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800名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幕后

66.28%的网课困难家庭中，有至少2个孩子上学；近两成学生受网络信号不稳定或流量费用困扰；近80%的网课困难学生担心跟不上学习，有21.34%（273人）变得自卑甚至厌学。这是《2020年网课困难学生在线教育困境调研报告》中的一组数据。

为缩小疫情加剧的城乡教育差距，推动社会各界关注和解决此社会问题，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校友会（下称“校友会”）联合凤凰网、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下称“弘慧”），于3月4日发起“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公益活动（下称“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何道峰、崔阳夫妇捐赠200万元采购平板电脑及配套流量卡，资助1800名中学生。基于此活动，4月3日三方联合发布《2020年网课困难学生在线教育困境调研报告》。

参与此次活动的25名校友会成员中，孙雪梅、柳莺、张帆和郭士玉作为主要代表，分别讲述了活动发起、组织调研报告撰写与传播的幕后故事。当很多人开始研究创新公益，希望“授人以渔”时，物质赠予是不是已经过时？“授人以鱼”价值几何？

看着学生们反馈的学习照片和问卷填写结果，他们甚是欣慰：“有的孩子之前都没有见过、摸过平板电脑，他们的开心溢于言表。更让我们温暖的是，他们心存感恩，许多学生发来感谢信。我们并不是想让他们感谢，但这件事，让我们意识到，对于双方，这都是人生有意义的一课。”

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少年时的苦难。捐赠人何道峰相信，网课困难的学生们，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感受到陌生人与他们的心灵碰撞，唤醒他们对自我的要求、树立理想，从而和外部世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受助学生发来感谢信。

01 缘起

来自美国的“召集令”

2019年1月，美国华盛顿，适逢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的契机，张帆（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柳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儿童电影公益基金发起人、安乡县“好好学习”助学成长发起人）、郭士玉（阿里巴巴社会公益部品牌营销专家、新华网公益原主编）和孙雪梅（凤凰网副总编辑、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等四位公益人士，共同学习生活了四个多月时间。

去年研修结束回国后，因为各自工作繁忙，他们没找到机会共同参与或策划一项公益活动。3月初，有关网课的一则新闻让他们“聚”到了一起。2月29日上午，有报道称，疑因家庭贫困，需跟姐弟轮流使用一部手机上网课，河南邓州一名初三女生大量吞药，意欲轻生。

目前孩子服药的直接原因尚不得而知，但长期从事乡村教育的张帆介绍，“网课”对于乡村学校而言，确实还有点难度。“部分乡村甚至是县城学校，还没有在观念、能力、硬件（如流量、信号）上做好准备。”

柳莺也看到了“邓州女孩”的新闻，被深深地刺痛，却又陷入深深的无助、惶恐和自责，“我想帮却不知道能怎么帮助这个小女孩，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像她那样的一群贫困学生”。

3月2日一早，她在四人群里，看到了雪梅发来的信息，计划针对网课困难学生策划一次资助活动。“我当时如释重负。当我想去做什么而不知道该去怎么做的时候，渠道来了。”

雪梅也有同样的感觉。她几乎和柳莺在同一时间，关注到“邓州女孩”的新闻，在各公益群和媒体同行群有过讨论。正一筹莫展，3月2日0：38，她接到了公益资深前辈兼老师何道峰发自美国的消息：“睡了吗？”

看何老师话风和平时完全不同，雪梅立刻回电。电话里，何老师询问她的工作近况，询问疫情下还有没有无人关注的空白点。雪梅谈到了“邓州女孩”事件，以及疫情后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把白天和同行们聊过的顾虑或操作难点，也都告诉了何老师。比如，网课困难的现状如果得不到改善，可能加重学生自闭心理，甚至进一步拉大城乡教育差距。但这必须马上行动，一旦行动慢了，网课阶段过去了，捐赠的意义就不大了。”何道峰老师马上给了回应，“那好，我先出两百万，你看看另几位同学在干什么，你们抓紧去干。”

简短的一通越洋电话，给了雪梅一颗定心丸，也让她格外兴奋。挂断电话，她就开始通过网络了解具体需求。当天早上九点，她在四人群（孙雪梅、柳莺、张帆、郭士玉在乔治城大学上学时，为方便一起搭车建的群）里呼叫同伴，“开会啦，有急事商量！”

