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障碍者会否体面入世，只能交由运气支配吗？

“这孩子我养。”

父母双亡的朱小登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6岁前跟着爷爷生活，可在这唯一的亲人去世后便成了孤儿。无人照料的他在残破的家里饿得瑟瑟发抖，当时年仅20岁的妇女主任唐粉英站了出来。

说到做到，朱小登与唐粉英一家自结下缘分后，一晃就是65年。如今唐粉英已85岁，朱小登71岁，看到母亲渐渐力不从心，唐粉英的儿子朱登明辞去了外地的工作回到家中，续守起曾经的诺言。村里人都说，是唐粉英一家给了朱小登第二次生命。

“我来给他养老送终”

走进泰州医药高新区野徐镇唐家社区，唐粉英家的老式平房内充满着欢声笑语。

当年作为妇女主任的唐粉英对朱小登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一得空，就会去朱小登家转转，能帮则帮。可在朱小登6岁那年，唯一的亲人爷爷也不幸离世，孩子一下成了孤儿。面对6岁的朱小登，唐粉英的内心陷入了挣扎：自己才20岁，丈夫又在外当兵，若是将小登接回家中，自己的家又该如何存续；不管他，这孩子又很可能在不久后一命呜呼。最后，她还是把朱小登领回了家。

“毕竟是一条生命，什么事再难也比不上救一条命重要。”

由于先天性智力低下，朱小登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大小便失禁是常有的事，床上、衣服上总会沾些排泄物。唐粉英每次刚给他清洗完换上新衣服，不一会儿就又脏了。“那时候除了上工，其他时间全都用在照顾他身上了，自己揽下来的事再苦再累也不跟别人说，晚上有时就抱着小登哭会儿。”

朱小登渐渐长大后，常会一个人偷跑出去玩，可又找不到回家的路。每当此事发生，唐粉英只能夜以继日地找，发动亲戚邻居去找，哪怕再难她也没有想过放弃。一次，朱小登又从家溜走，找了一晚上不见踪影，有人劝唐粉英：“干脆别找了，你家这么困难，少个人少张口。”

唐粉英没说什么，可心里打定了主意。第二天刚蒙蒙亮，她便又踏上了寻人之路，终于在一处农户厕所里发现了熟睡的朱小登。惊喜、委屈等等情绪拧在一起、涌上心头，唐粉英抱住朱小登嚎啕大哭：“小登啊，你要争气，不要到处跑了，家里再穷也有你一口吃的，我就算讨饭也不会扔了你。”

朱小登刚满10岁，唐粉英的大儿子朱登明出生了，之后又陆续有了三个子女，但她总是偏心这个有智力障碍的“外人”。村民们都说朱小登能遇到唐粉英这样的“妈妈”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在唐粉英的言传身教下，所有的子女和后辈都视朱小登为亲人，和睦相处。“小时候，我们都是同吃同住，没有两样。”大儿子朱登明说，那时候大家甚至都不知道朱小登是母亲领养的，长大了才知道真相。

从2016年开始，原本在上海工作的朱登明辞职回家。“我妈年纪大了，现在换我来照顾小登哥。”就这样，每天早上，朱登明就会去农贸市场买菜，然后开车回老家，为父母和朱小登做饭，晚上直到老人都睡了才离开。家里有个大小事情，朱登明也是随叫随到。

“共同生活了60多年，我们早就把他当成是家庭的一分子，我来给他养老送终。”朱登明说，既然当年母亲选择将朱小登领回家，那就有责任将他照顾好。

“再傻的闺女都有人要”

20岁的姚小敏并不知道2月27日（农历正月十六）那天开进村子、贴有“囍”字的白色小汽车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前一天，她刚满法定结婚年龄。

河南省桐柏县民政局发放的残疾证显示，姚小敏属于二级智力残疾。

这原本是一场没有人会关注的婚姻，但因为婚礼现场新娘“哭闹”的视频被上传至网络，“55岁男子娶20岁智障女子”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他们所担心的小敏“被强迫结婚”最终被证实为双方家庭“你情我愿”——新郎张启照盼望“有一个孩子”，小敏的家人则希望“双方能有个照应，女儿饿不着就行。”

^{姚小敏与张启照的家}

互联网上连续好几天的热搜和蜂拥而至的记者，在事发地的村民看来有些莫名其妙，“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再傻的闺女都有人要”。

小敏的丈夫张启照今年55岁，除了种地和农闲时打打零工，张启照没有其他收入。

“想着几十几了，能结个晚瓜的话，可以立个后。不然不可能要个残废。”张启照本门叔伯没有遮掩，如是说道。

听闻此事在网络引起巨大关注后，隔壁县的职业媒人李晓会直言“没什么稀罕的”。

六年前，李晓会曾经收到另一个媒人通过手机发来的“三个女人的照片”，“一看，全都是‘精神病’，一个还只有一条胳膊。我说你咋净弄些憨子，对方说憨子才能赚钱。”李晓会搞不清楚这些女人从哪里来，对方只说有两个是外省的。“我怀疑是被拐卖的，或者流浪过来的，和家里人已经断了联系。”

智力障碍者何以体面生活？

泌阳县“智障女孩嫁55岁男子”一事反映了农村地区智力障碍人士的生存与养老问题。他们不仅拥有基本生存的权利，还和其他所有智力正常的人一样，拥有包括追求幸福、尊严、休息、获得劳动报酬和安全劳动的权利。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最大化地保障这些公民的权益？

有评论认为相关人士应借助此案的高社会关注度，进一步探索、完善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保障智力残疾人士权益的机制。根据我国《残疾人保障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无劳动能力、无扶养人或者扶养人不具有扶养能力、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按照规定予以供养。

也有人认为即便制度再完美，仍会面临着落实的问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表示，在具体执行中，中国的救济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救济经费不足。总体而言，能够发放到智障人士身上的救济金金额过少，在一些西部省份或偏远地区，每位智障人士每月所能够领取的救济金，甚至只有几十元人民币。

他认为，除了发挥政府和各级民政部门的作用以外，大力支持NGO的发展，是改善目前智障人士状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总之，社会上对这一群体的歧视屡见不鲜，“人心中的成见才是一座大山。” 若全社会能形成关爱这个特殊群体的氛围，让这个世界真正“和而不同”，并为他们创造更好的融入社会的条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前路才能走得更体面、有尊严。

本文部分内容源自在人间、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