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贾樟柯亲自颁奖，他用镜头改变了十多个孤残“花儿”的命运

2009年的冬天，在山西原平的一个小山村里，一对农民夫妇跪在他们家后院的玉米地里。

寒风凛冽，大雪厚得没过了膝盖，脚下埋着的是他们已去世的十多个孩子。

56岁的陈天文，嘴里念念有词：

“你们安息吧，

你们要保佑在世的弟弟妹妹们，

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

能够继续地活着。”

老两口的边上跪着几个四五岁的孩子。

当时风呼呼地吹，天上还飘着雪，在他们的边上有一位小伙子举着摄像机，满脸都是泪水，手不断在颤抖，那个人就是我。

2009年，我还是一个浙江工业大学广电专业的在读生。

当时正在准备毕业作品的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山西原平市楼板寨西庄村，一对农村夫妇陈天文与郭改然用了20多年时间，收养了40多个残障弃婴，有的是先天唇腭裂，有的是肢体畸形，有的是脑瘫，也有个别单纯是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健全孩子。

当时我就决定，要以此作为毕业作品选题，记录这对夫妇的故事。

那年冬天，我坐上了开往山西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而是和一对陌生的夫妇、一群残疾孩子度过了春节。

01

 初见 

在去之前，我设想了好多关于他们家的场景。

在我看来，那里应该萦绕着痛苦的、阴云密布的氛围，毕竟，一屋子里十几个疾病缠身的孩子。

在火车上，我已经和搭档充分沟通，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我们经历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推开院门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一个乡村的小院里，孩子们在追跑打闹很开心地笑着，大叔大妈正端着一盆水从屋里出来，当时一个词就在我脑子里蹦出来，那就是“家”。

虽然日子很艰难，但他们很乐观，孩子的脸上都是最朴素的欢笑。

刚开始接触，他们对摄像机还有一些陌生感，但后来的一件小事，不仅消除了他们对镜头的拘束感，而且让我真正成为了他们的“自己家里人”。

到那的第一天，他们把二儿子结婚用的新房腾出来给我住。住了一晚上，我怎么都觉得不舒服。

第二天我跟大妈说我想换一个房间。

“大妈我能不能到南边的那个空屋去住？”

“不行，你肯定受不了的，那间屋子晚上我们不烧炕的。”

“我还能坚持。”

大妈只好帮我把炉子生了起来。我和搭档都是不会生炉子的南方人，当天半夜炉火灭了，再加上不烧炕，我盖了五层被子，加上一件军大衣，依旧冷得不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窗上都结着厚厚的冰凌。

大妈过来很心疼地看着我，她说，“孩子，你不怕冻坏了吗？”从那时起，我真切地感觉到，我们被这个家庭接纳了。

我说，“没事，你们怎么住，我们就怎么住。”

▲苏家铭（后排右一）与陈天文夫妇以及孩子们在一起

02

 记录痛苦，渴求改变 

拍摄进行很顺利，影片在11年4月完成了拍摄。

我们把这部作品，命名为《花儿哪里去了》。

以“花儿”命名，是因为在我心里，虽然这些孩子只是路边捡来的有缺陷的“小野花”，但如果我们用爱给他们以阳光雨露，他们也会绽放得很美。

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感到无力，拍摄某些场景时，尤其是上坟的镜头，甚至连摄像机都举不起来——

我一直在记录他们家，记录他们的痛苦，但我并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我一直都希望能帮助他们，改变生活的困境。

但当时还是个花着父母的钱，没有收入的大学生的我，发现自己的力量很渺小。

2011年4月，那是山西的雨季。

大叔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家铭不得了了，我们家里发生大事情了！家里的一个房子裂了很大的一条缝。”

我知道，房子的旧墙边上就是他们的炕，大叔大妈跟十多个孩子就睡在这个炕上，万一这个墙塌了，后果不堪设想。

“大叔，你别着急，我来想办法。”但其实当时我心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叔牵着花儿们

当时，正好村里有一套房子要出售，卖家开价22万。这样一笔巨款，凭我一己之力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

那时微博刚刚兴起不久，我想尝试借助网络的力量，也不知道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和学弟学妹们商量之后，2011年5月12日，我以花儿基金的名义开通了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些“花儿们”的故事与求助的信息。

