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生：建立共善价值体系

11月20日，由中国慈善联合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慈善文化论坛（2018）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召开。论坛主题为“中国慈善文化的演变与传承”，十余名来自学界、慈善的业界翘楚，通过主旨演讲、点评、对话和评述等方式，为与会者奉献了一场慈善文化盛宴。论坛由北京爱的分贝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娟主持。

活动现场，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慈济基金会人文志业发展处主任何日生出席活动，并发表题为《建立共善价值体系》的演讲。何日生表示中国传统文化里，“慈善”的概念始终存在，“中国慈善的一个共同价值观是利他，利他才能利己”。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嘉宾、两位主讲者：

我很抱歉，这两天没有用心照顾好身体，有点感冒。很荣幸能够跟各位报告我听梁其姿、秦晖两位前辈的精辟论点及演讲之后的感受。

首先谈谈梁其姿教授关于明末清初以来慈善组织所开拓的公共空间这样一个非常详细、富有历史意义的演讲。其实梁教授的书我也有在拜读。我想从儒家谈起，孔子其实并不反对普通人做慈善，至少我从经典来看没有过这种情况。孔子的弟子子路当时为官，孔子的建议是臣不能抢君王的功劳。而子贡是商人，他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者救助周围能救助的人，而圣者救助天下人，尧舜都可能做不到这种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不同的弟子有不同的开释。所以至少从我的理解看，并非早期儒家认定慈善纯粹是君王的事情，而与民间无关。

我很感谢梁教授对于佛教的研究，隋唐时期，佛教的慈善之举非常多，如设立悲田院、三阶教。它实际上是最早的微型贷款，在寺庙里发放食粮、做医疗，给穷人贷款且不要利息，即使有些收利息也不需要抵押，这就是无尽藏院。且越做越大，到后来由于财富过多，导致到北魏灭佛时三阶教首当其冲。毕竟佛教势力过大，对于王朝也是一种威胁。三阶教存在几百年，而且至少到宋朝、明朝，救济一直是寺庙非常重要的一个慈悲实践。到了宋朝，宋明理学吸收了一些佛教理念，所以佛教至心，儒家讲理；到了明朝，王阳明集其大成、诚意正心，所以明朝以后佛教比较没落。这之前包括儒商、宋朝商人都说我堂堂一个大丈夫，虽不能立功于天下，岂不能造福乡里？所以传统儒商以造福乡里为主，这在很多历史典故上都不难发现，说明中国传统，不管是儒家还是佛学，这种慈善的概念始终存在。

有一点很重要，在中国社会里没有分别太多的所谓政府与民间，还有所谓的公共空间。刚才梁老师特别提到有关于明清时代的公共空间，无论是即将成型抑或是已经看到的，她的理解是有根据的。公共空间是从西方发展的概念，西方历史上过去是教会王权掌握整个国家，到16、17世纪商业崛起，他们通过航海冒险获取大量资金，国王为了要跟商人课税，必须跟城市阶层的商人谈判，所以才有了下议院的成立。而这些新兴的城市阶级的出现，产生了新的公共领域空间，正是所谓有别于西方教会、王权的第三个空间，通常指的就是商业的空间。那个时候，教会没落了，贵族没落了，王权受到了商业的节制。而18世纪之前，宗教在战争，国家又在战争，所以大文豪伏尔泰说：“最好的场域就是商业。”商业里有犹太教、穆斯林、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中国商人，每个人都平等尊重、平等交易。所以亚当斯密说：“为私利能够创造更大的公益。”因为在那个时候，商业就是一个公共空间，既不属于教会，也不属于国王，所以事实上公共空间的概念就是从西方来的。那是一个公共空间最早的来源，当然后期可能指的是商业与政府之外的第三个公共空间。现在来讲，中国近代有没有公共空间，可能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模式来看待。西方总是有很多的区分法，而中国整个国家更像是一个家，君臣、父子、兄弟，不管是小家还是大家，中国就是一个大民族。

其实我们在慈善上应该发展不同思路，第三部门也好，第四部门也好。中国是一统概念，它的概念跟西方概念不太一样，所以在寻求中国慈善模式的时候，我们要去发展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内涵。在国家是家，家庭、家乡也是家的概念下，属于家的那种仁爱和慈爱，怎么展现中国特有的慈善文化？我想这也是梁教授在她的演讲中希望寻找的线索。

特别提到有关人道主义是不是信仰，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要界定信仰是什么？近代最有名神学家之一Paul Tillich（保罗·田立克），他说信仰就是人们的终极关怀。每一个人都有终极关怀，马克思就是以共产主义为终极关怀；佛教终极关怀就是世界是一，利他就是利己；道教的关怀是富贵有命；儒家的关怀是天人合一。所以只要有终极关怀的都是信仰，但信仰不等于是宗教，是一种心灵的归属，是一种生活的行为模式。所以人道主义可以是一种信仰。

