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梅、张帆：暖心一周，1800 台平板助力网课困难学子

乐天行动派午餐会 35期 | 孙雪梅、张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这个春天的节奏，全国各地中小学延迟开学，网上授课陆续开启。网上授课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尤其是对于一些贫困家庭的学生，由于缺少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网学习受到极大限制。

对此，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校友会联合凤凰网、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发起 “为网课困难学生送平板电脑”公益活动。乐天行动派午餐分享会“抗疫·见证·行动”特别策划第13期，我们邀请到该公益项目的其中两位发起人：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和弘慧基金会理事长张帆，来分享它的幕后的故事。

以下为孙雪梅发言实录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会。我是孙雪梅，来自凤凰网，同时，我一直致力于女童保护的公益项目。很高兴在今天中午跟大家相会。

这次分享是基于3月4日那一周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项目校友会、凤凰网和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给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的公益活动。今天会分享到这个活动发起的缘由，以及执行过程中的故事，我们想要做什么，希望能够实现什么，也希望今天参与的听众未来能够一起推动改变。

在疫情中有很多“灯下黑”

我们这个项目3月4日第一次发出征集。之前3月2日凌晨，我和何道峰老师通电话，商讨在疫情之下能做点什么。他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现在国内缺乏什么，能做什么？我和张帆、柳莺、郭士玉四个主要执行人去年一起在美国的乔治城大学上学，就非常快地集结了。3月2日凌晨和何老师通了电话，说了这个项目可以做的情况下，当天早上10点就通了电话，决定下来做这件事情，于是分工合作。开始分工，谁具体做什么，比如郭士玉做文案，柳莺开始找厂商谈判，我们要送什么样的平板电脑，去比对价格，什么样的设备是合适的，张帆张总这边主要做执行。3月2日跟何老师通话就进行了快速分工，具体分工细节这里不细说了，因为我们会出来一篇文章，里面会有一些细节，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

为什么要发起这个项目？我相信现在在听的很多伙伴应该都知道河南邓州有一个学生家里比较贫困（这是报道，后来的原因不一定是网课），姊妹几个只有一台手机能够上网，她上不到课，就产生了负面的心理情绪，最后引发自杀。在疫情之下有很多所谓的“灯下黑”，就是所有人都在关注疫情本身，但在疫情下面的一些弱势群体，包括网课困难的学子，也包括罕见病的患者、其他重症患者得不到关注，容易引发更多的问题。在这之后，凤凰网发现因为缺信号、因为家庭条件差上不了网课的不止河南邓州这一起。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何老师询问时我就问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当时在公益群里对这个现象也有讨论，很多人认为应该有所回应。

我们当然也听到一些不同声音：应该更关注软件、关注心理。我和帆总、柳莺、士玉讨论的时候，一开始也考量了这个因素，因为业界提出只是给他设备，后续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评估了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保证这些孩子事后是真正用来学习的。但两害相全取其轻，在这个阶段，这些孩子缺乏的是设备，缺乏硬件。“要给孩子吃很有营养的，营养不够的就别给”的考虑并不是非常妥，尤其是在当前阶段那么多孩子缺乏（硬件）的情况下。所以，我们一方面听各类一线组织的意见，一方面我们也在调研，几个人都在问身边能够接触到的那些孩子。我们四个人都出生在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从山村出来，对这样的环境有一些了解，直接问到以前的班主任、老家的孩子；像帆总这边，因为弘慧有非常深厚的乡村教育积淀，能够直接调研到当地学生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得到的反馈是非常需要。

和时间赛跑，赶在开学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快速地做这件事情。作为媒体人出身（的人），都知道很多事情是唯快不破的。因为开学那一段时间，如果孩子一开学跟不上，他的焦虑情绪给他带来的影响不只是一开始，可能会延续很久，就因为前面那一段没跟上。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是跟时间赛跑，3月4日发出征集，当天下午有5002个人填写，随即初步筛选；第二天就组织了电话调查队伍，最多的时候是一百多人，分十多组的电话调查员，对孩子的监护人和推荐孩子申领平板电脑的都要进行通话、调研，看看他们填的信息是不是真实的，了解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从中筛选出1800人非常重要。当然不是5002个人全部都打电话，我们从5002人里筛选出来2640人，然后一个一个给推荐人、监护人打电话，最后根据电话调查员的信息，我们筛选出了1800个孩子，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然后再进行发放。

