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筹款伦理是否适用于个人大病救助筹款平台 | 凤凰网公益沙龙

最近“水滴筹”陷入争议漩涡，与之相关的公益筹款伦理也引发了公众广泛讨论。《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2019年修订版）和《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2019年修订版）的发布，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规范和指导？为水滴筹等大病医疗平台的自律和管理提供了哪些借鉴？12月23日由凤凰网公益主办、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联合主办的公益沙龙上，来自公益界、学术界、法律界的专家代表畅所欲言。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呼吁公众，要区分纯公益平台和非纯公益平台各自的运营逻辑，明确平台方与捐款者的不同职责，推动商业企业筹款规则建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指出，个人求助信息平台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有利补充，改变现有机制逻辑，归避负面事件发生，是所有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秘书长刘正琛认为未来大病众筹医疗公益可能因为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命伦理而消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马剑银表示，由于还存在不属于公益慈善受益范围和社会保障范围的困境，因此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以下为针对此观点，现场嘉宾的观点实录：

凤凰网公益：2019年12月6日，陶教授和方德瑞信参与发布《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2019年修订版）和《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2019年修订版），请简要介绍，它主要从哪些方面做了规范或指导？这些规范和指导是否可以为水滴筹等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自律和管理提供借鉴？

陶传进：需要明确水滴筹等个人求助平台不属于公益筹款的领域。当下在互联网上募集资金有多种形式，其中有两种形式在这个事件中表现突出，即以“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代表的纯公益运作的平台，和以“个人求助平台”为代表的非公益运作的平台。面对这两种平台时，还是需要区分清楚各自的运作逻辑，避免混为一谈。

而在公众选择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作为平台运作方，有责任向捐赠方清晰地说明平台的身份和职责。而作为捐赠方，也需要很清楚自己的捐赠是在做什么、是将资金给了谁、这些资金将会被如何使用、接受捐赠的主体是谁、有无风险和法律权责等等。

当捐赠方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失望甚至愤慨的时候，将瞬间的情绪转化为构建规则的推力并不是件好事。规则构建是为了解决问题现象背后的问题实质，这种构建在公益领域或许可以通过发声、倡导和媒体推动而实现，但在商业和市场竞争的领域中，有效运作的规则很难通过这样去构建，真正发挥长远作用的还是在市场中形成的运作机制。

刘正琛：公益筹款伦理逻辑用于商业企业比较困难，所以规则就变得非常重要。在医疗领域里，信息严重不对称，平台机制一定要有规则竞争。我认为未来大病众筹医疗公益，包括个人救助，可能因为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生命伦理而消失。公益组织可以努力的方向还有很多。将来是不是可以先从儿童做起，让医保全覆盖。

马剑银：哪怕是国家社保与公益慈善都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依然存在不属于公益慈善受益范围和社会保障范围的困境人群，可以通过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向熟人圈或者扩大的社会交往圈子甚至陌生人求助。

只不过现在的个人求助平台上上线的求助项目太复杂，里面存在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有的其实应该由国家社保兜底，有的和公益慈善组织的大病救助项目形成竞争关系，因为社保制度和公益慈善的实践缺陷，他们不得不借助个人求助平台，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和公益慈善组织能力的提升，个人求助平台的求助项目是可以分流的。

此外，公益慈善组织实际上可以在个人求助领域多做一些事情。比如像刘正琛老师所在的慈善组织，实际上可以寻找那些在个人求助平台上募集资金但又募集不足，而且他们可能符合慈善项目救助标准的人群，可以引流这些人到公益领域去。

另外，公益组织在个人求助平台的后端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水滴筹平台与患者之间的第三方资金托管；是否有相应的慈善组织通过真正志愿者的方式来进行信息采集等。公益组织在个人求助领域其实大有可为。也就是说水滴筹这样的商业企业，可以通过跟公益组织合作将个人求助平台的运作模式变得更加多样化。

金锦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个人求助信息平台的存在和发展，对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补充，我觉得这应该是共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让这些负面事件不断发生，不去改变现有的机制逻辑，以后真正需要求助的人可能会无路可走。

这些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在朋友圈里面看到这些信息，给与不给取决于每个人的决定。我不希望这个社会变得冷漠，如果真有困难的人，我还是愿意帮助。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由于这些负面行为最后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公众信心，纷纷出走平台，这样也会真正堵死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