中国文化里很强调内圣外王，特别是王阳明提到儒家的过去只有士大夫可以内圣外王；宋朝则是前面提到的“丈夫不能立功天下，岂不能造福于乡里”；商人也可以内圣外王，要对你的家庭、家族、乡里都尽其责任。我认为慈善的意义应该更广，能够放在很多框架里面看待，所以这次我们探讨慈善文化究竟走向何处？帮助人在政府做不到，在企业贫富差距产生以后来做救济，慈善应该更深入培养每个人的善念，无论什么人都是以善看待这一切。

秦晖教授提到philanthropy，是一个比较大的框架，而charity提到是帮助别人。从我的理解来看，基督的思想要更加彻底地去爱人。耶稣说我不要你只请你的好朋友、兄弟来家里吃饭，而是要穷人、乞丐都来到你家里吃饭，才能得到我的纳悦，若是请穷人来家里吃饭才是真正体现上帝的福音。希腊有奴隶制度，不管是西塞罗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公民去履行公共服务，都是在公民有阶级的基础上。而耶稣的思想，特别是保罗的思想，保罗是把基督福音传到异邦，并传播到世界的尽头，他也做到了。因此基督的思想可能比希腊的思想更为平等，更彻底做到对人的慈悲和对穷苦人的慈爱。在中世纪，资本借贷不被教会允许，会造成很大的贫富差距。无限的追求财富，是18世纪以后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情况，不是基督教或者是西方历史的一个本源。西方历史从来没有无限制的要人追求财富，然后造成贫富差距，造成马克思提到要共产，不断提出修正。所以从宗教历史来看，他们对于这种贫富差距，是节制的，是关怀的，这是很重要一个历史过程。

再提到第三部门是志愿的，其实比尔·盖茨设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他们是一个由500多名职员组成的公益机构，他们将资源委托给其他公益机构执行，他们靠的不是志愿者。我们一定要理解，不管是NGO也好，第三部门也好，其实他不止是志愿者，他们也是一群很专业的人，为了一个理想和理念在奉献。志愿者也是理念倡议者、价值倡议者、实践者以及价值受益者。志工也是，台湾慈济创办者证严上人也强调志工，后来台湾社会都将义工改成志工，这是在一个自我的理念上来发展这个工作。同样，谈及第三部门或者第四部门，感觉是用西方的概念来发展公益组织。哈佛大学的丹尼贝尔预言，将有一群社会实践者用公益思想来推动社会公益，不再是科层官员、企业家，而是这群社会实践者，他们出现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公益领域。我们现在提到有关于社会企业究竟属于第几部门这个问题，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整体来看，就是不管是社会企业，还是慈善企业，其实都应该体现“善”。我们从善经济来看，经济生活中应该利他，应该有善的概念，而不是说我赚钱以后再做公益，其实可以在做产品的时候同时做公益。像社会实验也是，不能说乔布斯不够实验，很多实验都是从商业推动，所以我认为，所有善和文化要从企业着手，从NGO着手，第三、第四部门都要着手。今天我们在这边寻求，我们可不可以在政府、民间、企业公益当中，找到我们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共同价值，将这个价值体现在政府善的治理，体现在善的企业和善的经济，体现在善的公益里，不是为了自身组织的扩大，而是为了真正奉献给苦难的人。我在济慈17年，做了许多一线救济工作，也从事许多学术思想论着，我认为在中国思想的基础上以及从传统到现代来看，应该要寻求一个共同的慈善思想理念，或是从共同可以接受的概念或是平台来发展慈善文化，不管是政府的善治理、企业的善企业，或是公益的善公益，从这样的角度，来着眼于这种可能性。

刚刚梁教授提到宗教与政权的关系问题，第三、第四部门与政府的关系，与企业关系是什么？如果所有的关系之间没有共同的信念，彼此的关系将会是对立的，存在着一种互相消长的关系。换句话说，这只是部门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善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善的关系，那么它肯定是一个相互涵容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和互相消长的关系。

说起中国的龙，8000年前就有了蛇跟龙头的雏形，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化起源，在辽宁朝阳的牛河梁文化。龙的文化是蛇的部落和鱼的部落的融合，所以才有鱼鳞；龙与鹿的部落合并才有鹿角；与鸟的部落合并才能够飞翔。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很喜欢融合、统一，能够相互兼备，走中道的原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寻求新的中国慈善模式，找到一个共同价值观。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利他，利他才能利己，善一定是利他的。从利他的角度，政府是一个好的政府，企业是一个好的企业，公益是一个好的公益。利他就能够更好的理解这种“共善”的思维，谢谢大家！