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玮静:99公益日促进慈善会转型|追问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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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玮静:99公益日促进慈善会转型|追问99

2020年第六届99公益日落下帷幕后,在筹款额等方面明显加剧的“马太效应”引发各方热烈讨论。在此背景下,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方德瑞信、凤凰网公益、公益资本论、易善数据、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在9月17日联合举办了“在数据更深处追问99公益日”线上专题讨论会,邀请实务界代表与专家学者、媒体观察员等共同参与讨论。

本文是专题研讨会圆桌二“反思99公益日——来自观察/研究者的声音”第二期的文字实录。在分享中,发言嘉宾围绕如何看待99公益日的价值、如何看待腾讯公益平台的公共责任、如何看待慈善会“入场”99公益日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主持人:

黄英男,资深公益观察员

嘉宾:

张 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

卢玮静,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导,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黄英男:谢谢张媛秘书长。其实我原本想要追问一个问题,但已经得到了回答,就是你解释了慈善会资源募集的一些方法以及资金怎么用。未来也期待更多像易善这样的第三方数据平台提供更多的监测数据。在此处为易善打一个广告,很快易善将推出一个关于此次99公益日基金会的数据分享报告。提到基金会,下面就请卢老师为大家带来分享,卢老师对基金会一直以来都很关注。

现在,我稍微重温一下慈善会在这次99公益日上的一些数据,给卢老师的发言提供一个背景。根据易善数据的监测,本次慈善会体系参加99公益日共3688个项目,实现与1100家民间组织合作,占到99公益日总项目数量的44%,募捐额占到整体的40.9%。客观地说,如果只看这个数据还是稍微有一点危机感的,就是说慈善会在整个中国公益筹款市场,至少在99公益日里面“一家独大”,占到了40.9%。那么,卢老师,以你这些年对基金会的观察,结合本次关于慈善会的数据,你对今年哪一个数据感触最大?你对慈善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期待、评价或者预测?有请卢老师。

卢玮静:好,谢谢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恰好做的是官办慈善组织的转型,分别涉及到的是官办基金会和慈善会。其实刚才张媛老师已经讲了很多慈善会的运作特点,其中一个典型特点其是在民政体系内借助于民政的行政体系来开展运作。慈善会的整个组织架构是嵌入到民政系统里的,领导往往也是从省市退下来的,完全可通过“举牌”来开展项目活动,没有动力参加99公益日。全国慈善会系统,除了在99公益日上看到的这几家,实际上是有一个全国—省—市—县的网络体系。我认为99公益日实现的一个价值就是促进慈善会的转型,这个转型可以把它界定为“市场化”,从原先行政动员,到现在主动链接行政之外的社会资源而促进转型,从慈善会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讲慈善会转型的时候,如果只看到第一步——“去行政化”是不够的,后面还有两个环节,分别是去追寻公益组织的两个顾客——“资源方”和“受益方”。

如何去解读这次慈善会在99公益日的表现。在99公益日之前就有一些文章提到慈善会借助行政动员的力量在99公益日捞取大量的资源,甚至来“圈钱”,这个可能就是说慈善会转型只是到了获取资源和进入资源市场的环节,并没有真正进入到面向受益对象的这个环节;相当于第一个环节就是慈善会一只脚踏入到市场资本体系里面,同时另外一只脚还是在借助于行政动员的红头文件或者是短信等让大家捐款的方式,或是说借助行政权力在体系内进行动员。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慈善会跟基金会很大的区别在于更容易下沉到县域,甚至更底下的一层,可以嵌入到原先的政府框架内以此获得一线的社会需求和更广泛的真正的社会动员,。这种格局之下,就能够看到慈善会既可以借助于政府的行政优势,同时也能够发现如果它开始关注社会需求,关注草根社会组织并与其对接,开始更深度的问题对接,甚至有可能会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这时候慈善会的转型进入到广泛且真正地对接资源和受益人的格局中,在这个体系之下,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社会化”。

