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菌的发现，终结了故事的浪漫

1936年5月，英国国会大厦对面的泰晤士河边，圣·托马斯医院的结核病人躺在床上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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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雾都”到“结核病之都”

对伦敦市的居民来说，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并不可见。例如，我们对地下长达250英里的铁轨以及就在周围那些建筑物中生活的数百人，其实一无所知。再比如，尽管在肯特镇的那条路上住了20年，我却从未走进过任何一个邻居的家中。

总有一些东西会不断地提醒我，那些我看不到的东西其实一直存在：贴在路边的宠物照片，提醒我需要留意一下这个丢失的小动物 —— 正如那只消失在我家后院的猫，也正如某个人，随时会消失在伦敦的人山人海之中。

但伦敦最不可见，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自1956年《清洁空气法》颁布以来，我们再也没有了狄更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所描述的那种到处都是雾的感觉。但是，现在的空气虽不再让人总感觉雾蒙蒙的，却不意味着它就是干净卫生的。

1952年，一名伦敦警察在大雾中，用明火指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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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空气充满了细菌，其中的一种：结核杆菌，就是导致结核病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40和50年代，链霉素和异烟肼药物的发展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以为结核病已经根除。但就像伦敦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它只是转入了地下。在英格兰每年确诊的5000多名结核病患者中，近40%是伦敦人 —— 伦敦不再是“雾都”，却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结核病之都”。

在英格兰每年确诊的5000多名结核病患者中，近40%是伦敦人。

结核病的“不可见”，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首先，它的受害者往往是社会上那些被忽视的，我们“看不见”的人：这种病菌更容易侵袭贫困人群、无家可归者和营养不良者的肺部，也就是那些免疫系统因为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疲劳和药物滥用而被削弱的人。结核菌在贫困的移民社区、监狱、青年旅社等地肆虐。其次，结核病的症状，诸如咳嗽、发烧、盗汗和体重减轻等，都被病人当成是身体孱弱或是某种成瘾症状，病人对自己感染了结核完全不自知。因此，伦敦的结核病就像爱伦•坡(Allan Poe)的小说《失窃的信》中说起的神秘之物一样，通过一层看似普通的外衣逃避着人们的视线。

结核菌的发现，终结了故事的浪漫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倾向于将伦敦视为故事的集大成之地，对我来说，结核病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故事，却并不总是关于“隐形”二字。两百年前，结核病总是跟一个个感性的故事相连。因为我是在书中长大的，所以我读到的那些故事会留给我这样一个印象：似乎只有那些生活得特别丰富精彩，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会得上这个病，死于结核病就像是生命燃烧太快的结果。

1913年《茶花女》剧照：患有肺结核的女主角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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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典型形象：紧紧抓着血迹斑斑的手帕，白皙到半透明的皮肤下，她的生命燃烧殆尽。而我喜爱的几乎所有作家都死于或据传死于结核病：济慈、卡夫卡、契诃夫、勃朗宁、爱伦·坡、勃朗特三姐妹、劳伦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沃尔特·斯科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史蒂文森，乔治·奥威尔等等。

结核病像是“会讲故事的人”的专属疾病，所以，为了在伦敦街头了解结核病的故事，我寻求了医学专家艾尔的指引和帮助，他带我到了济慈故居。1818年，23岁的济慈第一次咳血，并宣称这就是他的“死亡证明”。济慈故居是一座位于汉普斯特德希思丘陵地带的地中海风格的别墅，这看上去可不太像是会感染结核病的地方。当时，那些拥挤的教会所在区，结核病的患病率是现在的三倍。但因为诗人济慈的缘故，这个故居满足了人们对这个“会讲故事的”疾病的浪漫想象。

济慈 (1795-1821) 在罗马临终前的画像，

由他的朋友约瑟夫·塞弗恩所画。

当然，这种疾病本身并不是在这里诞生的。结核菌至少有17000年的历史。但它却是许多浪漫故事的起源，当时的传说是，结核菌依赖于人体内的“浪漫主义”，就像济慈在《夜莺颂》中描述的那样：“青春变得苍白，人像幽灵般消瘦，然后死去”，结核病就是“爱上了这种浪漫的死法”。后来，他的朋友约瑟夫·塞弗恩在济慈临死前，为他画了这幅肖像，巩固了人们对于结核病的印象。而当时，济慈去罗马正是为了换换空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远远地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彻底忘记”。

1882年3月，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宣布发现了结核病的病因 —— 结核杆菌，它通过空气传染，并不是什么天生的疾病，这一发现终结了故事的“浪漫版本”，到20世纪，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结核病故事版本：一个关于愤怒与否定的故事。