随后，她也与凤凰网高层汇报，决定以联合发起方的身份，关注网课困难学生群体，与校友会等团队共同组织这次资助行动。

十点半，四人同时在线，开启活动筹备的第一次电话会议。“捐什么设备？给什么群体捐？捐多少？怎么保证科学使用，不沉溺游戏？这些都得讨论。”

柳莺非常坚定地希望推进，“因为心痛难忍，所以全力以赴。那条新闻牵动了很多比我多情、有行动力的人，而且他们就在我身边。我们也必须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地做好，哪怕只为远隔万里的何老师的真心。他的出现，让我可以不留遗憾、不再茫然四顾，把不忍化作可期待的行动力。”

但已扎根乡村教育公益19年的张帆略有犹豫。他担心活动启动仓促，没有抓到现实问题的核心痛点，反而让平板电脑给学生们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越是贫困的孩子，他的家庭管理能力、家庭教育能力就越弱。完全依靠孩子的自我管理？这方面挑战会比较大，所以地方上对互联网教育也一直存疑。”

讨论了20分钟后，大家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先明确四人分工，再设计规避问题的方案。孙雪梅作为总统筹，协调此次活动，并统筹媒体传播资源，帮助活动更顺畅、及时、有公信力地发布；“才子”郭士玉负责活动文案和产品使用文案，比如提醒受助学生科学使用；被公认“严谨细致”的张帆，有多年乡村教育经验和基础，最适合项目细节、执行和跟踪；拥有很多跨界身份的柳莺决定盘活手里的资源，寻找电子产品供应商、网络运营商和物流公司。

我们也是在农村长大

当天中午，仅用了15分钟，士玉就顺利写成了《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如果是写‘使用提醒’，态度略显生硬。我就想以一个兄长的书信口吻，和小弟弟小妹妹们柔和地谈谈心。”

士玉代表团队写给受助学生的一封信。

士玉、雪梅、张帆，和捐赠人何道峰老师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从一个相对贫困的家庭，走进城市，改变命运。往事如昨，士玉在写“信”时，百感交集。

“何老师说过，他的童年穷到连鞋子都没得穿，只有努力学习一条路。最后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学校云南大学，再一步步走进城市，成为成功的商人、公益人。张帆1989年考上清华大学，走出农村改变个人命运。雪梅是贵州习水大山里的孩子，我来自山东菏泽，也都靠考大学这条路，跳出农门。”

何老师也相信，少年的经历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塑造。他引用卡耐基的话：“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少年时的苦难，最大的祸患莫过于莫名其妙继承了一笔遗产”，“苦难将激发奋斗的决心，也容易产生同理心，如果用正确、及时的价值观与信仰引导少年，现有的困苦都将是日后的财富”。

这也正是《一封信》希望让学生们体悟的。

02 筹备

以最低价确定采购方

3月2日下午3点半，四个人第二次通话，同步各自进展。张帆也不再顾虑。前期最紧要的工作落在了柳莺肩上。

为了抢时间，她迅速咨询了两家品牌，希望能尽快争取到最低价，购置最多数量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以资助最大数量的困难学生。

“A品牌高层立刻提供了一款可用于网课学习的手机，并给予低于市场的价格，但需要确认库存。B品牌终端销售的代理商应树友介绍，刚好他们有一款平板电脑是得到地方教育系统认定、最适合网课教学的，16G内存即可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但价格需要内部再沟通商议。”

晚7点第三次通话时，团队已基本确定可采购应树友推荐的设备，再请他通过他们的资源关系，沟通运营商流量套餐、发往偏远地区的物流报价。柳莺形容，应树友团队的支援，“拯救”了他们，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筹备效率。

“应总特意提醒我，要和学生家庭确认当地最快的物流公司，因为不是所有快递公司都进乡入村。这是我们四个人之前没有想过会出状况的问题。”

当晚后续的电话会议里，校友会四人火速敲定了有关前期筹备的很多细节，比如面向谁捐赠、满足哪些条件可以申领。雪梅说：“我们也把进度即时告诉了何老师，暗示他可以准备打款流程了（笑）”。

问卷协议多线并行

下一步，是面向网课困难学生的征集。士玉很快拟定第一稿征集文案，他们决定在3月4日早9点开放征集通道。

如何设计学生申领的问卷？问卷面向谁填报更公允，也方便后期审核？3月3日10点，雪梅从凤凰网公益抽调同事参与设计。

“疫情激化了乡村教育与互联网教学的矛盾。如何让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乡村学生融入互联网？借助它获得更好更多的教育资源？这是两个话题，也是长期、待解决的痛点。”因此，在征集问卷上线前，张帆、柳莺、雪梅和士玉，都通过各自的公益人脉，向各地方学校、义工组织或公益机构预告此次活动。