发放的时候我们也有调查问卷过去，除了反馈他收到了平板电脑之外也有调查问卷。我们根据调查问卷以及电话调研监护人、推荐人还有专家采访形成一个报告，于今天上午11点之前发布了。这个报告当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4号执行，11号发出去，到孩子陆陆续续收到平板，再到我们收到问卷回来不过一个月时间，肯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打算还会持续跟踪这1800个孩子的学习情况，包括我们报告里提到的建议，包括了解到需求，了解到他们新的状况，在我们做不到的情况下会向第三方反馈，希望他们能给这些孩子一些新的资源、一些帮助。

能帮一个孩子就算一个

从发起到征集，整个过程全程都是透明的。大家能够在网上看到1800个学生经过处理之后的公示名单，过程当中电话调查员发现了个体故事，后续也有补充、沟通，经过他们同意后也有一些采访报道。这些孩子给了我们很多能量，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反而更多是感觉到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动力。

我在这个过程中哭过几次，是因为被个体的故事触动、感动，很辛酸：看到一些孩子因为上不了网课带来心理上非常微妙的变化，以及对这个活动的期待。凤凰网公益的佘韵卿和朱德瑛主要在采写这些故事。有一些稿子在时间允许情况下，我会先看，当然也有个别稿子没有顾上；每次都看得我眼泪汪汪，可能我泪点比较低，但确实非常打动我，这个事情做得很有意义。

当然也有人问我们：有那么多贫困的孩子，你们能帮得过来吗？当时我是这么跟他说的，还记得这样一个小故事吗？——海啸之后沙滩上有非常多的鱼，有小孩子把鱼一条一条捡起来扔到海里，有人问他，这么多鱼你能捡得上多少啊？这个孩子说，我捡一条是一条，救一只是一只。我们做这个事情也是这样，能帮一个孩子就算一个，不希望大家只是在热点之后就结束了，讨论之后，热点一过就归于一片沉寂，这些孩子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注。

当然，我知道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肯定会遭遇有不同的声音。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我非常接受，也感谢有一些建议。媒体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在蹭热点？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热点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看到了社会问题。如果说连热点的社会问题我们都不去关注的话，我们关注什么呢？只要我们看到热点时，我们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行动，真正想帮助这些孩子，我还是希望得到更多的鼓励、支持；其中做得不够妥当的地方我们不断修正，特别感谢那些建议。

媒体与公益组织联动带来更大推动力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同时多年一直在做公益组织，认为媒体和公益组织结合联动能够带来更大的推动力。这里想再分享一点怎么去做推动力（的思考）。其实，1800个学生的资助真的太少了，因为在全国需要帮助的孩子太多太多。那怎么样能够推动第三方参与呢？这是媒体的责任，同时也是共同参与的多方的责任。所以，我们出了项目报告。过程中，我们发了8篇报道，多个都是我们采访的孩子的故事、推荐人的故事及电话调查员的故事，其中有很多真的很让人感触。比如电话调查员曾经受到弘慧资助，现在反过来去帮别人。这种获得感和真正沉下心想要帮助别人的反哺感觉让我很感动。

这些个体之外我们想要看全局，就是1800个孩子整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的调研报告中，有几点是想要给大家分享：第一点，从1729份有效问卷反馈上来的情况来看，17.6%的孩子受到网络或者流量的困扰，要么网络信号不好，没有wifi，要么是流量费太高。这还是接收到平板电脑的人群。要知道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压根没有网络的。也就是说我们即便给到他平板电脑，把电脑给他了，他也没有网络，这部分人群我们没有考虑进去（项目中）。最后发放的时候，从实用情况来看，我们给他发平板电脑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没有网络。所以这部分人群我们没有纳入进来，是比较遗憾的地方。这次活动在这么短时间里，还没有能够让网络运营商、平台公司等动起来。所以，报告里有一些发现或者有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孩子反馈（百分之十几的孩子）说在这之前没有上网课，还有一部分孩子因为上不了网课而产生负面情绪将近80%，非常高。我们询问了专家，针对这样的情况可能给他们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也许持续比较久。

