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救灾?想法很好,但不现实 |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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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救灾?想法很好,但不现实 | 观点

2020年03月25日 20:30:49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

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由于医疗物资紧缺,海内外华人积极捐款捐物驰援灾区,为政府主导的抗灾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次疫情引发的全民捐款捐物热情为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所仅见。那一年被学界和公益界视为民间公益意识觉醒的“元年”。十多年后我们再来审视今天社会组织参与的防疫工作,就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座标。

在这些反思当中,不乏业内人和学者对政府指定款物接受机构的垄断性规定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也有学者指出这只是一种误读。对于社会组织参与防疫工作的得与失,谈积极意义和贡献的比较多,反思不足的比较少。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在接受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采访时,以令人敬佩的直率批评了行业的问题、反思了自身的不足。在当前这种乐谈成绩不提问题、只听好话受不得批评的氛围下显得尤其难得。但是另一方面,郝南提出了公益行业一直以来缺少联合的问题,以及公益机构平时不备灾的问题,却没有深入行业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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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认为救灾中缺少协同机制,没有建立起协作平台。“这种协调机制,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我们以前救灾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我们谈协调机制谈了不知道多少年,每一次好像都有,但到真正有大灾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认为基金会行业要反思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协作精神和协作意识。其次,他批评基金会对一线社会组织缺少支持;最后他批评基金会没有预案,没有为灾情留出应急资金。

我并不反对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和批评意见,只是认为他提的这些只是现象而不是原因。中医治病讲究辩证治疗,要弄清病、症、证才好对症下药。“有些病名和症状不一样,比如患者有发热、恶寒、无汗、周身酸楚等症状,中医诊断就是感冒”(以上来自360图书馆:中医的病、症、证的概念和区别)。生病了我们不会把病和症搞混乱,但是在社会学领域,我发现很多专家学者和官员都经常搞不清病、症,以此开出来的药方—— 建议往往不得要旨,更不能药到病除

(一)基金会(社会组织)不能协同是出于理性的选择

在大灾大难面前,为什么社会组织不能建立协作关系,从而在这种合作中取得和政府及市场博弈中的谈判优势?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理性人,这是理性人在预测其他“局中人”行为后的一种互动策略。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与人性有关,与道德无关。

中国慕课网上首都师范大学焦宝聪教授领衔主讲的《博弈论》中详细讲解了双寡头市场模型中的厂商生产行为。在这个属于囚徒困境一个变种的古诺模型中,两厂商独立同时做产量决策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但没有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对博弈论感兴趣请参加网课或阅读相关书籍进一步学习)。古诺模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生产限额被不断突破。我认为这个模型也适用于基金会在应急救灾中的表现。

对于公众筹款的基金会来说,最大压力来自于灾情响应中的时间压力:一是要短时间筹到款;二是尽快购买到救灾物资并输送到受灾区域分发给目标群体。新冠疫情与此前一般自然灾害响应存在极大不同。此次疫情全社会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医疗物质缺乏。即使建立共同应对的基金会协调联盟,医疗物资是卖方市场,基金会不采购,不代表分散的社会力量、政府和医疗机构不会采购,这使得联盟无法获得谈判优势,并且容易失去时间先机,而募集来的资金压在各个机构手中,一旦市场上其他利益方的抢先行动缓解了疫情和物资紧缺程度,这些资金压在各个基金会手中后面很难支出,从而给自己造成社会压力和机构年审的问题。

且不说谁来领导这样一个协同机制以及协作的效率是否就高于单个的基金会行动,在救灾这种与时间赛跑、基金会之间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下,“局中人”面临的博弈策略组合是要么自己抢先一步,要么等待共同行动。但是在这种古诺模型博弈中,抢先策略不一定有好处,但是等待策略一定没有好处。这就是疫情响应时基金会之间形成不了协同机制的根本原因,而且不但此次不能形成,以后的救灾也一样不可能形成这种想象中的协同机制。中外历史以及现实中的案例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古代有六国合纵抗秦联盟的失败,现代有OPEC组织的破产......现实中没有一个这样的协作联盟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基金会不资助其他社会组织是由于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在这次抗疫工作中,有不少声音认为政府的措施限制了社会组织本应发挥的作用,包括在协作者公益云发布的北京社会组织的行动、所受影响及需求的报告中,提到社会组织参与的意义时,举例说受调查的北京市400多家社会组织中,为此次抗疫工作汇聚资金和物资3亿多元。

社会组织在抗疫工作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此次疫情来说,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不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社会组织的参与,这些资金和物资是否就因为打通不了政府和官办基金会的渠道而不能捐赠?社会组织恐怕不能这么自信。

抗疫最有效的手段是封锁,限制人群的流动,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的活动也都在这样一个限制之中。基金会尚且能够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筹款和采购,以及协调线下能够有限活动的物流进行物资运输。但对于更多的社会服务机构来说,在缺少专业防疫知识和防疫能力、更没有接受社会捐赠的条件和能力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等待。

