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扶贫模式，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近年来，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扶贫车间”在全国遍地开花，让贫困农户在家门口就业，转“农民”为“工人”，有效破解了农村扶贫的诸多难题。据国务院扶贫办5月份数据显示，这样的“扶贫车间”在我国中西部22个省份已近3万个，吸纳了37万多的贫困人口就业。2017年2月21日，该模式被纳入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的精准扶贫案例。

但是，在“扶贫车间”一片繁荣的景象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一些扶贫车间出现了“花开了，果难结”，闲置、停摆等问题。对此，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认为，“扶贫车间”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新生事物，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探索一种双赢和长效的扶贫机制。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民周刊”，有改写。全文长3768字，阅读全文大概需要10分钟。

01

15天深山考察的发现

2019年，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带团到贵州雷山考察。与同事在深山里住了15天后，汤敏认为，当地贫困农民可以通过假发制造这种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脱贫。

假发是高度依赖手工的行业，哪怕是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很多工序也只能手工完成。“扯、理、撕、挂、拉”，是档发的5道流程。要想把头发打理整齐，先把分好类的头发层层在拉床上压实，从缝隙中把头发抽出来；然后把头发在手里理整齐，拿绳子捆好，用木拍不断拍打；把拍好的头发放回篦子，用镊子把依旧不整齐的头发一根根挑出来。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贫困农户的加入。

同行的叶淑英还发现，苗族妇女有从事刺绣的传统，心灵手巧。“很适应做高端手钩假发加工工作。”

叶淑英是山东省青岛西维亚制发企业的负责人，同时还担任山东沂南县马牧池乡西维亚制发扶贫工厂经理。她不但对假发行业有清晰的认知，而且对工厂选址也有很深的洞察。

考察团发现，假发在当地也有很大的市场。年轻一代的苗族妇女现在都留短发，在节日时需要用一顶假发来配合盛装。过去人们都是用黑毛线等替代，现在开始逐步使用化纤假发。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妇女也有类似的需求。

贵州雷山是苗族发源地，每年11月下旬举行苗年节。苗族民众身着盛装，万人巡游。

在经过多方认证后，叶淑英准备将在山东实施的“扶贫车间”模式复制过来，把工厂建在苗寨，让苗族姐妹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2

让贫困农户成为工人

“扶贫车间”模式最早诞生于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该县经济发展在山东省排名倒数第一，扶贫压力很大。

起初，村民们只是在村口搭建一个简陋的小窝棚作为临时车间加工某些产品，增加收入。后来，一些厂家就在行政村或自然村新建小型厂房，将那些对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强度不大、市场需求稳定的企业部分或全部产品工序转移到乡村，为当地贫困农户提供就业机会。

瞅准“扶贫车间”模式能解决农村的扶贫难题的巨大效果，鄄城县开始大面积推广。2017年，仅鄄城县就有545个扶贫车间，每个村至少保证一个，由政府投资建设，面积大多在300平方米左右，直接安置和辐射带动了6.7万多人在村中就业，其中贫困人口有2.7万多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1/3。

在汤敏看来，“车间扶贫”模式具有四大优点：一是地点合适，距离近。拥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在家门口可以挣钱。二是可吸引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有助于缓解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造成的社会问题。三，企业在村中办厂，可以节省劳动力成本30%—40%，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四，对脱贫具有“短、平、快”效果。扶贫车间投资少，见效快，对厂房、技术及设备的要求较低，群众经过简单培训，一两个月就能上岗生产，对土地稀缺、人口密集的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有特殊的作用。

“扶贫车间最大意义在于工业走进农村，让贫困农户成为工人。让县级或者乡级的贫困农户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兜底民生底线。”汤敏说。

2017年，国务院扶贫办总结了鄄城县“扶贫车间就地就近就业”这一创新做法并上报中央。当年2月21日，“扶贫车间”被纳入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的精准扶贫案例之中。

03

日子越过越甜

很快，鄄城县“扶贫车间”模式作为样本被很多地方学习，如点点星火，散播在更多乡村土地上，为当地村民带去了希望之光。

“以前种地务农，生活紧巴巴的，后来成了车间的一名工人，现在做了生产车间主任，年收入涨到了3.7万元。”在宁夏北莲池矿泉饮用水“扶贫车间”工作的杜十军见证了车间的成长，它带动周边55名农户就业，产品销往湖南长沙、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截止到2020年6月底，年产值达到790万元。

扶贫先扶智，鼓励贫困户自立自强，如今杜十军早已摆脱“等靠要”，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2019年底他家成功脱贫，如今日子也越过越甜。