从凤凰网角度，还想讲一下，这次平板电脑的捐赠活动是众多活动之一，凤凰网作为一个媒体（有点自夸）公益心还是非常浓的，一直在做多个公益项目，联合多方来做，重点是“行动者联盟”。“行动者联盟”全年都在联合企业、公益组织，包括明星，做一些线下走访、捐赠，金额不太大，但总是想着以我们的力量能撬动多少算多少；年底有一个“行动者联盟”的公益盛典，包括高峰论坛大家一起来探讨公益、探讨怎么跨界联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有很多个主题，晚上会对全年一些优秀的——比如年度十大公益人物、年度十大公益项目、年度十大公益创意、年度十大公益企业——进行颁奖。这是在每年7、8月份启动，开始评选，年底是颁奖，给大家一个鼓励。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公益界这种晚会、盛典太多了，但从媒体角度来说，我还是希望做得好有媒体去鼓励，给做得优秀的项目以更多传播。年度十大公益人物和年度十大公益项目会得到凤凰网客户端开机大屏的硬广支持，直接开机的时候会出来项目或者人物的形象，上面有公益理念，主要是传播公益项目。我一直在做女童保护，也有媒体力量推动，这是2013年我们百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发起的，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

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可能分享不了那么多，待会儿还有时间可以提问、问答。总体而言，我们想要说的一个理念是：要看到社会问题，迅速行动，科学有效地行为，能够把更多人连接起来。

以下为张帆发言实录

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帆，来自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弘慧专注于乡村教育，从一个奖学金开始已经做了19年，从2001年的奖学金项目到2008年成立基金会，一直聚焦在湖南贫困地区深度做县域乡村教育的生态模式，扎根比较深。

刚才雪梅已经比较完整、系统性地把我们这次送平板电脑项目的策划逻辑、执行过程给大家讲了。整个项目的起因要特别感谢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高级研修班的项目，我们都有幸成为何老师的学生，在何老师的推动下，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我们都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锤炼。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公益小伙伴面对这次疫情有很多思考和行动，这跟我们过去用常态化的机制去做一些项目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自己觉得在这次活动当中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收获，也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视野和空间。

一个县最好的高中也没有系统开展网课的能力

这次项目针对的是上网课的问题。网络课程和互联网教育这个话题、问题在乡村并不是当下突然发生的问题。信息化教育国家推行了很多年，过去这几年，应该说乡村学校的信息化教育也迭代了好几个版本，但我们深刻理解过去学校行政化的推动更多满足的是硬件和形式上的需要，并没有真正在互联网教育或者网络课程体系当中构建出基本的能力来。这个问题在这次疫情当中显得特别突出。

在送平板电脑项目开展之前，我们在我们比较熟悉的9个县域做了调研。即便是一个县最好的高中也没有系统开展网课的能力；但基于学生学习的压力和政府教育局的要求，各个学校的老师和班主任还是力所能及地推动网络课程的教育。后来进一步调研学生去评估我们项目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紧迫性时，发现孩子们的硬件和网络反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整个项目从确定到真正执行的周期和时间就特别紧张，几乎是在一周时间完成了整个项目的关键性的执行，过程中调动了很多志愿者，接近一周时间里弘慧20名员工全员全时投入，调动了大学生志愿者包括其他公益机构合作伙伴的志愿者，还有凤凰网女童保护，包括好好基金等很多志愿者参与进来。然后乔治城大学支持这个项目的一些校友的基金会全职员工也加入进来。所以整个协作性非常强、执行周期也非常短。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确实在不断地发现，深度思考、优化、完善项目，因为教育本身确实是一个系统性非常强的问题，涉及到每一个人，个性化的东西也非常多。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强调立足于长远而不是说一个短期的行为，包括我们基于1800个平板电脑的送出，也在考虑后续如何对这1800个人进行有效的跟踪，甚至给他们提供长期的服务和价值。从目前整个运行情况来说，1800个孩子对应的家庭都非常清晰，联络机制也非常清楚，所以在今天这个调研研究报告基础上，我们后续还会跟踪这些孩子，给他们进一步的支持和服务。

