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猥亵9岁孙女，强制报告制度如何帮助女童维权

今年春节，杭州的9岁女孩兰兰因父母外出，由爷爷吴江帮忙照料，不曾想被吴江趁机猥亵。兰兰将此事告诉了父母，无奈父母并不相信。2020年4月，当吴江再次对兰兰进行猥亵时，兰兰用手机拍摄下全过程，向村妇女主任求助。

妇联根据强制报告制度要求，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举报。收到线索后，检察院第一时间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加强关键性证据的收集固定。与此同时，杭州市检察院指派心理专家对兰兰及其家庭开展系统性心理疏导。最终，吴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检察机关对兰兰的关爱及救助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其实，此类发生在家庭关系当中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并不在少数。根据“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媒体公开报道的301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根据“女童保护”历年的统计，这一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最高达到了87.87%（2014年）。

相比陌生人作案，家庭成员作案更具隐蔽性。多起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案例表明，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更甚的是，如兰兰一般的女孩在勇敢说出自己的遭遇后，却受到了家人的质疑。此外，旁人面对亲属作案时，在伸出援手时也很容易退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家自扫门前雪”等观念很容易将正义之手拒之门外。“这是我们的家务事”等借口往往使得想要帮助孩子们的老师、邻居等旁观者退却。

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报告制度便能行之有效地起到强制干预侵害未成年人的作用。

什么是强制报告制度？

所谓强制报告，是指法定的主体及与儿童密切接触的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法定情形时，需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的制度。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能够提升与儿童密切接触行业人员对儿童人身权利保护工作的重视，注意日常观察，及时将发现的异常情况报告单位管理层及警方，便于公安司法机关对侵害行为早发现，早干预。

什么情形下应强制报告？

2020年5月7日，最高检、民政部等9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意见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下列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一）未成年人的生殖器 官或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的；

（二）不满十四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的；

（三）十四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所致怀孕、流产的；

（四）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存在或疑似存在受到家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或者被人麻醉等情形的；

（五）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死亡情形的；

（六）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

（七）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或者被拐卖、收买的；

（八）发现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的；

（九）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科技助力强制报告

今年7月23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开发的“强制报告App”上线试运行。据悉，这是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全国首个强制报告App。相关部门、街镇和居村民委员会，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医疗机构以及旅店、宾馆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组织的工作人员可从App端、PC端、微信端3个端口登录，同步上传照片或视频，及时收集证据，由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统一受理，全程严格保密。

2018年，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率先在全国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应当立即报告。同年7月，该项制度在全市推广。随后，在市委政法委的支持下，又推出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干预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作为该制度的首创地，杭州在其落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地方经验，各家报告主体齐心协力，一系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得到及时处置，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迄今为止，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其中医疗机构报案16件，学校报案11件，妇联组织报案2件，物业、酒店、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报案各1件，报告主体不断丰富。

除了公检法系统，企业也在利用科技技术为保护儿童做出努力。兰兰一案中，当地妇联就是利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举报。

根据报道，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于今年1月在支付宝上正式发布了“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用户可通过文字描述、图片视频、共享定位等多种方式，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即时举报。据不完全统计，小程序目前的浏览量已逾4万，共收到各类涉未举报线索80余条。

我们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能有更多的组织、单位与个人能重视性侵未成年人这一现象，积极地利用强制报告制度来保护未成年人，让他们敢于维权，降低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