比如张帆所在的弘慧基金会常年深耕湖南、四川；雪梅所在的“女童保护”地方团队也分散在全国各地；柳莺通过她发起的中国儿童电影公益基金和安乡县“好好成长”助学基金，联系到包括湖南安乡在内的50多个贫困县分管教育文化的负责人，他们可触达的贫困地区包括内蒙古、西藏、新疆、广西、甘肃……

校友会其他同学也纷纷加入，助推活动信息更快地传播至更偏远的地区。

与问卷、信息征询等同步推进的，还有法务工作。捐赠协议、采购协议等合同流程，都由张帆的弘慧团队同期走完。

张帆说，工作量相对没有其他环节大，但部分细节需要特别定制修改。“比如捐赠额方面，弘慧是第一次遇到如此高额的捐赠与采购款；时效性方面，此前也很少有公益项目，将执行时长控制在10天左右。好在每个环节遇到的每个对接方，都愿意协同配合，也助推了活动的顺利开展。”

03 名单

每否定一人都会负疚

经过连夜修改、测试，3月4日9：06，申领问卷与活动启动新闻稿，通过凤凰网公益频道对外发布。申领数增长之快，完全出乎雪梅的预料。

“我们一直盯着后台收到的填报资料，没想到，刚10点，就来了500多份。后来问卷后台空间不足，又赶紧请同事充值扩容。我们预估，可能到晚上才会收集到3000份左右，结果刚下午4点，就收到5002份，赶紧关闭了提交通道。”

这之后，4人经历了高强度、超高时长的远程工作。柳莺说，那是她最近两年以来最累的10天。

当天晚上8点40至第二天早晨4点左右，约8小时的电话会议，他们从5002人里，初筛出所有符合申报要求的高中生名单。

四人其中一次通话截图。

因为大家都并非信息或数据处理专业，问卷设计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给他们第一晚的信息筛查工作，增加了不少工作量。雪梅一度着急了，她连声感叹三遍，“术业有专攻啊！术业有专攻啊！术业有专攻啊！我们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加入！”

“比如学生所在地区和所在年级，应该下拉式选择，我们设成了填空题，大家填写形式各异，我们只得在半夜，又请灵析和凤凰网做数据分析的同事在线帮忙。”

灵析郭润苗和凤凰网赵娣加入电话会议。

5002个申领人，也是5002个乡村故事，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公平，被公认最细致的张帆，甚至能从两张不同的表格里，发现有申领人来自同一个家庭，是亲姐弟关系。“我们必须尽量考虑均衡与公平，了解每个家庭和学生最真实的需求。”

严格的标准下，他们每投一个否定票，也会伴随一种负疚感。士玉说，因为资助名额有限，他们需要优先保障最穷困、最需要的孩子获得资助，严格筛选每一位申请人的信息，但他们的家庭现状又着实触目惊心。

“很多家庭的孩子父母双亡、父母离异，或是有一方残疾、患有精神病，丧失劳动力。我们只能根据各家庭发来的资料做判断，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可能是更多的悲苦细节，但我们无从得知。所以每一次投票否决，都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准确，也相应会心痛，产生很大的负疚感。”

“但这也是对每一个学生的负责。”张帆非常理解士玉的心情，十多年研究乡村教育、开展学生资助工作，他深有体会。

“至今，弘慧资助或陪伴的孩子数量有限，很多工作也容易程序化、表面化，但唯有细致相待，建立心与心的连接，我们才能走近每个学生，帮助他重拾对未来的期盼。公益的本质，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也让每一个受资助的孩子构建正确的价值观。”

百名志愿者加入电话调查

3月5日至7日三天，针对四位发起人初筛的初中、高中生名单，共计2624名学生，百名志愿者加入电话调查环节。他们分别来自校友会（董峰、杨华）、弘慧基金会（20位全职员工）、弘慧学子（注：曾经或正在接受弘慧定向资助的大学及以上学龄人，18人）、凤凰网员工、“好好学习”助学成长团队（8人）、女童保护基金志愿者（22人）和扶贫基金会志愿团队。