这个项目从操作上来说，看似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但整个项目组三方发起人定义该项目会是一个长期项目，后续还会有进一步的调研，包括基于课程服务体系的构建，也许跟踪的时间会更长，半年、一年，这是整个项目组形成的共识。

具体项目折射出的社会问题

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跟所有公益伙伴一样：需求特别强烈，但能力非常有限。所以，我特别感谢何老师让我们看到了怎么样从做一个项目去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把真正的问题找出来。这是1800台平板电脑后续应该去实现的目标。我们希望把乡村学校、乡村孩子在互联网教育、网络教育体系当中遇到的问题能够深度、全面的呈现出来，而且后续有更多的社会组织甚至教育部门的力量能够针对性对这块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很明显，网络和硬件问题只是孩子在疫情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或者在疫情当中显得更突出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这次我们通过送平板电脑挖掘出网络课程的实施能力、乡村学校的意识、校长的观念和意识、老师和观念的意识以及平常对互联网教育的理解，都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这几天，我正好在一线的几所学校做调研，能够感觉到整体的乡村学校，即便是中学、高中，学校老师、校长和家长对互联网还是一种惧怕的、害怕的心理，一种排斥的心理，一种防备的心理。这跟我们的时代肯定是相冲突的。我们一直强调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是我们联通外面世界和获得高质量课程体系、获得名师课堂的工具、渠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孩子真正未来要融入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存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真的很希望在后续去面对乡村教育尤其是互联网教育做出更多的倡导、推动。一方面是解决执行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是要改变大家的概念，让更多孩子能够学会融入互联网时代，而且能够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这个我确实深刻感受到了，因为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调研了城市学校尤其是一些高中学校做得非常好，网络课程不单没有影响他们的知识学习，更重要的是让这样一群城市里面优秀学校高中孩子学会了互联网教学，学会了远程协同，学会了知识体系的构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自律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

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相应工作。最近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对弘慧目前正在资助的495名高三学生做了调研。整体情况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一方面我们确实有预期，但另一方面感觉压力还是非常大，因为这群孩子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反映出很强烈的心理落差，害怕、焦虑，感觉不到自己的学习效果。一些比较贫困的孩子是因为网络或者家庭的条件没有能力完整地跟上班主任或者老师安排的课程。弘慧的高三学生是这样的状态，我相信整个乡村的高中学生或者中学生这种心理状态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可能看似比较简单，仅仅是硬件或者网络，但实际上基于对乡村教育深度问题的思考和何老师的公益理念，带有一种系统性、长期性以及示范性思维去推动项目（的特点）。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更加有深度、完整的社会问题，以及希望群策群力，未来有更多的长远思考和更加长期的行动，甚至也希望未来更多地引导或者是影响更多的同行一起去行动，也推动教育部门对这个问题的深度思考与采取行动。整个项目现在依然在路上，后续我们会及时地把成果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要强调或者单独讲的就是这些，是基于对雪梅分享的补充。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也希望有更多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

互动答疑

问1：两位老师好，十分感动你们对教育的支持，1周就送出1800个平板。现在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学后有没有捐赠口罩给学生的计划？

孙雪梅：基于我们送平板电脑这个项目自身，目前还没有计划，我们在关注。从凤凰网角度，“行动者联盟”成员联动企业，如果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联系地方去实施。但截止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我知道有一些公益机构在做这样的行动。但我们自身力量有限，不能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会关注到。如果有一些公益组织做到了，我们愿意为他们鼓掌与呼吁。

问2：这个项目很好，满足学生需求，项目流程很全面，不过对四五线城市关注（似乎比较）少，请问，针对这种情况是否有一些考虑？

孙雪梅：我先说一下，一会儿帆总会有补充。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问题，如果说当地有老师非常负责任，他们会快速地准备这些资料或者联系监护人申报。如果没有非常给力的乡贤或者当地有责任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很可能有一些贫苦的孩子在活动当中就没有机会。这是现实，也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资助的力量有限，确实有来不及填报的情况。

问3：在疫情期，尤其是开学前后，也看到有不少类似的项目，也就是给困难学生送上网课的设备和流量等。不知你们有没有比较过或思考过，你们这个项目独到的地方，或值得进一步推广的理念或执行策略是什么呢？