批评基金会缺少对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缺少客观事实的支持。 社会服务机构的优势在于面对社区直接提供服务,封城限制及缺少抗击肺炎的专业能力让社会服务机构的这一优势难以发挥,只能开展线上服务,而“社会组织开展线上救援时,采取了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52.38%的社会组织在线上发起倡议,57.15%的社会组织在机构官网或公众号宣传抗击疫情资讯,50 %的社会组织通过开通热线等方式提供在线咨询服务,26.19%的社会组织提供在线心理辅导支持,23.81%的社会组织开展在线培训服务,还有21.43%的社会组织募集防护物资对接到有需要的社区”。从协作者公益云发布的这份报告来看,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开展了“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从消极意义上来说这些多样化的服务形式在防疫工作中都不是必需的。

这种主要以人力成本为主提供的非物资抗疫行为所需要的成本比较少,而能够在网上开展筹款工作的基金会所募集的资金和物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因此为包括社会服务机构在内的其他社会组织提供这种主要以人力成本为主的小额支持,显然解决不了基金会面临的资金支出压力,更何况网上的定向捐赠都有其预设的用途约束。

如果卓明的负责人批评的是基金会不肯拿出自己的钱来为其他社会组织提供支持的话,这尚且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不乏道德审判的立场。

(三)在一个不确定环境中,最好的策略是短期行为

对于基金会缺少应急预案及应急资金的批评,至少对此次防疫工作中的基金会是不公平的,这主要是因为疫情这种社会公共危机的出现不常见,上一次非典离此次疫情已有16年,即使有应急预案也早过时了。

对于一般自然灾害的响应,基金会是否缺少应急预案和应急资金呢?就我有限的了解,恐怕一般参与救灾响应的基金会都会有应急预案的,比如根据灾情程度的响应级别和工作程序,当然详略程度或者专业水平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不能说没有。

如果批评基金会没有预备灾情应急资金,恐怕是过于苛求了。中国民间基金会以管理费及短期理财支撑机构运营成本, 不说 日子 过得紧巴巴,让他们割出自己的“肉”来支持其他机构发展,恐怕批评者自己都做不到。 如果向社会募集这方面的资金,不会有或很少有捐赠者会认识到必要性而积极响应。 政府有自己的应急管理系统和应急物资储备,更不会把这块儿工作交给民间基金会去做,或者购买民间公益组织的服务——其实我认为民间公益组织未必比政府做得更好,就像红十字会在此次疫情中面临的问题一样,换做其他任何一家机构未必做得更好。 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更有灵活性、效率更高的假想在于我们总是高估公益组织的道德行动力、低估政府的行政动员力以及社会组织不会面临政府部门或者官办公益机构所面临的官僚体制(官僚不是贬义)限制带来的低效率。 这样的假想脱离现实,没有听闻任何民间公益组织在疫区发挥重要作用(不是没发挥作用,我指的是直接参与抗疫防疫)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即使允许民间公益组织进去疫区工作,他们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和做法。

我之前在一家硅片厂工作过。国家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研发工作,对企业引进研发人才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实行财政补贴人员工资及减税等措施。但是,至少我所在的企业,所谓的研发只是技术工作而已,把技术叫研发是为了享受补贴。原因是行业的海内外技术差距很大,除非弯道超车,不然所谓的研发都是别人已经放弃使用的技术,投入研发费用反而浪费了资金。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家的最优选择是把钱赚到手的短期行为。至于是否掌握核心技术、企业是否百年长青等那肯定考虑不上的。这用不着道德审判,每个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基金会在救灾工作中的处境也与之类似。未来不确定,灾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和严重程度以及政府的态度都不可控,基金会能做的除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外,还有比这更优的策略吗?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本文只分析了基金会在应对灾情时所暴露问题的原因分析,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明白我们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国情。抛开这样的现实条件来谈论基金会或者社会组织发挥多大的作用不异于痴人说梦。这种“痴”来自于我们看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而不自主地把这种作用也代入到中国社会中,却忽略了历史以来的制度、文化和社会差异,而且即使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的表现也是有国家差异的,中国更与西方不同。中国政社协同的主导者在于政府。社会组织只能在政府主导的救灾中发挥协助作用而绝非主导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应该怎样做呢?这个问题留待方家思考。

题外话

公益行业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不论是业界还是学界,总结这些困难时往往会列出缺少资金、缺少人才、缺少技术、薪酬水平低等等困难,并提出相应的促进行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在我看来,如文中所说,这些只是一个行业发展问题根源的表现而不是问题本身。我认为,任何行业、任何事业,所有的问题和困难的根本原因就两点:一,如果行业发展不好,要么是政策原因要么是社会需求不足;二,如果行业中个体机构发展不好,那是人不行,就是机构的领导不行。除此之外如果还要补充一点的话,在社会需求旺盛、政策没有限制、机构领导也很有能力的情况下机构仍然成长不了,那就只有一个原因:运气差。

公益行业面临的发展问题,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益慈善行业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需求不足。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好。理解这个问题或许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思考。作为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

这样的解释和看问题角度有一种消极情绪,弄清了来由,却找不到归宿。改变不了世界,作为个人如何应对?

其实很简单。我们还得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叫入对行、跟对人、做对事。

公益行业面对的社会需求不足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做好自己,或者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