我其实很关注慈善会最后的筹款到底是进入到行政体系内,还是进入到社会体系内。刚才叶盈分享的两张PPT非常有价值,第一张是筹了这么多钱交给谁来花,在PPT中我重点看的是政府,到底政府体系花了多少,数据显示是22%,如果再加上是慈善会系统内部的7%,也就是说可能是30%,我个人觉得这个数据目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刚开始不可能说所有的慈善会筹到的钱都进入到包括民间公益组织或者是其他执行机构的体系内,相对来说,大概不到1/3的比例在政府体系内是我认为当前可以接受的,但不能一成不变。如果要具体地去看某一家慈善会的社会化程度,除了看其筹多少钱,还要看这些钱花在什么地方。我们观察每一家慈善会的钱到底政府执行的比例是多少,就能够一定程度上看到这家慈善会的社会化程度。第二张PPT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执行机构分别筹到了多少,从中能够看到政府筹款在8%左右,并不是特别高,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的具体来源情况,如果只有8%是通过政府动员的,在这个格局内还是不错的。当然数据能不能解读出这个维度还要看具体数据如何界定的,还有待讨论。

从中可以看到,实际上慈善会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分化的。之前有提到一方面可以通过钱谁来花去看慈善会的社会化程度。另外一个维度就是看合作伙伴,刚才很多的机构都提到了山东慈善会,它的典型特点就是通过自己的平台使得民间公益组织和更多的社会力量获得合法性和更多的参与机会。一家慈善会是不是进行社会化转型的第二步,要看它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最后钱又进入到政府体系,还是说给NGO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包括志愿者、愿意参与公益的企业等,搭平台,与他们一起做社会公益。现在,我们至少能够看到进场的慈善会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愿意去承担额外的责任。原先在政府体系内的追责机制不需要它承担公开透明以及更多的这方面的责任,现在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走出的第一步是不错的,再走第二步的话,就要看资源是不是进入到社会化体系。

第二方面,我简单分享下在这个背景下怎么去看待99公益日。因为现在能够看到慈善会和基金会还有很多草根组织都有参与平台活动,刚才谈到的这个体系里并没有讲项目的专业性,这是为什么?因为实际上99公益日这个平台是目前20家平台里面参与门槛最低、社会组织卷入程度最高的平台。在看待99公益日平台的时候,有两种基调,一种是在乐观的主格调上去看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另外一种是悲观下的抱怨跟吐槽。我觉得,腾讯99公益日大概在这5、6年来整体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包括卷入的资金、人群。腾讯拿出真金白银这么多钱为大家建构准公共的平台的价值是不可忽略的,在这个价值之上,我们再来讨论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像慈善会这种有人说是“坦克”、有人说是带着行政力量的“庞然大物”型组织入场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在平台的定位上我们要认识到,平台不是政府。不能觉得它投入的资金以及带来的公众流量是理所当然的。腾讯毕竟是一家企业,它进入到公益领域搭建了互联网募捐平台,但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完全的公共资源来考虑。如果只是一家企业,比如说一家企业基金会给某一家机构捐赠,假设其就给重庆慈善会捐了4个亿,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广泛社会互动过程,其实大家不会产生抱怨和不满的,因为这是一个互动双方的理性选择,那为什么在腾讯99公益日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大家对平台的认识有偏差,将其等同于政府体系来看待,进而将无限的责任赋予了平台,甚至产生“理所当然”的心理,同时让自身无法理性地进行是否进入平台的决策。

其次看腾讯平台的贡献。这几年腾讯一直在积极促进公益的破圈,包括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在一个准公共领域让大家参与制定规则上的贡献。刚才一位老师也讲到,实际上,腾讯99公益日是大家第一次在公共层面上进行参与碰撞,包括今天的分享会,实际上是在公共层面去探讨在公共空间里如何进行参与以及最终形成规则。当然很多人也说到,我没怎么参与腾讯99公益日的规则制定,但是实际上这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在互动中,包括腾讯公益也组织大家共同就规则进行完善,99公益日活动的出现是慈善公益行业第一次大规模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事件。腾讯公益主要的贡献包括资源贡献、社会动员贡献(包括动员和力图让公益破圈)和规则贡献。此外,我们认为其在规则方面让人们能够进入到一个公共空间进行参与和治理的贡献完全不亚于前两者。