孙雪梅：我们行动之后看到有多个给孩子送平板电脑的项目在发起，这是好事，说明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因为需求非常广阔、需求非常大。我们这个项目主要特点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我们的行动非常快，几个合作方之间无缝对接，这种信任关系非常重要，都是何道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一起上学，在美国期间我们几个经常一起上下学、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熬夜，审核到晚上4点，随时有什么就马上联动、响应。快速的执行力是其中的亮点之一。

另外一个方面，尤其是帆总是深耕乡村教育的，大家对乡村教育的情结很深。我肯定其他机构很多人同样有这样的情结。我们考虑到的不仅仅是关注目前这一波孩子并且只关注当下，还希望有后续的跟踪。我看到真爱梦想、支付宝联合发起的也是类似项目，真爱梦想在乡村教育上做得非常多，我觉得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另外，我们非常谨慎。比如，1800台平板电脑送了以后，何老师问我们要不要考虑更多。我们当时讨论的结果是先把这个执行好，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规模很重要，但规模的前提一定是项目扎实、踏踏实实，是专业的，真正发现能够帮助到某一个群体并且有所提升，对社会有更多意义的，然后执行不会出问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规模化。这个观点在做女童保护中一直贯穿着“公益不仅仅是一腔热情，更要用专业造福社会”。我觉得这个在其他公益项目中同样适用。

问4：听说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校友会正在做中美联合抗疫行动，能稍微分享一下情况吗？

孙雪梅：中美联合抗疫行动比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要难太多太多倍，是从3月23日启动的，因为涉及到采购口罩、物流、报关、出关，还有美国那边合作方的衔接、那边的执行，找到需求，需求先行，总之很多很多细节，因为是多边合作。国内有三个发起方，美国也有三个公益组织在一起联动，当然我们是以非营利组织领导人提升项目校友会为核心，然后拓展了非常多的合作方一起行动。

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中美两国对口罩的标准不一样，进出口的标准不一样，过程当中也有多次的政策变动，每一次我们这个团队都赶上了。过程中有很多沮丧的地方，好在现在第一批从美国购买的3万只N95口罩预计明天抵达纽约，从中国寄过去的20万只口罩也已经发出（不进医院的口罩），希望一切顺利。中国、美国有时差，基本完全颠倒，这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属于白天黑夜要工作的状态，美国方面一样，我们也一样，早晚都会开电话会议。

其中最困难的是找到合适的口罩，需要两边标准都符合。等到真的执行得差不多了，未来希望有机会分享。这个过程真的非常艰难，尤其是向美国捐赠非常艰难，不过我们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基于人道拯救生命的理念做这样的事情，并没有考虑特别多，就是希望能够预防到疾病传播，能够保护更多人，我们联合抗击疫情，让疫情尽快过去。

问5：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你们发现，在疫情影响下，儿童还有哪些需求没有被关注到？你们在执行项目过程中面临着哪些挑战？还有哪些可以提升和完善的部分？

张帆：在这次疫情下，儿童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因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环境当中的孩子遇到的问题差异化很大。

就我们关注的乡村儿童这一块，首先跟学习有关。过去大家认为互联网学习、网络课程体系是信息化提升，没有想到今天却成为了一个唯一的选择，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校长、孩子、家长都会显得比较紧张，很无力，但也没有能力去做更大的突破。

第二个，因为疫情导致孩子长时间待在家里，大家都知道乡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家庭教育的问题。父母和家庭的整个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一块我们在尝试着做调研和工作，但能做的相对有限。

第三个维度，涉及到贫困家庭的问题，因为疫情带来的防疫形势——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或者了解的层面各自不一样——越往底层、越往乡村，防疫工作管理越僵化、越死板，这也导致很多贫困家庭很无奈，因为长时间几个月不能出去务工，不能有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巨大，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会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次疫情必然会让一部分贫困家庭进一步陷入新的贫困。这对我们来说是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所以，乡村孩子面临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多，而且在疫情下有它的独特性，有的问题会延续到疫情之后。

关于我们这个项目执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雪梅在她的交流当中已经有所提及，包括我们在项目策划阶段，包括我们在项目申请阶段。大家也提到因为申请时间相对比较短，只有7个小时，另外一个可能最贫困的家庭、最需要平板的家庭却因为没有网络无法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支持。这些都是在项目设计值得完善的。