“一开始只是零星运作，成熟以后自然就推广开来。”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表示。据国务院扶贫办5月份数据显示，这样的“扶贫车间”在我国中西部22个省份已近3万个，吸纳了37万多的贫困人口就业。

叶淑英在沂南县马牧池乡西维亚制发“扶贫车间”工厂招收了60多名职工，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贫困农户。

山东沂南马牧池乡扶贫车间，工人们在工作。

叶淑英最初也很迷茫，因为从农户转变为工人，观念转变是非常难的。而且，这些农户到车间工作效率很低，手下也慢，一个农户“出活”的效率比不上她在青岛工厂里工人的一半。

33岁的王凤英刚开始到车间，三天两头请假，成为厂长眼中的“老大难”。叶淑英要求，每天在工厂待够6个小时，哪怕一个月也好。渐渐地，王凤英的家人也支持她按时工作，才慢慢地安定下来。

如今，稳定的工资收入，再加上没有了田间地头的风吹日晒，60名职工不但已经习惯了工序，基本上不请假了，而且变得越来越漂亮了。“2013年刚去工厂的时候都挺显老的，过两年去看，都变年轻了。”叶淑英说。

疫情对多个行业带来冲击，假发制造业也不例外。但叶淑英表示，“大多数制发业都会存储一到两个月的货备用，而他们的存储更多，也更有抵御风险的实力，所以一直以来，订单很多，业务也比较繁忙。”这就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们的收入，让他们安心。

04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平衡

从2012年起，汤敏已对“扶贫车间”进行了连续8年的调研，走遍山东沂南、广西百色、贵州雷山等30多个贫困山区。他认为，实践表明，要成功开办扶贫车间，起初的调研至关重要，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跟风。地方政府应统筹协调当地资源，把同质化、零散化的小车间整合为差异化、规模化的特色车间，提升市场竞争力。

所以，如何把已经成熟的山东沂南县扶贫车间的经验带到贵州，是摆在叶淑英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开扶贫车间需要时间，不是一下子就开起来的，农民需要慢慢转变观点，必须有耐心。要能熬得住。”叶淑英表示，沂南的“扶贫车间”开办较早，而且有政府扶助，帮着招工、提供场地，减少了企业很多负担。

叶淑英清楚，设立“扶贫车间”要可持续运转，就要有经济效益。但根本目的还在于良好的社会效益，即帮扶当地的困难群众就业。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长远发展？

贵州省政府对她抛出了橄榄枝，非常欢迎她去开办制发企业，还承诺每个月给工人补贴部分费用。叶淑英表示：“我们本身就要发展，政府即使不出资也要努力，不能想着靠政府补贴，要靠自己。”

雷山县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就表示，对于设立“扶贫车间”的企业，给贫困劳动力发放每天40元的培训生活补贴，鼓励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我们要发挥好扶贫车间在攻坚脱贫中的重要作用，帮助那些无法外出或者外出意愿不强的群众就业。虽然在扶贫车间的收入不一定高，但是能在家门口就业，对兜底民生底线有重要的意义。”该负责人说。

对于“扶贫车间”的意义，汤敏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表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贫困地区是目前‘六保’‘六稳’和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重要抓手。”

汤敏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更加依赖内需，国内市场的作用稳步提升，产业链也需要重新布局。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就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战略纵深，可以长期地在国内梯度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的往往都是生活必需品，我国14亿人的大市场，未来也不可能全靠外国给我们提供。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是我国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目前，叶淑英在苗寨设立的“扶贫车间”里的第一批员工的培训工作已经开始了。

后记

虽然目前“扶贫车间”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在繁荣的景象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一些扶贫车间出现了“花开了，果难结”的状况，扶贫车间出现闲置、停摆等问题。

2019年中央巡视组的反馈结果显示，西部某贫困县167个扶贫车间只有22个在使用，无法达到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效果，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扶贫。

对于上述现象，汤敏认为，近3万扶贫车间中，少数扶贫车间关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企业自身不擅经营，不排除一些企业没有长远发展动力。二是“造血功能弱”，项目的选择不适合当地发展。三是需要建立好的机制，政府的“一刀切”存在问题，应该根据“一村一品”来做。四是产业层级不高，“换血比较难”，扶贫车间普遍规模较小，技术含量较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

但汤敏同时表示，“扶贫车间”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新生事物，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市场变化导致的失败，在任何行业都存在，“扶贫车间”也需要在实践中完善，探索双赢和长效的扶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