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南：民间志愿者组织传递的温暖、关怀和精神鼓舞要远比基金会模式下更强烈

为了更深入了解中国本土灾难慈善领域的整体发展问题与挑战，促进行业交流寻求合理策略激发本土灾难慈善领域生态发展，1月27日，筹款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联合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爱德传一基金、凤凰网公益举办灾难慈善领域筹款模式国际观察与本土策略研讨会，邀请国内灾难慈善领域经验丰富的研究与实务专家，共同探讨我国现阶段灾难慈善领域组织在筹款方面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与具有可行性的解决路径。

来自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创始人郝南从自身经验出发，向我们讲述了他观察到的民间自发组织从救灾到筹款的现状。中国的老百姓参与救灾是自发且有强烈意愿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救灾的原动力是来自于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自发性的社会志愿者团体，更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在筹款救灾当中传递的，给受众人传递的温暖、关怀和精神上的鼓舞要远比现在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来得更激烈，或者有社会资本的正向增值，这个效应会更强。

以下为郝南主题演讲实录：

我们的视角可能带有“我”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出身的原因，我可能会在救灾的时候跟形形色色的伙伴打交道，其中我可能会更关注那些草根出身的，完全自发成立的一些志愿者组织，还有大家也是从不懂救灾到怎么参与到救灾里面的现象和过程。所以也想说一说普通人可能在救灾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和对筹款的一些理解。

实际上我从去年疫情到现在，看到很多现象是很感慨的。首先我觉得基本面，在公众参与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危机事件时候的基本面和汶川地震的时候没有非常大的本质性的变化。而且在疫情当中可以看到实际上他们参与的方式和汶川还是很相像的。虽然他们跟汶川不一样，他们不能到现场，但是由此会有更多的人在线上参与，而且线上参与的人教育背景普遍会更高一些。参与的形式、专业方式的体现也很不一样。资金体量上来讲，因为完全不可能有准确的数字，大部分的援助是不走官方渠道的，大概估计一下体量，去年武汉疫情的参与大概在20天的时间里，官方统计到的约为300多个亿，但是我觉得乐观地估计，可能有1千亿的规模，至少在数量级上跟汶川地震的援助规模，民间资金量是差不太多的。在这几年的过程中，我们也能观察到很多有共性的东西，比如和在寿光洪灾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特点，包括像现在正在发生的通化的战疫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特点是比较近似的。即在中国的老百姓参与救灾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参与救灾，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在救灾上花钱。习近平主席说我们救灾的原动力是来自于中华民族的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确实大家在参与救灾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怀，也是一种看到危难想要去帮助的心情。

但是这是这件事情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也值得我们重视。比方说我想举个例子，一个近一点的和一个远一点的。一个是在现在的这次救援当中，去年的救援大家更热衷于亲力亲为，自己组织团队、找钱、想办法，因为找本地的队伍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大家也愿意自己想办法去联络物流车队，送到武汉，克服种种困难，把物资交到医院或者是其他的受助者的手上。对于捐给医院这件事情需要很高的专业性，但是这些志愿者们，他们有充分的动力去克服种种的危机和挑战，搞清楚那些防护用品的标准、不同的标准之间的复杂换算、通关事宜，还有从国外去采买很多的物资，这里面其实是很有复杂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是爆发了非常强的驱动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有这么强的驱动力，他们并不是选择把这个钱交给一个已经成熟的，或者我们认为已经很专业的组织操作，他们宁愿自己去操作。

