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工程师转行“收破烂”,垃圾回收毛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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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工程师转行“收破烂”,垃圾回收毛利40%

2020年07月30日 09:30:55
来源:社会创新家

垃圾分类的流行阵风从上海刮到北京,一时间,垃圾桶销量猛增,环保股表现抢眼,甚至还催生了网约代收垃圾服务。如今,家庭、社区还摆置着那些不同标志的垃圾桶,但这场运动热潮已渐趋冷却。

“推得比较激进,成本很高,大家感觉又麻烦又被迫。然而垃圾分类涉及每一个人的改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科学不合理的做法不能持久。”成都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汪剑超向《社会创新家》表示。

汪剑超一直在尝试用商业手段解决垃圾分类回收问题,在他看来,政府之所以在垃圾分类上耗费巨大却成效不佳,主要原因是垃圾分类缺少可持续模式。成功的关键,是要在市场中找到合理的利润空间。

汪剑超与5吨塑料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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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软工程师到垃圾分类

2019年7月,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强制性垃圾分类,违者按规定处以罚款。随后,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规定46个城市施行垃圾强制分类。

同一时期,汪剑超被媒体频繁约访。因为他创立的成都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垃圾分类领域表现突出,3年内拿到京东、峰瑞资本投资。从上海开始的垃圾分类风潮,在汪剑超眼里是“运动式”的,注定不会成功。“有人推的时候会做,一旦没有人推,慢慢就会停下来。”这一轮垃圾分类热潮经历大刀阔斧推进、密集引发争议后,风头一过,便偃旗息鼓。

汪剑超的预测基于多年来围绕垃圾分类的观察和实干经验。他从2011年入行,九年里从一个门外汉转为领域行手,基本能对垃圾分类背后的模式“成”与“不成”做出判断。

在汪剑超看来,一个科学合理的运作模式是垃圾分类成败的关键,也是他跨界以来一直在探索的事情。

对“模式”的执著,也许可以追溯到人生前三十年对他的影响。

1998年被中科大计算机系录取,读过比尔·盖茨传记并深受影响。毕业后前往中科院软件所读研,2005年入职微软中国,做过软件工程师和产品经理。2011年,汪剑超离开微软,回成都加入朋友做垃圾分类的创业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几年间,公司业务拓展迅速,在成都小有名气,并得到来自政府的补贴。2016年,汪剑超与公司创始人产生理念分歧:“拿政府的钱,按照政府习惯的方式做事,不做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无法推进。我主张不拿补贴,转向市场化,但创始人觉得政府这块好不容易走上正轨……”那一年,汪剑超选择离开,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奥北环保”。

汪剑超在奥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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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如何走得远?

围绕垃圾分类,汪剑超有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拿补贴没有竞争力,走不长远;一个是传统的垃圾分类成本高问题多,不可持续。针对这两个痛点,他带领技术团队,研发出一个智能化的垃圾分类系统。

系统为用户规划了一个完整的垃圾回收流程:

首先通过奥北环保小程序注册成为会员,花10元钱购买带二维码可追溯的环保袋。接着,查找垃圾自助投放点,扫码开门领袋子。回家将塑料、纸张、金属等14类可回收垃圾装袋,前往投放点投放垃圾,换取新袋持续参加。

整个垃圾分类只依靠软件和机器,“理论上,一个用户可以这样做一辈子垃圾分类,一次都不用跟我们见面。”这种智能化、无人化的回收系统,使得汪剑超仅用一个20多人的小团队,在成都支持了160多个社区和300多个单位参与垃圾分类。

个人用户参与垃圾分类流程(图)

“像上海,如果采用这种智能化系统,就不存在雇佣人监督,限制特定时间和地点才可以扔垃圾,成本被极大缩小。”汪剑超对《社会创新家》说。

为了最大程度地对用户做筛选和激励,汪剑超设计了两个特别机制。一个是环保袋付费使用,引导用户为环保付出成本,刺激用户更好地做垃圾分类。一个是按照垃圾重量,折算市场价给用户直接返现,用户可以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收益、随时提现。