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很快就收到了第一笔一千元的善款。

同年6月，我们的作品《花儿哪里去了》有幸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手机单元“最佳影片”以及“最佳纪录片”两项大奖，当时是徐克和贾樟柯导演给我颁的奖。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徐克导演在我耳边说,

“年轻人你在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我们大家都会帮你，

整个社会都会帮助你。”

▲徐克导演给苏家铭颁奖

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影像的强大力量。

颁奖仪式上宣布将有3600美元的奖金奖励，当时我就在现场表示，这个奖金全部会给到大叔大妈，自己不会要一分钱。

当我把这笔奖金全部捐给花儿基金时，我仿佛看到了新花房的影子。

在那之后，《经视新闻》、《薇薇生活家》等媒体关注到这个家，报道了花儿的故事，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加入捐赠，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善款。

这里面有小学生的零花钱，也有毕业生的第一笔工资；有匿名捐款的网络作家，也有30年前受助于人，如今传播更多爱心的60岁老人……

不到四个月，我们就筹得了26.6万元。

孩子们的新“花房”已经近在眼前了。

那年国庆节的前三天，浙江工业大学的老师以及我们花儿基金队员们，从杭州火车转汽车，林林总总历经30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山西原平市楼板寨西庄村，准备为孩子们搬新房。

那几天，白天我们陪孩子们玩、给他们讲故事、洗澡。

晚上，队员们一起住在“花房”里，帮孩子们暖房。

深夜，从“花房”的窗户看出去，院子里的星空很美。微风里，依稀飘来清甜的苹果香。

搬迁典礼的头天晚上，我们做着搬迁前的最后准备。气温骤降，但我们并未感到寒冷。

原以为这会是一个感慨万千的晚上，但事实上，搞卫生、挂横幅、贴对联等繁琐工作让我们无暇去回想这半年来付出的汗水与泪水。

新“花房”很敞亮，有七八间屋子，还有前后院子。

从此，十多个孩子再也不用挤在一个炕上了。我们还设想，今后要在这里建无障碍设施、活动场所、阅读间等。

直到如今，我始终清晰记得花房揭牌的那一天，郭改然大妈抱着我热泪盈眶的画面。

很多人都默默地站在阳光下，看着大妈像孩子一样哭泣，继而又微笑。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生命花园里，真的开出了灼灼桃花。

▲“爱心花房”搬迁典礼

03

 更好的未来，会来 

在花房搬迁前的9月15日，大叔大妈登上了湖南卫视《帮助微力量》节目。

那期节目之后，更多人了解到花儿基金，了解到花房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更有力的资金支持。

紧接着，浙江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更为花儿的故事进行了大幅报道。

11月9日，花儿基金与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签订协议，成功找到了“娘家”，成为阳光教育基金会名下的专项基金。

“花房”成功搬迁之后，我们开始谋划下一个目标“花儿康复计划”——我们要给那些残疾孩子进行系统的医疗诊断和治疗，让这些花儿长大后能够自食其力。

爱民、爱善的兔唇问题，在青年时报举办的“微笑行动”活动中得到了免费治疗。

偶偶、小旦的下肢畸形瘫痪，我们都陆陆续续安排他们到杭州上海等地的医院进行治疗。

▲2012年3月，偶偶前往上海进行手术

▲2014年愣愣在上海做手术

在部分孩子完成了手术治疗之后，为了配合孩子的复健活动，我们启动了“花儿乐园计划”。

在2013年9月，在爱心企业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在花房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花儿乐园”。

在这期间，我与花儿基金的队员们以及花儿一家人，有幸登上了《中国梦想秀》以及《鲁豫有约》等节目。

在梦想秀当中，我们成为了那一季节目第一个全场300票通过的追梦者，而且，在两档节目中，还得到了在场公益、教育专业的人士的热心建议，还有人提出为花儿们提供教育上的支持。

这些经历再次印证了徐克导演那句话：整个社会都会帮助你。

▲花儿团队在中国梦想秀节目

▲花儿一家在鲁豫有约节目

就这样，花儿基金以每年一个计划为目标，不断地在改善着这户家庭与孩子们的人生。

此外，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还将花房设立为同学们的社会实践基地，每年都会定期安排同学去陪伴孩子们，给他们上课。