针对每一个申请学生，志愿者分别联系他的推荐人和监护人，了解网课学习现状、快递签收信息等。平均每人每天拨号80至100次，有志愿者的手机号甚至因此被运营商拉入骚扰电话黑名单。弘慧基金会的很多全职员工为了方便团队协作、快速准确完成调查与统计，几乎吃住在单位。

每晚9点，汇总了当天的电话调查结果后，校友会四人做复审、终审，每天的电话会议持续到次日凌晨。

士玉因此不能时常陪伴在即将临盆的妻子身边。“好在她也是公益圈的媒体人，很支持我的工作。我想，对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胎教吧。”

他们复审整理出首批受助名单1800人，并同步给捐赠人何道峰、崔阳夫妇。

暂不启动新一轮资助

远在美国的何道峰、崔阳夫妇听说第一天就收到5002份申领表，失眠了。“那么多孩子，我们只有1800台怎么办？”何老师询问是否需要追捐，或是只针对云南和贵州，再定向资助一批。四位同学普遍建议，先执行好对1800人的资助和效果追踪。

雪梅说：“通过初筛，只有2624多人进入电调阶段，先做好1800人的‘试验田’，科学追踪、回访、纠偏。”

扎根乡村教育多年的张帆，提出了他的三点思考，他希望先解决已有的问题，再考虑或启动新一轮资助活动。

他说，首先，活动启动较为仓促，征集问卷有很多细节不够完善，否则后续工作量会小很多。其次，如何让征集问卷在短时间内迅速触达更偏远的地区，他们尚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弘慧项目所能联系到的县域，普遍获得了比较多的申请，那是因为团队提前请地方机构收集了学生和家庭的信息。我原以为征集通道会开放24小时，实际只有7个小时。此外，我们对工作量和所需志愿人员的预估和调动，也还不够充分。”

“如果未来再做类似项目，还需要考虑它的长期性。”张帆举例，网络课堂不只对硬件有要求，还需要持续输入优质的教学内容，“我们这一次在内容植入方面，没来得及做太多工作，下一次，可以优化它的内部软件，使它真正成为一个学习型工具。”

多方支援爱心接力

即便有很多“考虑不周”，在这样一个对时效要求较高的活动中，已经尽量细致了，来自多方的志愿力量，也让大家感受到善的力量。

回顾电话调查环节，张帆特别提到了弘慧学子的加入。一直以来，弘慧都在倡导公共服务精神。“我们希望让受助大学生传帮带，通过参与公共服务，培养公共服务精神，获得成就感。目前，我们陪伴、跟踪的受助学生累计3600多人，其中在校大学生800多人，已经工作的弘慧学子300多人，整体数量也还不大，但他们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参与度非常高。”

刘丽芳就是其中一位。2008年，高三的她获得奖学金资助，此次加入电话调查，听到了250多个求学的声音。她还通过申请学生的推荐人名单，联系到失联多年的初中英语老师，感佩于老师依旧在教育一线，为更多的贫困学生讨资源。

“很庆幸参与了电话调查工作，可以这么密集地倾听求助的故事。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家境不好，现在看来还是很幸运。我会把我一路走来的故事说给那些孩子听，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大学和工作期间，刘丽芳也一直参与弘慧的各类公益活动或经验分享会。张帆表示，后续针对1800名受助学生的追踪，还会有专职人员带领弘慧大学生志愿者团队继续志愿服务工作。

此外，其他志愿力量也自发加入了此次活动。

安乡县妇联是“好好学习”助学成长基金的合作伙伴和发起单位，听到柳莺说要征集电话调查志愿者，妇联主席徐华军立刻组织年轻女干部，“都是值得信任、工作能力又强的，我们能出8个人”。

柳莺很感动，8名志愿者接受培训后，被安排作为次日的“后备军”，不少人还挺失落，“大家就那么等着，说‘没排到我们上前线，有点遗憾，但我们会一直等着，随叫随到’。”

考虑到志愿者人手紧张，柳莺向平板电脑代理商应树友求助，希望他们能组织员工协助发货环节的工作。“应总欣然答应，从团队召集了13个人，每天至少8小时，负责所有平板电脑的拆机、装卡、插彩页、贴寄语、再包装、发快递……”

