假的？”李彦感觉很无奈，但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忙着学习，哪儿有培训班，他都自费去进修，再把新技术带回村里。“不管这病治不治得了，我总要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20多年来，他几乎没离开过这个村庄，连远门也没出过几趟。他不是没想过去外面闯闯，但他摆了摆手：“这么多人找我看病，还是不好意思抛下。”

/“留下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乡村医生们在希冀着编制和薪资的突破。

2019年7月初，河南通许县朱砂镇36名村医集体辞职。辞职信中，他们的原因是“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到手的钱越来越少”以及“工资发放不到位，上级层层克扣，已经生活不能自理”。

两天后，通许县大岗李乡的28名村医签名的辞职报告流传网络，与朱砂镇村医辞职信的内容基本一致。不久后，又有“黑龙江哈尔滨依兰县63名村医集体辞职”的消息曝出，但依兰县官方称村医全部在岗，只是部分村医存在有工作情绪问题。

在黑龙江哈尔滨双城乡长期从事村医工作的李同强认为，公卫工作繁重、基药价格高影响看诊积极性、补助被克扣、收入下降、老无所养、不受重视，是乡村全科医生面临的共同困境。

“留在这个体制中只是很少一部分村医的选择，毕竟每年拿一点儿补助还是安稳的，但对于家庭所能起的支撑作用却是‘硬伤’。要么像老年村医，一个月给一两百块钱退休金。要么是技术能力强的乡村医生跳槽，优秀的村医越来越少。”

“要么，你等着成为乡镇卫生院的一员，被纳入到编制中。但我觉得，在自己‘出去’以前，是看不到这一天了。”李同强说。

（李同强和妻子在工作，图源南方人物周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一样，应当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村医在工资、社保、职称评定等方面享有稳定的保障。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除极少数地区（如江苏、内蒙的部分区域）外，村医既不算农民，也不属于乡卫生院，没有编制，没有身份，自然也没有养老保险。

近年来，为了解决乡村医生“没人愿意去”“去了留不住”的现象，湖南、广东、贵州等16个省份推动改革完善乡村医生职业资格制度，允许符合规定的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缩短求职时间，减少就业成本；多地也在不断完善健全乡村医生激励机制和补偿机制。

7月8日下午，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召开，国家卫健委、国务院医改小组、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部门负责人与会，明确了要全面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并且透露出要改善基层医务人员待遇。

乡村医疗健康体系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乡村医生的奉献和坚守。而他们在撑起一座乡村健康的同时，更需要撑起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家。

文章部分内容来源紫牛新闻，新华网，中国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慈善家杂志，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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