双重激励下,奥北目前在成都运转了400多个自助投放点位。在成都运营两年后,2019年8月,奥北进入北京,被一个社区购买服务。汪剑超的打法不太一样,不是“跪求”居民垃圾分类,而是向参与垃圾分类的机构收费,“因为垃圾分类是社区的需求,我们用专业服务替社区解决问题,而不是社区卖资源位给我们。”

社区采买服务花了近3万块,“其中2万块是社区建自助投放点,采买奥北设备也就4000块。我们把价格门槛尽可能放低,现在买套垃圾桶就差不多1000块。”汪剑超说。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奥北智能投放点(图)

投放点建成一个月,该社区有150多位居民参与,奥北收到3.3吨可回收垃圾。

“我们回收的种类比他们卖废品的种类更多。价格和市场价一致,一个月社区能有三四千块钱的返利,居民热情很高。小区内也没人随意堆放废品,乱翻垃圾桶的现象也逐渐没有了。”汪剑超对《社会创新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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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还是商业?

热潮之下,提供垃圾分类解决方案的公司也涌现出来。汪剑超形容这是一场行业的狂欢:“有这么多钱,这么多的政府采购,一些人心态就是先拿到钱,花了再说。”

有拿到钱的同行找他诉苦,称垃圾分类是个“无底洞”。“行业达成一个比较痛苦的共识——如果没有可持续的模式,一旦政府不给钱,大量人力物力推的垃圾分类都得停下来。”

就汪剑超观察,是否有合理的利润空间,直接影响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制约国内垃圾分类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因素。

奥北模式不依靠政府补贴,企业自主盈利,从而支撑系统长期运转。利润与其说是“赚”的,不是说是“省”出来的。

奥北的14种垃圾分类标准(图)

从前回收垃圾要经过废品收购、收购站分拣、打包厂打包,最后再送往使用可再生资源的工厂,多次中转,效率低,成本高。奥北的垃圾回收模式将这一过程做了压缩,居民前期做好垃圾分类,员工定时收走垃圾,转运到奥北工厂统一分拣称重,接着卖给需要可回收原料的工厂。

奥北分拣厂(图)

汪剑超认为,这一智能化系统将垃圾分类的成本在合理范围内做了最大化压缩,是对“收破烂’的升级改造。奥北环保可以从中获得40%的毛利,不但能支撑返现给居民,还能支撑奥北环保的运营成本。

“不仅让我们这些做垃圾分类的企业活下来,还有让那些买可回收垃圾作为原材料的工厂也能活下来。如果垃圾分类的成本降不下去,原材料越来越贵,工厂使用再生资源的动力越来越低,那整个垃圾分类就无法推进。”汪剑超对《社会创新家》说。

2019年,奥北环保拿到“向光奖社会企业类潜力奖得主”,很多人认为他站在商业与公益的跨界处。到底是公益还是商业,抑或如他人所说,是“公益+商业”?汪剑超并不特别在意,他只想用自己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宜家商场顾客带孩子参与垃圾分类(图)

他算过一笔账:“譬如成都,一天产生15000多吨垃圾,以前是填埋,一天埋3000到4000吨,十年埋不下了,改建焚烧发电厂,可每天还超1000到2000吨垃圾烧不完。全国都是如此,建厂的速度赶不上垃圾增长的速度。”

汪剑超专门了解过日本的垃圾分类。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疯狂建垃圾厂,而推行垃圾分类以来,2000年后日本再无新建焚烧厂。“垃圾分类帮助我们实现三个过程:垃圾减量化、垃圾无害化和垃圾资源化。”

2019年底,汪剑超团队做出一个决定:对外输出系统和设备,在全国复制代理“奥北模式”。

“全中国这么大市场,我们是吃不下的,而政府花大量的钱让很多企业去做垃圾分类。可是他们赤手空拳做不成,我们是有枪的,那把枪发出去,让大家拿着枪去打这场仗。因为我们的共同敌人不是同行,而是可能围城的垃圾。”汪剑超说。END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撰文 ▏浮琪琪

编辑 ▏肖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