供应商组织的志愿者完成1800台平板电脑的二次包装与寄送工作。

自3月2日接到柳莺的采购咨询，应总就通过他的资源渠道，沟通了上网卡半年流量的打包价，次日还允诺将沟通各物流公司的报价与发货对接。

翻看着应总反馈的工作照，柳莺感触良多。“为了把平板电脑尽快送给所有最需要的学生手中，单靠我们征集的志愿者远远不够。应总团队帮拆盒子装网卡，贴上活动LOGO、给孩子的一封信，这都是这次活动中很细碎却也重要的环节。是善的力量，感染了我们和远在广东的应总团队。”

04 后续

网课现状调研报告发布

经各环节有序紧张地配合，截至3月27日，1800名学生已全部收到平板电脑，并收到1729人填写提交的有效调研问卷。

受助学生收到平板电脑，开始上网课。

4月3日，《2020年网课困难学生在线教育困境调研报告》上线。有13名受助学生来自沿海发达省份地区：江苏5人、福建5人、广东2人、浙江1人。可见，网课困境不仅存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偏远山区”。

调研发现，66.28%的网课困难家庭中，有至少2个孩子上学；近两成学生受网络信号不稳定或流量费用困扰；看到自己的同学基本都能通过电视、电脑或便携智能设备上网课，79.41%的学生担心自己跟不上进度，有273人产生自卑甚至厌学情绪。

调研问卷统计：上不了网课对学生的影响。

用平板电脑上课后，所有人都表示，疫情结束后，仍会通过它继续学习。孩子们的心理状态也逐渐乐观：他们跟上了学习进度，更开心自信，也愿意和同学、老师交流自己的学习进展、讨论不会的问题，或是带上亲友一同上课，共同进步。

有70人因此更关注科技资讯或科技产品，甚至有35人明确未来求学方向，向往通信、信息等大学专业。更有过半数学生对公益有了更深的认识，不少流露出未来参与公益的意愿。

时代的发展推动了全社会的互联网化、数字化、信息化，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城乡教育间的巨大差距。张帆说到了“报告”发布的必要性。“在弘慧项目落地的一些县域，即便是省重点高中，也没有能力上网课。从一定程度上看，过去县乡村的老师、学校、家长，排斥手机，也没有做好信息化的准备。怎么推动各方改变观念，又能让学生高效、巧妙地接受互联网教育？这是一个长期问题。”

雪梅说，“报告”的价值应等同于捐赠活动。她发起的女童保护基金，持续六年发布《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参与推动了儿童防性侵领域相关机制的完善。

“我一直很关注各领域‘报告’的发布，因为它可以客观呈现一线实践的数据、案例。比如‘邓州女孩’事件出来后，我们原以为让学生为难的，只是没有听课设备，通过调查才发现，有的家庭是迫于经济压力，买不起手机流量，有的地区甚至连信号都没有。这也能给相应主管或规划行动的单位一些‘压力’。毕竟，网课的前提是通讯公平。此外，在公益领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同行也可以避开我们已经踩过的‘坑’。”

为平板赋予温度

他们也通过调研发现，疫情结束后，学生普遍愿意通过平板电脑，学习老师安排的网络课程，或是带上亲友，寻找网络资源再学习。

但需要注意的是，有约160人表示，会偶尔借平板电脑放松娱乐，比如看电视、电影，也不排除玩电子游戏的可能。

如何让平板电脑最大限度帮助受助学生的课内课外学习？执行团队已与1800名受助学生的监护人、推荐人建立联系，将持续跟踪。

好未来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鲁晓已确定捐赠一批名师网络课程，供受助学生在线学习，“课程涵盖全年级、全领域、全科目”。

捐赠人何道峰给监护人、推荐人们支了几招。“最佳⽅法是启发孩⼦内在的⾃由与⾃主⼈格，将童年的苦难视为⼀笔财富而不是负担，让孩⼦建立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的自律意识，由学校、 家庭与社会教育，引导他们建立自我目标导向下的行为节制。其次是通过示范引导，由成年人帮助他们学会建立目标导向型时间分配⽅法，引导他们合理分配平板电脑的使⽤时间，以恰当的奖惩制度，激励孩⼦⾃我实现学习与娱乐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因噎废⻝式地打压式管控。毕竟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孩子，应该知道城市中的同龄人是什么生活方式，完全不看电影、不知电子游戏是何物，是不恰当的。”

05 师生

老师是善的向心力

回顾那忙碌的半个月，四个人觉得特别自豪，发挥各自所长，柳莺说是“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雪梅说这是一个“奇迹”。