另外一个比较远的案例是寿光洪灾的时候，也同样有很多这样的志愿者小组，我加了好多个这种在微博上互相聚集起来的网友。这些网友在某些大V的微博评论里面互相加了群，互相之间也不认识，有一个人牵头，有人建群，然后开始收钱。虽然大家知道是非法的，但是大家就捐地很热乎。有些学生一个月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但是他也把他吃饭钱挤出一部分捐出来。他们联络的是当地的一个乡党委的宣传干事，听说他们农民地里面缺水泵，他们就筹这个水泵，一个水泵好几千块钱。对大家来讲是消费很高的，但是大家就是十块钱、八块钱、五十块钱地把这个水泵给凑起来，然后把水泵运到那个地方，快递是很方便的。他们的群名叫“冲鸭沙雕群”，然后他们的乡干部就写了一个横幅叫冲鸭沙雕群捐赠，然后拍了一个小视频，是水泵在放水，大家都很开心，于是决定再捐一个水泵。所以如果能够打动一群处于公众平均水平的一般人的话，就能打动更多的人，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捐款。为什么是这种有影响力的灾害，当然它和传播力很有关系，我们也做过研究，虽然并不是很严谨的研究，我们发现筹款量基本上跟关注力是成正比的，并且关注力跟媒体的相关度很大。比如这次通化，一下子把武汉一周年的情绪点燃了，形成了很大的热浪，现在大家就开始浩浩荡荡地往通化去捐助了。其实把物资送到通化的难度比到武汉还高，武汉至少有本地志愿者车队，通化是没有的，但是大家仍然乐此不疲地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公众的捐助热情可以推动他们去做很多很多常人所不能及的事情，这些事情哪怕是我们专业地组织都会觉得是非常难办到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捐给我们呢？这里面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错位和偏差呢？所以在看到叶盈的报告的时候，我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是百分之百赞同叶盈在报告里面所讲的内容。包括国际上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就是专业组织的话术是不能打动普通人的，能打动普通人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去付出的这些工作“点”一样地串联在一起，最后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改变，他们看到了清晰的链路，哪怕这个清晰非常艰巨，他们也看到了这个链路，看到了影响发生的整个的全过程。换位思考一下，这对他们来讲，就相当于你在电影大片里看到的东西，连你自己都知道那是假的。但是在危难到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和常规是那么的不同。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肯定获得的愉悦感和收获感远远超过你在电影院看任何大片，这个过程跌宕起伏，而且结果又温暖人心。没有什么影视作品比亲身参与这样的过程更有体验感的。这种情绪的调动会让人上瘾，我回忆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对救灾这件事情有兴趣，就是因为确实救灾这件事情带有一种让人上瘾的属性。但是我们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再用共情，不再用感性去做这件事，而是用理性的方法做这件事，可是更多人更容易被这样的一些点打动，去行动起来，这就是一个差异。所以对叶盈报告的结果，一方面我很赞同她的解决的方案和思路。但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真正认同这件事情的人、真正认为救灾的专业性很重要的、真正认为这种形式是必要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我觉得在国内是非常非常少的。就连救灾的最基本的知识，要有灾后重建、灾后重建要留更多的资金、要有储备资金、救灾的专业性、12345分哪几个部分等等，这件事情也只在非常少数人的圈子里，而我们很难打破这个圈子。即使是大家有理性的认识，但是因为没有感性的触动，所以我们影响到一个圈层以后也很难影响到下一个圈层，很少有人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我们觉得对的东西不能让别人也觉得对，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传播的手法是可以去借鉴的。但这里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专业、普通人不会具备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呢？实际上我们看网友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从单独过程上来讲，他的专业性有的时候并不差，甚至有的时候团队里的某些人，他有足够的相关专业背景，甚至做得比我们基金会做得要更好，某些地方更有亮点。他们的问题主要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如果大家都是分头对接，确实会造成混乱、马太效应或灯下黑的效应，这是他们做个体行动的时候所看不见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专业的公益组织就看到这一点了吗？我们就更好的认识到这一点了吗？或者我们认识到了之后就为此行动了吗？我们的行动是在这个层面上避免相互交叉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吗？其实也并没有。我们所觉得专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在目前国内的实践当中，专业性和比较理想的状况有一个及格线的话，老百姓做这个事达不到及格线，有40分，我们比他们好一点，有50分左右，但是也到不了及格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说服他我们做的比他们专业，确实是缺少说服力的。当然还有一些肯定是更专业的，比如救灾重建，有更多元地更多样化地手法参与，比如社工、心理等不同的专业领域等等，我们是掌握一定的专业优势的。但大家知道专业的优势，如果老百姓不认可的话，那么它就什么用都没有。