关于项目后续的提升和完善，我刚才在交流当中已经提到，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项目长期做下去。这种“长期”并不是说继续送平板，而是基于1800个样本和平板电脑去深度延伸，追踪这些孩子后续网络学习的状况和成长的过程。弘慧是一个立足于长期陪伴孩子的公益组织，所以我们有能力，也有这方面的规划，把这1800个孩子长期跟踪下去，并且去寻求更多的网络教育相关的资源和力量，推动这些孩子通过1800个平板电脑获得更多的帮助、改变，也希望用这个项目起到示范和推动的作用，让更多社会力量包括政府力量积极去面对（相关的社会问题）。

问6：请问项目设计时有没有考虑和其他教育类公益组织、企业、或者当地政府合作？这样在服务对象名单的筛查环节会高效许多，后期服务对象的持续跟进也可以合作。

孙雪梅：这次执行过程当中就有公益组织合作，比如宁夏有一个协会推荐申请给到那些孩子平板电脑的，后续他们也会监督使用。本身我们这一次就要求推荐人之后要跟踪孩子的使用情况，我们也会有后续的沟通、跟踪。企业更是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凤凰网包括凤凰网高层CEO、高级副总裁都有发动，希望有企业加入进来。我们还找了好几家，包括OPPO、华为参与进来捐赠，覆盖到更多人群。但由于时间太紧急，基本上是一说动立马就动。过程当中，企业的决策不会那么快，毕竟得有一层一层的审批，再加上疫情之下企业也不是特别好过，很多时候他们的捐赠在疫情早期已经进行了。所以，这次在联动企业方面（还比较有限），（但是）柳莺那边联系学而思有捐赠课程后续给到孩子，华为经销商也发动志愿者给装平板电脑、贴标识、装网卡。

问7：请问这个项目的成本包括哪些方面？谁来承担？几个主要执行人应该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在应急的快速行动后，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或团队来推动后续工作呢？

孙雪梅：这次活动执行成本就是何道峰老师、崔阳老师夫妇捐赠的200万，里面包括采购平板电脑和网卡的费用，包括一部分执行费用。因为后期还要做调研跟踪，所以也包括一小部分执行费用。我们这些校友都是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的，后续我们组织的形式还会是以校友会来牵头。如果我们要做关于乡村学生的网络教育的进一步调研，也有可能会申请其他资金资助，这个在考虑当中。

问8：一直在开展乡村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后期能否相互对接？目前我们在做乡村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图书传阅活动等。

张帆：这个问题我非常乐于回答一下。乡村教育面对的系统性问题和当下困境非常清晰，很多公益组织都在面对整个乡村教育开展相关的公益项目和公益活动，我们希望乡村教育志愿服务项目能够形成衔接和对接。包括提出的乡村青年教师，我们一直在感慨乡村老师的匮乏，乡村老师一方面是数量的缺乏，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素质。对青年老师成长这一块，很多公益机构在关注，弘慧这边一直立足于在县域推动青年老师的成长，包括跟其他公益组织一起，包括马云基金会，包括“为中国而教”，都在关注，甚至从师范生开始培养和影响。因为乡村老师，以县为单位，数量上并不缺，关键是整体素质的提升；二是结构性问题，因为大量老师尤其是优秀老师都待在县城不愿意下沉。结构性问题如何解决，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培养乡村老师整体素质，这方面如果能形成合力非常好，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来。

阅读对乡村教育来说非常重要，即便在数字化时代，基于阅读习惯、阅读能力和阅读书籍这一块的服务和指导非常重要。通过阅读推动乡村教育的变革，推动书香校园，这些模式是很多公益机构包括教育机构都在做的。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寻找到适合乡村的一些资源力量，包括公益机构、商业机构，也希望更多人能够一起参与进来。

孙雪梅：最后一个问题我补充一点。就是在你们做的乡村教师培养方面，未来女童保护基金，也就是我所在的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可以有一些合作，从儿童安全方面，从预防儿童性侵方面，给乡村青年教师一些培训，把他们培训成为讲师，可以把这样的知识在乡村进行广泛的普及、传播，让孩子和家长都有防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