采访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乔治城大学那段学习经历对这次行动的影响，尤其是老师何道峰。

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原执行会长何道峰、崔阳夫妇于2017年捐资350万元发起，旨在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培养具有国际领导力的未来领导者，最大限度地改善中国本土慈善行业人才国际化发展的基础环境。

何道峰很骄傲，这次联合行动，是校友会成员们高效完成的一次课外实践。

“对于新一代公益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把某个项目规模铺大，而是始终坚持公益本质与方向。所以乔治城大学的研修项目重点，是帮助成员们以长远眼光，以全球视野的胸怀，在更广阔的空间、时间维度，思考问题付诸行动。心定了，不被短期的繁华困扰，不为当下的挫折击败，也就能在坚守中走得更远。”

张帆感叹，这次活动确实很好地让大家学以致用，合作练兵。“乔治城大学的四个月，帮助我们拓展思维方式，开放格局，对公益的初心、有效性、科学性有了更高的认识。这一场活动里，我们四个人分工明确，不为蹭热点，只为解决真问题。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真实、长期、科学、有效的公益项目来对待，研究基于人的问题、基于整个社会的问题。”

柳莺开玩笑，可以给这支四人小分队，起名“平板游击队”。“哪怕不眠不休，也没有人会觉得太累太烦。实施行动速战速决，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一同求学的时光。”她屡次提到“善良的力量”，形容何老师如一支火炬，照亮很多人，也因此有更多人循光而来，送去更广域的温暖。

“我后来也向何老师提议，期待他每年都能集结校友会成员，组织几次类似的公益行动，体现出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力提升研修项目的行动力，更有效地帮助更多人，也让我们感受人间值得的美好。”

雪梅举例，何老师尤其影响了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比如从受助人角度出发。看到一位申领学生的推荐人是邻居，他们四个不约而同地认为，要格外关注这名学生的实际情况。“不少人习惯于攀比，和朋友比，和邻居比，但何老师就一直强调‘爱他人爱邻居’。当邻居观察到隔壁孩子的学习困境，主动帮助申请报名，我们更该鼓励、提倡。”

媒体传播公益价值

虽然第二批捐赠暂不启动，但媒体人出身的士玉很庆幸，这次活动覆盖了“公益”的两个基本意义：拯救生命的苦难，提升生命的质量。

“那些真实存在的困难，对每一个学生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只做了一点小工作，就可以帮助消解困扰，这种欣喜、成就与满足感，也让我对个人价值更有认同感。”

同样是媒体人出身的雪梅，有类似的感触：媒体的价值不止于发声。她任职的凤凰网作为一家互联网媒体，虽然没办法一下子拿出雄厚的资本直接捐赠，但可以发动媒体人亲身参与公益实践，以媒体视角的敏锐发现社会问题，再联动多方力量解决问题，由此挖掘的当事人故事和调研报告，也才更有情怀和生命力。

“每一年，在儿童安全教育、留守儿童陪伴教育、贫困儿童医疗等领域，凤凰网都会组织各方力量，深入一线行动。在抗疫期间，我们是开放新冠病患医治信息登记平台、持续跟踪武汉留守孕妇和一线女医护生理卫生需求的首家媒体，后续妇联、妇基会和更多媒体也加入倡议行动；1月28日，凤凰网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用于抗疫，之后又依托‘行动者联盟’公益品牌，搭建了信息互助与公示平台，协调明星、企业等多方资源，为一线抗疫女性捐赠安心裤，为一线医护的子女捐赠奶粉，为战疫医生提供速干衣等。”

凤凰网联合企业等各方捐赠物资的公示表（部分）。

雪梅说，这一次“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公益活动，凤凰网高层格外重视，也一直在推动内外部各层力量关注和参与，包括开放置换传播资源，寻找可参与捐赠的设备商、运营商，以资助更多求学的孩子。

当不少人开始研究创新公益，希望“授人以渔”时，物质赠予是不是就过时了？捐赠人何道峰给出了他的答案。“平板电脑的捐赠，既能在‘过渡期安置’阶段帮助困难学生解决燃眉问题，又可以在‘灾后恢复期’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是一个积极的行动案例。孩子们获得的也不只是设备，还有陌生人对他们内心渴望的回应。这种心灵碰撞，将产生长久的心理影响，帮助乡村学生与外部世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作者 凤凰网公益 佘韵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