在此基础上,前面的几个老师也聊到了,99公益日里出现哄抢、作假,也有马太效应,更麻烦的是存在不公正感。我也说到,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基金会捐赠某家机构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不满,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分配就会产生许多不满情绪。之前我们团体内部讨论的时候,陶老师用了一个模型,“最后通牒博弈模型”。在这过程之中有两个会让大家产生不公平感的因素,一个就是从2015年到现在,大部分机构获得配捐的比例在逐渐减少,以前这个比例为1:1,现在可能为1:0.2,这种配比的减少不能满足大家的期待值;第二个产生社会不公正感的因素就是马太效应,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少数机构,这个过程就会带来不公正感。面对这种社会不公正感,我认为应该同时反思公益组织和腾讯平台的问题。公益组织与腾讯平台之间的期待不匹配,产生了相应的责任与距离,同时也没有可能一蹴而就就形成一套相对完美的互动机制。能不能有更好的规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规则一直在变化,腾讯公益也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那在其中如何去权衡各个利益方的平衡点?需要进行协商或者矛盾化解机制,包括大家对腾讯平台的期待和认为腾讯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将这个讨论清楚,或者说把大家的认识进行沟通将是有益的。包括前面孙建涛老师提到的,借助于腾讯平台更多的是做自己的社会化动员和自己机构的发展,这样的参与实际上是比较良性的一种参与。

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腾讯平台有更高的期待,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专业性为主的PK平台,当然其他的平台会有其他的特点,腾讯平台实际上就是共同参与的平台,没办法要求说只要你的项目是最优秀的就一定能够拿到最多的资源,它的分配规则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只要项目合格,不管是基础慈善还是社会治理等层面的公益项目,更多是进行互动和参与。作为公益组织来说,可能要从一种相对来说不那么理性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更理性的状态,同时承担更多自己的责任,然后去理性看待腾讯平台能够给自身创造的价值,同时在整个平台里更有契约精神,回归到理性的状态里面,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是我从每年数据变化中的一些思考。谢谢大家。

黄英男:谢谢卢老师,卢老师的分析点评非常全面,从资金流向到资金背后的意义,到腾讯平台在公益领域里的意义和对它的期待。其实刚才我也看了很多今天参与者的留言,有些留言是非常冷静的,讲到更多的是要看自己的专业性和在整个公益领域里面的作用和影响。我觉得在今年的99公益日中慈善会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和热点,并不是说大家警惕慈善会本身,而反映的是大家对公权力介入公益领域的警惕和抗拒,因为公益的本质一定是志愿精神,任何合理合法合规的社会组织和资源介入公益,整个社会都是乐见其成的。所以,可能我们关注的不是慈善会本身,而是不同形式的公益组织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是不是在真正地解决社会问题。

我想追问卢老师一个问题,刚才你也说到其实关注慈善会更多的要看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在数据报告中,有一页展示了今年慈善会的筹款排名,大概依次是重庆、河南、湖南、陕西,还有一个是NGO发展比较强的省份排名,比如广东、山东这两个地方都很强,它会强过其他慈善会的募款情况,这两组数据对比的话,我会产生一点疑惑,慈善会募款很多的省份有可能NGO发展是比较弱的,再看资源流向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联想,即该省获得了比较多的资源,但在全省内很难找到一些非常好的公益组织去支持,对于这些筹款量非常高的省份,资金如何使用才能够催生更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扶持到真正的民间机构的发展?

卢玮静:假设一些中部或西部的省份当地的民间公益组织不太发达,传统的公益资源的流向还是会通过慈善会系统进入到传统的扶贫助老助残这些领域,因为慈善会本身是民政系统的格局,如果没有社会渠道就需要通过慈善会的或者是说我们称为系统慈善的毛细血管进入到社会基层。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于政府系统的力量,至少能让资源下沉下去。我个人觉得,如果想要对慈善会进行改革可以借助下沉的过程去扶持地方社会公益力量的兴起。今天没有提到湖北慈善总会,他们跟公益宝做了很好的尝试,把很多的村、镇、社区联动起来,也包括联动从村、镇、社区走出去的能人,这就是借助慈善会系统一手抓基层社会需求,另一手链接更多的资源,然后通过毛细血管网络进行对接。如果中西部的慈善会在转型过程中有这种想法和意识,是可以走得不错的。山东慈善会一定程度上也走了这条路,通过借助山东的生态格局,包括一些枢纽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建构了一个让慈善会跟民间组织能够合作对接的模式,这种模式对国内很多机构来说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这几种方式都是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比较不错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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