济慈前往罗马的100年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劳伦斯都搬到了希思荒原。他们两位都患有结核病，而且很可能是劳伦斯传染给了凯瑟琳，他们都称自己不是“内在燃烧”，而是“外在爆发”：他们对光的消逝感到异常的敏感而愤怒。劳伦斯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中写道：“我对你这让人日渐衰退的病感到深恶痛绝。”他如此直接的表达令人震惊，但这种疾病本身就让人感到恐惧，尤其是对劳伦斯这样一生都否认自己患病的人来说。

劳伦斯很可能是在童年时就在诺丁汉的矿区感染了结核病，不管天气如何，他只要一进入房间就会把窗户打开，而他在意大利和新墨西哥州的旅行把他带到了纬度越来越高的地方。即使在汉普斯特德，他也选择住在荒原之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肺严重萎缩，体重降到44公斤，他把自己的病情描述为“支气管问题”。

这就是结核病故事的复杂性：它所谓的“魅力”掩盖了一种可怕的耻辱，连医生都无法对它准确命名，而称之为“消耗病”。正如卡夫卡去世前两个月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在讨论结核病时，每个人都会变得遮遮掩掩，目光呆滞。”

伦敦市的“发现与治疗”移动X光检测车。这是一项公共卫生倡议，旨在对难以接触到的群体进行及时检测，发现结核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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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健康，他看到疾病

我看到财富，他看到贫穷

结核病已经不可能再用感性的面具掩饰，但这种疾病仍然隐藏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今天的伦敦，人们仍然对结核病存在羞耻感。艾尔医生告诉我，他知道一些病人，宁愿被说患上了艾滋病，也不愿别人知道自己得了结核病。他带我参观了伦敦市的“发现与治疗”移动X光检测车，车上印着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标志，艾尔医生就是这个倡议的发起人。

我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我肯定有十几次经过这个车，却对这是一个结核病医疗专车的情况毫无察觉。走进车里，才发现这里存在的小世界：护士、社会工作者、治愈的患者，还有正在接受X光检测的人。

位于菲茨罗维亚克利夫兰街的旧济贫院，现在正被改造成豪华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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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医生给我看了一个肺部的X光片，描述了如何查找肺结核的感染踪迹。碰巧的是，那一周我正好在关注肺的问题，因为参观的前一天，我正好因为体检做了肺部X光检查。

公共卫生活动家 约瑟夫·罗杰斯博士(1821-1889)。

我继续跟着医生来到了曾经是克利夫兰街济贫院的旧址。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狄更斯小时候就住在离此不远。据说，济贫院就是他很多故事灵感的来源。这个旧济贫院被隐藏在巨大的广告牌后面，广告牌告诉我们，这里将被改造成52套豪华公寓，每套售价200万英镑。

在19世纪中期，济贫院的医务负责人是约瑟夫·罗杰斯(Joseph Rogers)，他是结核病故事中许多隐形的伦敦人之一。他是一位极为活跃的公共卫生活动家，他的成就之一是在1851年取消了“窗口税” —— 那个年代的一种特殊的装置，就是用砖头封住窗户，这样既无法通风，还会造成疾病传播，剥夺了人们享受阳光、新鲜空气和良好健康的权利。每条18世和19世纪初的街道，至少都有一扇这样被封住的窗户，每一扇被封住的窗户都意味着更大的传染和死亡风险。

艾尔医生的伦敦与我的伦敦似乎是两个平行的城市：我看到健康，他看到疾病；我看到财富，他看到贫穷。他指给我看那些在街上的人，他们的肺部可能感染了结核菌。他用像是一副带着X光的眼睛看待这个城市的人潮。乔治·奥威尔1950年死于结核病，艾尔医生带我参观了奥威尔去世的病房。我暗自思忖，奥威尔是在哪里染病的：是在巴黎还是伦敦落魄潦倒的时候？

一张显示有感染的肺部X光片，摄于结核病的公共卫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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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回到家，正在思考结核病如何成为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故事之时，发生了另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至今还没有完全理解其中有怎样的玄机：我接到医生的电话，说我的肺部X光片显示，我似乎长了两个肿瘤，恶性与否还无法判断。所以，第二天我回到了医院做胸部CT，躺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起了艾尔医生多年来在他们的移动检测车里检查过的成千上万个肺。

扫描结果出来，这些所谓的“肿瘤”不是什么癌症，只是童年感染了结核菌却没发病也没确诊的遗迹。我和它一起生活了40年，对它的感染一无所知，就像我对从家下面流过的河流一无所知一样。

结核病也是我的故事。

*本文编译于刊载在《卫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