我还给小旦留了一台DV机，小旦虽然双腿残疾，但是具有独特的摄影天赋，我想让他从他的视角里记录更多花房里的美好时光，所以《花儿哪里去了》这部纪录片一直都是“未完待续”……

04

 用影像联结生命 

2011年我大学毕业了，在帮助花儿的同时，我也在浙江电视台担任着民生新闻记者的工作。

四年的记者生涯，给予了我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机会。

我拍过从杭州出发的最长的一列火车，拍了49个小时；也拍过在三伏天近40度的高温下，在室外装空调的工人；还拍过一个在制造业不景气的环境下，难以招到工人的服装厂。 

在工作之余，也开始给一些公益组织拍摄短片，比如壹基金温暖包项目的纪实短片《解冻辣子树》，以及净水计划项目的《甜》等。

▲《甜》

▲《解冻辣子树》

在拍摄《解冻辣子树》过程，在人群当中，我突然发现一双明亮而忧郁的眼睛，它属于一个叫马艳的女孩，出于好奇，我们还去了马艳的家里记录她的生活，看见了她脱下鞋子后冻得发黑的双脚。

此后，这支短片一直都是温暖包项目的筹款宣传片。

那次拍摄回来后，领导让我把拍摄的素材做成一个「小苏的旅行日记」栏目，我做了六集，栏目在春节推出没几天，我们热线电话就被打爆了。

不断有观众打电话过来表示想要帮助这些孩子，怎么能够帮助他们？甚至有一位观众说，“我的女儿在去年车祸去世了，我希望能够领养她。”

一年之后，当我再次问起当地的项目官员时，我听到让人欣慰的回复——当地的路修好了，马艳小姑娘也有了更好的生活，她不用在冬天泥泞的地里再跑来跑去。

2014年，我离开了电视台，跟随我的导师萧寒老师，去西藏拍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在西藏度过了近一年。

期间，我在海拔最高的寺庙绒布寺住了一晚。那天晚上，面对绝美的星空，我不自觉地开始思考生命的三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看着满天繁星，它们看似遥远，但又好像很近，我觉得它们当中必将产生某种联结。我突然醒悟，或许我的天命就在于此，我所做的影像就是为了让生命产生联结。

在那之后，我开始萌生一个想法——把公益影像当做未来的人生事业。

于是，2017年我成为了“益桥中国”首届fellow（伙伴），在益桥的支持下，“自在公益影像”成立了，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的团队为六十多家公益组织，拍摄了一百多部公益短片。

我们的公益广告《棋局》获得了中国网信办举办的全国公益广告大赛一等奖、公益微电影《姐妹》入围了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社会实验短片《爱要好好说》也获得了2017中国公益映像节优秀展映奖。还有2018公益映像节最佳展映奖，2018年社创之星全国总冠军；还有中国慈展会认证的“中国好企业”称号……

奖项有很多，但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些影像背后的力量。

例如，在去年的世界大象日，我们拍摄了一个关于大象的短片，短片当时结合一个活动推出后，国内有三家旅行社宣布不再提供大象相关的服务。

还有前文提到的辣子树村的马艳、净水计划里甘肃苦水村的孩子、还有花房里的花儿们……这些生命因为这些影像的传播发生着改变……

▲2016年花房扩建了一层

▲花儿们得到和健康孩子同等的教育机会

▲偶偶术后逐渐恢复行走能力

▲爱民与爱华近期开始学习摔跤，打算走体育竞技的道路

这些改变就是公益影像的力量，它是一条纽带，让相距千万里的生命产生了联结，并互相影响着。

而在中国公益领域，却仍旧有许多好的项目、很多触动人心的故事无人知晓。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影像让更多的人能够感知到其他的生命个体，正如10年前，大叔大妈的善影响了我，而我的影片，又触动了无数本不相关的爱心人士……  

正如我们团队的名称“自在公益影像”，顾名思义，就是要用影像，将公益传递到更多的人心中。

我始终以“善”要求自己，希望能用我的善，注入到我的镜头当中，去联结更多的拥有善心的人与需要帮助的人，将善的力量凝聚起来。

当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影像产生联结，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人人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