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2亿童工的血与泪，谁该为“被扼杀”的童年买单？

近日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 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坚决防止因疫辍学，严厉打击使用童工违法犯罪行为。

我们总觉得，童工离我们很遥远。

我们总以为，童年应该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

然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了阵阵哭泣。

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被迫去做危及生命的工作。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全球范围内，至少有2.1亿童工。相当于巴西整个国家的人口总数。这些童工的年龄，在5到14岁之间。

本是花样的年龄，却遭遇着非人的待遇。

很多孩子的童年，仍然在“被扼杀”。

“出租儿童”的黑暗角落

有这样一群人，即便熬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但他们的那些经历却无人知晓；他们的诉求，从没得到过正视和满足。

他们被称为“出租儿童”。

在18-19世纪的瑞士，不计其数的孩子被“出租”给农场主卖苦力。他们没有基本的权利，被剥削、虐待，甚至性侵。

影片《出租男孩》，正是讲述了那段黑暗的历史。

小男孩麦克斯生活在收容所里，他被牧师选中带到农场女主人那里，女主人对牧师说的话令人不寒而栗：“这次你得保证他能活得长一点。”。麦克斯不知道，在他之前，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刚刚死去，他就是在农场做苦力的“出租男孩”之一。

男孩被安排无止境的工作，还经常被打骂，他的两个精神慰藉：母亲留下的手风琴和陪伴他的兔子，都被毁坏杀害。

结局是美好的，麦克斯逃出了农场，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了梦想，成为一名手风琴演奏家。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19-20世纪，瑞士有约15万儿童成为出租儿童，仅1930年就有6万名孩子在农民家打工。直至今日，曾经的出租儿童，还有1万多人尚活在人间。

这些孩子为瑞士农业经济作出巨大贡献，但他们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甚至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这段历史不仅不该被遗忘，而且应该被铭记，被反思。

因为即使是今天，依然在世界的某些角落，类似的“出租男孩”们依然存在。

关于童工，你了解多少？

“出租男孩”可以说是童工最典型的表现之一，那么你对童工了解多少呢？

童工是指未满16周岁，与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

我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禁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国家明令禁止招用童工，哪怕是童工自愿，也不能录用童工作为员工。若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将受到处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拐骗童工，强迫童工劳动，使用童工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以及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使用不满14周岁的童工，或者造成童工死亡或者严重伤残的，依照刑法关于拐卖儿童罪、强迫劳动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还记得前段时间爆火的网剧《隐秘的角落》吗？第三集中严良问老板：“招工吗？”老板看了看普普，笑笑说：“我这里可不会招童工。”

然而，现实中招童工的案例却比比皆是。

从2014年深圳的大凉山童工事件到2016年11月曝光的江苏常熟服装厂雇佣童工事件，然而这些也只是中国童工的“冰山一角”。

江苏常熟服装城，很多黑作坊都从云南贵州“买”人来工作。“那边的人便宜，一个月2k左右就行。”黑心老板笑着说。

每天定工作，完不成不许休息；不加班扣工资；不听话就挨打……这显然不是单纯的一份工作。常熟的童工不是普通的童工，更近似于“奴工”

让人心酸的是，这些我们看来身处水深火热的孩子，都能轻笑着跟暗访者说出自己的经历。

2016年，不到15岁的小男孩攀攀，死在了离他打工工厂不过几百米外的出租屋。

他是跟妈妈一起在广东佛山的一家内衣厂打工的。他的死不禁让人怀疑是否跟超负荷的工作量有关。在攀攀的老家，绝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学校老师无奈表示，80%的孩子都厌学，觉得读书无用。

父母常年在外，老人无法沟通，家庭教育的缺失，可以说是这场悲剧的助燃剂。

很多童工被解救之后，并不感激。

“外面打工的日子再艰苦，也总比在家里受穷受苦要好得多”

“回家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外面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饭和肉”

这样的回答让我们唏嘘不已的同时，更让我们开始关注和反思：背后的童工群体，他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

童工保护之路，未来还有多远？

为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将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童工问题，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今年世界无童工日的主题是：危机对童工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冲击，也给人们的生活和生计带来了影响。不幸的是，儿童往往首当其冲。这场危机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弱势儿童被迫沦为童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约有1.52亿5至17岁的男孩和女孩从事童工劳动，约70%的童工从事农活。许多儿童没有得到合理照顾，罹患营养不良。童工中一半以上的儿童从事最恶劣形式的劳动，例如在高危环境下工作、充当奴隶或被强制劳动等。正处于童年的他们本不应该成为劳动力。

那么究竟谁该为“被扼杀”的童年买单呢？

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原生家庭，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使得孩子们。但是批判不负责任的家长之余，这背后我们也能想到，很多父母的所作所为也都是无奈之举，因为贫困是童工产生的根源，

童工有供给，也有需求。四川省社科院胡光伟教授认为，我们应该从市场供求关系角度来看待童工现象，一方面企业需要廉价的童工，另一方面比较贫困的家庭也让自己的孩子在外打工挣钱，双方的需求也就形成了市场的关系。

众所周知，由于劳动力减少，生活成本上升等原因，中国沿海地区自2005年便出现用工荒难题，农民工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也进行了大量抗争。这使得企业倾向于用缺乏反抗能力、廉价的童工来降低成本，而这种需求又助长了产业化的贩卖和使用童工。

我国虽然禁止使用童工，但对相关部门未尽监督检查职责，如何处罚缺乏明确的规定；由于童工群体对社会稳定不构成直接威胁，地方政府并不重视。面对曝光的童工问题时，输出地和输入地还会互相踢皮球。2008年类似的童工问题被曝光后，凉山方面表示“凉山十分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是东莞企业非法使用童工，把黑手伸向我国的未成人”；而东莞方面表示“未发现被拐带现象，将帮助凉山当地的失学儿童重返学校”。结果，“民不举、官不究”，直到媒体曝光，官方才有行动，成为各地劳动监察部门对待童工问题的常态。

解决童工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不断监督，以及各方面救济措施的持续跟进。

在贫困地区多建立技校，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学习技能的正规平台和场所，让他们以后可以凭借更多的手艺去获取更高报酬；要降低农村儿童辍学率进而减少童工，一方面，落后地区的财政应该向教育倾斜，降低农村家庭在各个阶段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争取在义务教育阶段为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训，让他们获得一些基本劳动技能，提高义务教育的投入产出比，以此降低初中辍学率。同时可以设立对口帮扶城市，提供更多健康的半工半读青少年工作岗位。

愿世界再无童工，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愿我们能看到每一个孩子脸上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