另外，有一点是我们认为规模化的运作成本更低。如果我们单看这个过程里面所花费的成本比例来讲确实更低，但是志愿者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间也收获了很多，所以并不能说他付出的这些东西就是浪费。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传递的，给受众人传递的温暖、关怀，和精神上的鼓舞要远比现在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来得更激烈，或者有社会资本的正向增值，这个效应会更强。所以很难讲我们的效率就真的比他们的效率更高。所以在传播专业性的时候，我们确实有点像李弘所说的，有些恶性循环，就是没有更多的资源、没办法做得更专业、也没有办法体现说服这种专业性、以至于就没办法获得更多的资源。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如果我们要找到传播或者打动别人，到底要找到什么点；或者在做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要从公众更理解、更愿意接受、或更能满足他们需求的角度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适应公众，去有所改变，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专业的位置上去看待所做的工作，从上而下地去看待普通人可以达到的水平。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类比，我们想装满一个救灾需求的广口瓶，政府是放最大的石头，我们放的是稍微小一点的石头，公众的援助是放沙子。大石头永远填不满这个空间，总会有些剩余。公众的资源如果足够的话，他是可以填满这个需求的。像这次通化和武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汉在最紧急、政府也宕机的时候，资源撑下去了，在第一周90%医院里的抗疫物资都来自民间的，而不是来自政府调配，公众援助在这时有一个补充力。而在通化情况不同的是，严格的隔离措施使得所有人都被隔离在家，社会的韧性和底力无法发挥，我们看到政府说调动能力很强，但有些很简单的事情做不了。所以可以看到社会支持的力量体现在很多方面，可能我们对于社会，对于救灾支持的力量理解的也不算很透彻。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的基础环境到底对救灾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和救灾之间的关联有什么样的趋势，什么样的势去引导这样的发展，在这个势里顺势而为，重新找到我们的定位，再考虑我们做什么是很重要的。怎样去做群众喜闻乐见，且能够给他们带来类似亲身经历一样的感受的事情，才有可能去找到一些新的突破的方向，寻找更多的可能。现在灾害筹款已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老百姓宁可冒着法律的风险，自己在朋友圈里拿着个人的帐号收钱，他们也不愿意捐给基金会。我觉得这背后真的要我们认真地去反思。而社会呢，我们能看到在灾害发生的时候是需要社会资源的。如果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引导，或者武汉比较乱的情况，或者有的时候官方没有正面宣传并报道志愿者的功劳。在之后几次的抗疫过程中，政府都没有把社会力量作为一个力量去采纳。当社会力量形成气候的时候政府是重视社会力量的。但是他不是像重视公众那样地重视专业组织的贡献。而这次通化恰恰是因为政府看到了志愿组织的力量，终于知道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马上就开放了捐助，想像武汉一样通过慈善会和红会的渠道来吸纳大量的资源。这件事是昨天发生今天传播的，个人认为有些晚。据我所知，愿意行动的人已经行动起来了。而且现在因为通化的志愿者有核酸检测结果已经可以上街了，他们现在自发组织起来给那些还没有得到救助的老百姓发放物资。所以多元的机制又重新恢复起来。最近这几年，我确实看到民间组织的资源力量已经开始超过专业组织提供的援助，不管是物资还是人力的投入，还是自发的行动。他们自发的行动和捐助已经开始超过专业组织，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虽然里面存在专业化引导和混乱的问题，这个是民间各行其是造成的。但他解决这些问题真的需要把钱拿给我们去执行吗，或者我们怎么去支持和引导他们，能让他们做得更好呢？

另外如一些长期救灾的理念，常态化救灾的理念我也认同。还有如提前预备、提前准备和重视灾后重建等这些观念还是要向社会宣导的。用什么方式去影响公众呢？美国或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机构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有一家美国的机构叫AA，他们现在侧重点在于，救灾时在他们所有渠道推送的视频，里边讲的内容都是这样做的原因和专业性优势，用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地结合场景讲解自身的专业优势，降低自己的调门，努力跟公众沟通。虽然收效甚微，但是至少已经意识到问题并去改变的。包括他视频里讲救灾的原理、为什么公众不应该捐物资而应该捐钱、需求评估到底有多重要等等。公众了解问题后从之前的你把钱拿过来我来做，变成我给你提供筹钱的渠道，你自己筹不合法，我来帮你做，我提供专业的指导。我们支持更多的DNF出现，这也是非常活跃的形式，一个人能做的有限，组成团队互相找资源相互弥补。这样的团队有时非常有战斗力，我们能不能支持他们做事情，这时姿态要低，我们主动求他们，而不是反过来。类似这类小团体治理水平非常高，给到他们好的资源马上就能意识到并反馈。有很多案例，比如发灾的时候教给他们，他们马上引导、学习、模仿，行动力非常快。这样的情况仅适合平时就有捐助习惯的人，出事之后认为这件事更适合捐助，将用于其他捐赠的款拿到这边来，只是满足“我想干什么”的缺憾感。那我们能不能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的人体验这个过程。或者全程直播，让网友知道公益组织是什么样的。我们获得的社会反馈太少了，很难获得心与心的交流。这一点是使我们越来越脱离场景或者真正打动我们自己内心力量的一个源泉的缺失，所以我们反思了很多，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够一起去找到突破点，以上是我自己从一个非常草根地视角的观察。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们线下也希望能跟大家更多地探讨这个话题，看看我们接下来到底能怎么做，能有哪些切实的改变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